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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学派的转变对于近代伊朗政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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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伊朗萨法维王朝和恺加王朝时期发生的教法学派之争――阿赫巴尔学派与乌苏勒学派之争,在伊朗历史上具有重要作用。其争论的本质是乌莱玛是否能够在伊玛目隐循时期指导什叶派民众,继承隐循伊玛目的权威。穆智台希德可以代替隐循伊玛目在什叶派中的地位,民众必须提出穆智台希德的指导,乌苏勒学派最终的胜利对近代伊朗政治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教法学派;阿赫巴尔学派;乌苏勒学派;近代伊朗;政治影响

一、阿赫巴尔学派与乌苏勒学派之争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发生的关于阿赫巴尔学派和乌苏勒学派之争,从内部分化了什叶派。他们争端的重点是关于法基赫(Figh)的原则和方法论,尤其是关于塔克里德―顺从于宗教学者的宗教律法指导;伊智提哈德(Ijtihad)―宗教学者是否可以将自己的理性判断应用于宗教律法之上[1],阿赫巴尔学派拒绝这两个原则,他们认为整个什叶派社会,不管是宗教学者还是普通信徒,只能服从伊玛目的指导,主张法律的推理应该借用逊尼派哈尼法派的原则,阿赫巴尔学派强烈地注重伊玛目的权威。而与之相反,乌苏勒学派却主张要服从于合法的宗教学者的指导,而且要实践穆智台希德的伊智提哈德,其表面上看是两个学派关于教义的争端,其本质就是乌莱玛对于是否参与政治,是否应该拥有世俗权力的争论,乌莱玛在19世纪对于社会-政治的表达。乌苏勒学派的胜利确定了什叶派乌莱玛崇高地位,对伊朗以及整个什叶派世界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阿赫巴尔学派和乌苏勒学派争端的起源要早于18世纪,双方都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什叶派的正确教义,都将对方看成是创新。

由于伊玛目的隐循阿赫巴尔学派和乌苏勒学派表现出了解决法律问题上的回应。伊玛目是唯一的法律指导和解释的源泉,但是在他隐循之后需要出现一个合法的指导源泉填补他的空白。阿赫巴尔学派的回应是最小化这种需求,强调伊玛目持续的指导功能。没有必要去建立一个新的阐述和履行宗教法的过程,只要去查阅和吸收已经存在的圣训便可以,这个回应逐渐被阿赫巴尔学派具体化。乌苏勒学派的回应更加具有实用主义倾向,需要从一个新制度上的指导,宗教学者通过使用伊智提哈德解释宗教法,履行宗教法令。根据这个观点,乌莱玛的任务不仅仅是研究调查圣训和教义,解释法律同样重要。在整个萨法维王朝时期国家管理着宗教机构,乌莱玛的角色被明确的定义。随着萨法维王朝的灭亡国家与宗教之间的纽带被切断,此外18世纪缺乏一个有效的政治权威,乌莱玛在社会中开始占据领导地位,随着他们之间的争论和相互指责阿赫巴尔和乌苏勒学派的学说急速的扩张,争论的结果造成了重要的直接影响。[2]

二、乌苏勒学派的胜利

阿赫巴尔学派最初在伊拉克的圣地占有统治地位,在那里如果有谁拿着乌苏勒学派的书籍必须遮盖起来不然会受到阿赫巴尔学派的攻击。[3]阿赫巴尔学派是毛拉・・阿斯塔巴迪创立,乌莱玛被排除在伊朗的国家事务之外,当时在大空位时期,整个社会的趋势就是否认穆智台希德的作用,严格限制乌莱玛在社会中的角色。阿赫巴尔学派的统治地位被著名的乌苏勒乌莱玛阿伽・・比赫巴哈尼终结,他被认为是整个18世纪什叶派最杰出的乌莱玛,在18世纪末他控制着什叶派,由于他的这些成就他被授予了穆贾迪迪(宗教复兴者)的称号[4]。

