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慧形式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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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西智慧形式有着不同的特点。中国古代辩证法则是以个别突破，即通晓细节见长。以实践的智性之光照亮整体结构，以主体悟性构成多方位辐射，道禅赋予形式张力与神秘的东方色彩。
关键词：艺术辩证法；艺术学理论；艺术实践；实用；智性；悟性；艺术美学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11)05－0040－04
美国建筑大师赖特十分欣赏《老子》中的一段话：“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他受到启发，意识到建筑创作中不能不考虑有用的空间。欧美各国一些现代建筑师根据这个道理，批评几千年来建筑艺术把重点放在美化实体上，是颠倒了主次。赖特等西方建筑艺术家，虽仅取老子这一著名的“因有用无”的比喻的基本义，却表明中国古代辩证法的实践的智性的特点。
从朴素的辩证逻辑取得方法论，已成为古代中国诸多门类科学的思维方法。出自先秦兵家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这些闻名于世的兵学、医学、农学、天文、艺文各类著作，包裹着丰富深刻的辩证法观念。如兵法中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避实击虚”、“声东击西”，以及奇与正、虚与实、攻与守、分与合、方与圆、动与静、疾与徐、积与疏、盈与虚、众与寡、逸与劳等一系列辩证范畴，都是直接付诸战争实践，并且有利于驾驭战争，是出奇制胜的计谋对策。兵法还与社会斗争、人事经验等连成一体。再如，中医医学模式的整体恒动观、天人相应观、形神合一论、邪正标本论等，无不闪烁着辩证智慧的光芒。中医治疗的最高原则就是“阳病治阴，阴病治阳”，“阴平阳秘”，“阴阳调和”。《黄帝内经》中有关“重阴必阳，重阳必阴”、“重寒则热，重热则寒”、“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的论述，都体现了阴阳之间互相流转的对立统一的观点。中医学的“阴阳”及有关精、气、神的观念，受《易传》的影响更大。清代医家程芝田在《医法心传》中还提出五行颠倒的观点，即五行之间相生相克的中医辩证法：如金能生水，水亦能生金，金燥肺痿，须滋肾救肺；水能生木，木能生水，肾水枯槁，须清肺以滋肾；木能生火，火亦能生木，肝寒木腐，宜益火以暖肝；火能生土，土亦能生火，心虚火衰，亦补脾养心等。五行中任意一行，都与其他四行构成生克制化关系，在使之融于阴阳观念之中透射出辩证思维的光辉。
古代朴素的辩证逻辑思维，突出表现为实用性与实践的智性。亚里士多德把“思辨的智性”与“实践的智性”，视为人类智性活动的“最早和最原始的划分”。
西方辩证法作为“思辨的智性”，并非与实践无关，只是以认识(理性的把握)、而非行动(实践)为目的，抽象思辨高悬于实践之上。中国辩证法作为“实践的智性”，浸透在兵、医、艺、农等具体领域的创造性的直观经验之中，也离不开对实践的感知和认识，只是在经验领域止步了。它作为指导人的活动(行动)的智性，不依靠被理性把握的存在，而达到对某种实践活动的目的和手段的感知的自觉，才是“实践的智性”的生命。
中国古代辩证法范畴，正是“实践的智性”的体现，是直观经验把握的定格，同时也因有一定的概括性而具有普遍意义。如出自兵书、医书的不少辩证范畴对立项，乍看是具体经验的，细探究却具有认知的深刻性，具象中显得抽象，单一中包含广义。亦如雅克・马利坦对构成托马斯主义哲学基础的陈述所作的描述：“以最富于变化的形式，又以类似而非单义的方式适合于实践的认识的不同领域。但它对实践的认识的全部领域皆适用。”
《老子》中大多辩证法范畴具有普遍的实践意义，因为它是在人事经验、兵家经验等广泛的社会生活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和上升到经验哲学的理论。古往今来，总有人从用兵的角度理解《老子》，这可能受到《孙子兵法》的影响太深，虽然《老子》涉及用兵，并从中能够悟出兵家辩证法之理，却不能说《老子》一书就是兵书。譬如《老子》把“兵法”中列出的明昧、动静、虚实、奇正、左右、强弱、美恶、损益、辩讷等对立项，扩展到了自然现象、人事经验、艺术创造诸领域，成为具有普遍规律性的辩证范畴。正如刘熙载所说：“兵形象水，惟文亦然。”
我们不仅能够从“兵”，同时还可以从“艺”、“医”、“农”等不同角度去理解，获得各自的辩证内涵。也正是由于这些辩证范畴，虽是直观经验的定格，却成了对经验的哲学把握，因而它们切入对实践认识的不同领域，乃至在富有奇效的直觉智性的创造中闪烁着理性生命的光彩。这种范畴所具备的把握整体而又具体适用、感性而又理智的特点，正是中国经验思维的辩证法的灵魂，构成中国实践的智性的独特形态。