比赫巴哈尼1705年出生于伊斯法罕,小时候跟随父亲定居到卡尔巴拉,在他父亲的指导下学习宗教,比赫巴哈尼曾想放弃学业离开卡尔巴拉,据传伊玛目侯赛因在梦中阻止了他,要求他留在他殉难的地方。他的对手阿赫巴尔学派在伊拉克的圣地卡尔巴拉、纳杰夫等地占据统治地位,而比赫巴哈尼毫不畏惧他留在这里与阿赫巴尔学派做斗争。他开始著书立说反对阿赫巴尔学派,并且广收弟子扩大影响[5]。他的论著和学说为乌莱玛的实践功能辩护,他认为乌莱玛是法律的仲裁人和执行者。他的学生著名的乌莱玛贾法尔・纳杰非记述:比赫比哈尼身便随时陪伴着一些行刑者,随时会处决那些反对比赫比哈尼的人。比赫比哈尼是穆智台希德中最高等级的,他是伊智提哈德的实践者,他在伊朗的近代史上留下的与众不同的印记。比赫比巴哈尼和他的继承者详细的阐述了塔克里德和伊智提哈德的原则。全力参与到历史的发展中,不仅给普通民众提供了个人和宗教的指导,而且参与到国家和政治中。乌苏勒学派的胜利将什叶派社会分为两个阶层:穆卡里德―被迫去实践塔克里德的人;穆智台希德―有权力行使伊智提哈德的人。关于宗教法令,要么是穆智台希德根据逻辑证据经行理性推断,要么顺从于穆智台希德的推断。在一些有争论的问题上,穆智台希德之间可能会有不同或者相反的推断。因此穆卡里德的责任就是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一位穆智台希德。选择一位穆智台希德就是选择了效仿的源泉。这位效仿的源泉必定有着出众的学识和虔诚的心。如果效仿的源泉去世,那么信徒必须重新选择一位;只有活着的穆智台希德才可以去效仿。自从宗教的律法卷入到政治中,穆智台希德的功能扩展到了社会―政治上的维度。在某种程度上仿效源泉有责任对政治事务经行指导,君主自己是穆卡里德,需要听从穆智台希德的裁定,在理论上会束缚于的乌莱玛权威。在萨法维王朝时期乌苏勒学派还没有胜利,君主任务自己是伊玛目的后裔拥有宗教上的合法性。恺加王朝建立在萨法维王朝灭亡之后18世纪末,没有了萨法维人的宗教光环,也没有尊重穆智台希德的指导。恺加王朝时期的大多数时间君主和乌莱玛之间存在持续的紧张,最后走向了公开的对抗――立宪革命。在法特赫・阿里登即位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阿赫巴尔学派在米尔扎・・阿克巴里的领导下实现了短暂的复兴,因为米尔扎・・阿克巴里成功预言了入侵巴库的俄军统帅的死亡而获得了法特赫・阿里的信任。乌苏勒学派的重要人物比赫巴哈尼在1803年去世,但是他的儿子和他众多的门徒继承了他的衣钵,继续攻击阿赫巴尔学派,比赫巴哈尼的学生谢赫・贾法尔・纳杰非向法特赫・阿里呈送了《揭发米尔扎・的罪恶―乌莱玛的敌人》驳斥米尔扎・。他在文章中指出阿赫巴尔学派的错误,并警告国王注意阿赫巴尔学派的危险本质,贾法尔宣布米尔扎・・阿克巴里是异教徒。[6]米尔扎・・阿克巴里失去了国王的支持,国王把他流放到了伊拉克的圣地,他发现在伊拉克圣地已经没有人支持他,乌苏勒学派已经彻底的战胜了阿赫巴尔学派,他在那里继续受到乌苏勒乌莱玛的攻击,1816年死于暴乱。从此之后,阿赫巴尔学派彻底被乌苏勒学派打败。

三、阿赫巴尔学派和乌苏勒学派的争论焦点

阿赫巴尔学派和乌苏勒学派的争端持续了几个世纪,双方争夺的焦点集中在宗教法源、法律推断和乌莱玛的地位问题等这些观点上的不同态度。

在宗教法源方面:乌苏勒学派认为法源应该是《古兰经》、圣训、公议和推理。阿赫巴尔学派任务法律的源泉只应该是《古兰经》和圣训。公议和推理不具有合法性,是非法的创新,阿赫巴尔学派的创始人阿斯塔巴迪甚至拒绝《古兰经》成为法源的权威性,其认为《古兰经》中的隐秘是常人无法领会的,只有不缪的伊玛目才有合法权力去解释《古兰经》,他认为只有什叶派的四个圣训才是可靠的法源[7],而乌苏勒学派认为可以通过理性的推理解释《古兰经》,并且在四大什叶圣训中也有一些不可靠的圣训。

在法律的推断方面:乌苏勒学派和阿赫巴尔学派对待伊智提哈德的问题上产生分歧。以伊智提哈德的方式来进行教法判断上,阿赫巴尔学派坚决拒绝这一行为,乌苏勒学派认为在《古兰经》和圣训都没有涉及的情况下,在伊玛目隐循的情况下,乌莱玛需要引导民众,伊智提哈德是可以被运用到教法的判断上的,而且运用伊智提哈德判断是乌莱玛的义务。阿赫巴尔学派任务乌莱玛的任务就是在圣训和古兰中寻找伊玛目的教法判断依据,在没有明确的圣训和古兰的支撑,必须谨慎,乌莱玛没有必要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做出教法独立判断的只能是不缪的伊玛目,乌莱玛没有这个特性,因此没有权利做出伊智提哈德。

在乌莱玛的地位问题上:乌苏勒学派将什叶派社会分为两个阶层;一是穆卡里德muqallid(追随者),二是穆智台希德,其是能够对教法进行独立判断进行伊智提哈德的乌莱玛。普通民众要追随穆智台希德,就像服从伊玛目一样,穆智台希德是伊玛目的证据,这个证据是任何时代都不可缺少的,穆智台希德是伊玛目的人,穆智台希德是民众的榜样,因此普通民众必须追随一个穆智台希德,而且禁止追随已故的穆智台希德,必须听从穆智台希德的判断。而阿赫巴尔学派认为所有人都是伊玛目的追随者,任何人都不应该去追随一个普通人。

乌苏勒学派的胜利不仅改变什叶派的宗教体制,而且对于什叶派的政治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什叶派的穆智台希德成为隐循伊玛目的代表,成为什叶派的绝对权威。普通民众必须服从穆智台希德的教诲,穆智台希德的判断在各个方面都可以适用,既包括生活上也涵盖了政治、经济、法律的各个方面。伊朗的什叶派乌莱玛,对于世俗统治者的基本上都是持怀疑态度的,要么便是强烈的反对,认为世俗的统治者剥夺了伊玛目的权力。在实际情况中,乌莱玛的态度和行为都是可变的;当世俗国王的权力强大时,乌莱玛能够与国王保持良好的关系并进行合作,即使乌莱玛心里反对世俗统治者,也没有势力去表达出来.但是,如果世俗统治者的力量开始衰落时,伊朗的什叶派乌莱玛便声称自己是隐循伊玛目的代表,伊朗民族的代表。领导什叶派民众反对国王,因为乌苏勒学派有教法依据,因此乌苏勒学派的胜利对于以后,伊朗立宪革命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注释:

[1] Peter Avery, Gavin Hambly, Charels Melvill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7,pp711.

[2]Peter Avery, Gavin Hambly, Charels Melvill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7,pp711.

[3]Algar Hamid ,Religion and State in Itan ,1785-1906,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pp34.

[4]Moment Moojan, An Introduction to Shi’I Islam:The History and Doctrines of Twelver Shi’ism,Yale Unversity Press.1985.pp128.

[5]Abdul Hadi Hairi , Shi’ism and Constitutionalism in Iran ,E.J Brull 1977,Pp67

[6]Algar Hamid ,Religion and State in Itan ,1785-1906,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pp65.

[7]Esmat Sadat Tabatabaei Lotfi, Ijtihad in Tweleve Shi’ism, The University of Leeds,1999,pp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