这也表现为辩证法的实用理性，与中国文化的实用性格相融合。老子关于“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观点，突出体现了古代辩证法的实用理性。“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都是以获取为目的。《老子》这部书中所论及人事与治国、兵法等辩证范畴中，无不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直观经验之谈。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又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强调“人居其一”，“道”只是人的信仰，为人所用。“‘道’法自然”，既指向天地之始，虚空的“无”，又用在人生与艺术的实践活动中，即无为有之用。“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缺”为“成”之用，“冲”为“盈”之用，“屈”为“直”之用，“拙”为“巧”之用，“讷”为“辩”之用，皆是无为有之用的意思。即“曲则全，枉则直，窿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的意思。表象与本质之间，完全相反，目的(“有”)藏于假象(“无”)的背后，“有”生于“无”，即“无为有之用”的原则，是老子所说取得成功的悖论。正与反，原是事物矛盾的两面，老子正看到了人们不易看到的事物的反面，并把“反者”理解为“道”的精髓，赋予“道”实用理性的特质。《易传》在对天下之“道”的辩证阐述过程中，“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阐明“道”与各类实践领域的联系，表现了古代辩证法的实用理性的特点。
先秦以来，在兵、医、艺、农等各项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实用辩证法，闪现着共通的哲学之光。换言之，朴素而抽象的辩证法理论与中国哲学，涵盖与提升了各种门类的辩证法。老子的“道”，是较早出现、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辩证法概念。庄子所说“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的追求个体的无限和自由的“道”，与老子的“道”相互补，构成“道”这一中国有机宇宙的哲学。《老子》中涉及治国安邦、人际关系方面“无为有之用”的辩证法，容易使人滑入经验世故的泥潭。实
用理性与庸俗社会学在同一条道上。庄子之“道”的核心，以反对人的异化而与庸俗社会学分道扬镳。他的“无为而无不为”，彰显着摆脱一切“物”的羁绊的无限自由的精神空间。其实，老子之“道”的本义，也是返本复初――返依本根和无限。“反者‘道’之动”，其“反”字，可作“相反”解，也可作“返”解，融贯两层含义，正、反而合。老子强调“道法自然”，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还说：“元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我不能认同有论者解释为消极的“圆圈”式“循环运动”。老子所说返之“道”，集中于“本”和“大”。“逝”、“远”说明“大”，“反”说明“本”，返其真也。具有切人人类本体与创造性的精神自由的双重意义。“道”的基点，是在本初，返依自然之本，复浑然一体之初。庄子称，“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它是一切存在的始源，是物的自然法则。“道”创万物之后，万物的运动发展就愈来愈离开“道”了，如烦扰纷争都是不符合自然的表现。这种观点固然有消极的因素，但它对本真和自然的追求，却切人人类的本性，也正契合艺术的本性。再之，“道”作为老庄追求的最高理想，是“惟惚惟恍”，而不可命名言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因为一落言筌，就会把它限定住；有了“名”，就不是那种无限整体的永恒存在了。可见“道”之大，本身就包裹着有无相生的辩证要素，而形成了一个超经验、超感性、充满了神秘感的无形无限的混沌整体。老子的“道”，是一种客观精神的自然宇宙本体。庄子讲“道”，表面上也是自然宇宙本体，实际上是在言说人的本体，使人的自我存在与整个自然宇宙合为一体。古代印度的《奥义书》中也有“梵”(宇宙本原和精神)与“我”(个人的精神和灵魂)一对哲学范畴。而庄子的“道”，是追求绝对自由的无限人格本体的境界，也是独立自足的自由个体的存在。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追求，也是对老子的“道”的重要发展。由此可见，“道”之“反”与“返”两种涵义，并非似乎互不相干，而不仅是对辩证法的核心概念的最简要的概括，同时包裹着人类精神本体，是一种形上的精神的自然自由的充满原初神秘感的哲学形式。
从老子和庄子的哲学的最高层面看，“道”也“为认识而知”，有论者称之为“具有形而上性质的思辨哲学”，不无道理。它显示着超验的东方精神，给实用的辩证法倾注着理性生命。但，“道”又不是一般的理性思辨，而是充满了主体感悟与直觉想象的诗性色彩。如果说兵、医、农等领域的辩证法，更多地是客观实践的智性的体现，那么艺术辩证法用于人类生命经验和情感的美的创造，则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其“实践的智性”，突出表现为主体悟性。从这一意义上说，“道”这一哲学的、美学的命题，更切入对古代艺术的认识，切入艺术创造、切入艺术辩证法，乃至可以理解为艺术辩证原理的原始概念。
主体悟性，得力于创造主体的自由精神，是深人人的真实本体中的智性的激发和创造。庄子曾以“坐忘”、“心斋”、“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等外在形貌，描述对人格本体的执着追求。魏晋玄学家十分崇尚且发挥了庄子的“道”的这一涵义，从超脱世俗关系中寻求人的自觉。佛学禅宗则将“道”的悟性发展到了极致――以形象直觉的方式去传递不可言说毕竟又要言说、不可表达却还要表达的东西，以达到对人的真实本体的真正把握和表现，这便形成了完整的主体悟性的内涵。它与中国艺术重主体表现与感性颖悟等特点达成默契，在禅宗的“顿悟”、“颖悟”、“妙悟”中仿佛闪现着艺术的直觉辩证思维形式的光辉，禅宗境界中带有艺术体验的可能。对于这种相通或相似之处，西方现代艺术理论家也引起了足够的注意，例如荣格在《心理学与文学》一书中说：“艺术创造以及艺术效果的秘密要在返回到参禅的状态中去找。”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更不乏这方面的描述。如严羽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他论及诗的“别趣”时还说：“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艺术家进入“参禅状态”，不仅获得自主自由的个体体验的可能，而且获得了顿悟、颖悟、妙悟的机缘。这是一种艺术状态的体验，也是一种直觉方式的寻求，使艺术家潜入形象思维的深层，进入艺术创造及艺术效果的最佳状态。艺与禅，殊途而同归，一个“以道性情”，返回人类自身，一个遁入空门。“禅而无禅便是诗”，艺术家进入“参禅状态”，只不过是诱发灵感的创作状态的仪式而已。
道禅这一形而上学的最高本体论范畴是难以用言辞表达的。维特根斯坦说：“当然有说不出的东西。它显示自己，这就是神秘的东西。”他认为凡是可显示出来的都是不可说的，凡是不可说的则都可显示出来，如“形而上学”、关于生命这样一些命题。道禅的直觉智慧提供了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显示自己”的方式的可能，具有现代艺术哲学的意义。如禅的教义“不立文字”，即是一种绝妙的“显示”。禅宗公案中常常出现“手掩口”、“师便打”、“口是祸门”之语，都是指不可言说，不可道破，因为一落言筌，便成谬误；若经道破，已非真实。因此说“口是祸门，驷不及舌”。因而“拈花意旨”、“微笑意旨”，只能在不可言说中去体味了。“不立文字”，又需要借助于语言文字叙述，只是这些文字并不涉及真实本身，仅仅充当一种媒介，是“拈花”、“微笑”式的非真实言说，启示人们去领悟和接近真实的本体。因此说，禅比“道”更彻底地抛弃了语言文字的枷锁，因而将诗性认识引向极致。“一味妙悟”，是一种直觉的模糊体验和把握，是不可言说的领悟和感受，于“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中发挥了形象的不确定性、多义性、混沌性。这“拈花微笑”式的“显示”方式，近乎一种博大深邃的艺术直觉的方式。
道禅境界是一种充满辩证思维方式的直觉智慧境界，提供了艺术感悟的创造境界的可能。所谓“物我两忘”的“无我”的状态，即是摆脱和舍弃一切被“物役”的“非我”，去掉被现象世界纷扰的“假我”，而进入一种平静澄澈的非功利的审美观照状态。“无我”，标示进入艺术体验的心境，而非去弃本我、真我。禅宗所谓“空”，仅是指舍弃与摆脱假我、非我的彻底性，追求“本根清净”即抽象的“真心”，获取大彻大悟的境界。艺术家处于灵感状态的直觉领悟，仍植根于本我、真我。所谓“无我”的古典艺术境界，实际上是艺术家“真我”消融于自然和客观的景物之中。而获得真实的人格本体的境界，抵达人的自然的尚未被异化的生命和精神的疆域，却是历代艺术家孜孜不怠所追求的。
道禅崇尚自然，不类人为。但就在这“无心”中，在自然界事物本身的无目的性中，却似乎可以窥视那个使这一切所以然的“大心”、“大目的性”。所谓“拈花微笑”，意味着进入了这种寂静而愉悦的状态。印度称为rasa，主要指审美经验的特有的一种愉悦，“普通情感被转化成为宁静安详的愉悦”。这是既非刻意追求又非不追求，既非完全有意识又非纯粹无意识，既非泯灭思虑又非念念不忘的心理状态，也是最能触发顿悟、颖悟、妙悟的状态。艺术家进入了这种状态，便进入了心灵的体验微妙至深的博大境界，获得直觉感悟的多向度的艺术发现，从而实现创造奇迹的艺术企图。这可称为“无为”而“无不为”的艺术创造规律及其卓著的艺术效应。禅悟所触及的正是艺术的基本问题，艺术家的感性体验与宇宙生命、世俗人生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形象体验的意蕴问题。某种感觉或神秘的意象，得之于体验的一瞬间，却似乎超越了一切时空，也超越了一切物我界限――这对于艺术创造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