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中破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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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书写从整体上呈现出破除传统执念的特征。其《诺顿中国文学选集》重新划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某些历史分期，有助于重估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形成文学史的结构性破执。他在唐诗研究中，由于提出新的意义范畴，为理解唐诗的演变提供新的叙事框架，从而实现文学史在观念上的破执。最后，宇文所安在研究中兼顾感性体验和理性分析的思维模式，突破了以往文学史叙事的单一性话语模式。
关键词：宇文所安；《诺顿中国文学选集》；唐诗；文学史观
作者简介：史冬冬，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文学博士(福建厦门361005)
“破执”一词本出自于禅宗语，乃是指要不断地破除执着，须破“人我执”、“法我执”乃至于破“空执”，最后才能悟得“无上正等正觉”。俗言之，即是要破除固有的认知观念，不断以新的视野维度和境界来审视领悟事物内中的理路与奥妙。用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话说，“在重新思考文学史的时候，我们应该把一切我们自认为已经熟知的东西都重新进行批判性的审察……最终的结果可能会深深地动摇我们已有的文学史叙述框架。”即破除以往文学史叙述中的思维定势和传统执念，才有可能形成对文学史的新型认知与研究范式，使文学史的写作处于观念更新和多元对话的良性语境中，而这种文学史观和研究特征深刻地体现于宇文所安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研究中。
一、《诺顿中国文学选集》：文学史的结构性破执
文学史的书写首先面临如何建立叙述结构的问题，它是文学史叙述得以展开的宏观构架，这不仅存在于一般文学史的著述中，也显现在文学选集当中，如美国加州大学余宝琳教授(Pauline Yu)所言：“充满生气的历史著作与选集体现了早期文学史的两种主要来源并共享着类同的方法。”
宇文所安编著的《诺顿中国文学选集：初始至1911年》是对中国古代文学一次大规模的整体再现。该选集系统收录和翻译中国从先秦至20世纪初的文学和文论作品，是西方汉学界迄今为止极少数从总体角度观照中国古代文学的选集之一。它将中国古代文学按朝代划分为六个阶段：“早期中国：先秦西汉”、“中国的‘中世纪’：东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与此前的选本相比，这部选集在篇幅规模、文本选择、体例编排、内容题解等方面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最终指向宇文所安对中国文学文本及其历史发展的个人性理解和观念。
首先，《诺顿中国文学选集》将中国文学史的“早期”阶段划为“先秦西汉”，继而将“东汉魏晋南北朝”称为“中国的‘中世纪”’，因此东汉在这里成为一个分水岭。而国内文学史通常将两汉文学视为一个独立的文学时期。这种区别意味着宇文所安试图重估汉代这一充满新文学素质的历史时期，并且凸显某些与文学相关的社会历史要素。
就西汉与先秦的关系而言，两者在文学嬗递上存在一定的承接关系。一方面汉初的赋体作家继承了楚辞馀绪，骚体赋不仅在形式上与楚辞相当接近，其中透露出的宣泄个人哀怨、感叹时命不济、追求精神自由等情绪，也依然是楚辞、尤其是屈原不平而鸣传统的延续，正如刘勰在略述西汉文学时说，“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於是乎在。”另一方面，西汉文人作品中体现的个体意识与人身自由，和战国时期士阶层追求个体价值的自由精神也是一脉相承。这说明，即便是朝代与社会的巨变也很难使文学进程发生实质性的转向或突变，“这毕竟只是影响作家创作的因素之一，不是全部。”…㈤更重要的是作家身处其中受其浸染的思想传统。
宇文所安借用“中世纪”指称中国的“东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并非没有用意，欧洲历史从古希腊罗马文化进入中世纪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和思想转变，同样，中国社会经历了西汉的崩溃和东汉重建的历史变更，官方正统儒学对社会人心失去影响力，文学也进入了一个低谷。而在这个低谷的尽头，由于理性精神的复苏，异域宗教思想的传人，文学风尚发生了转变，预示着“中世纪”思想变化和文学复兴的到来。因此东汉成为一个文学发展的转折点：短篇小赋代替西汉的大赋体制，突破沿袭已久的颂赋传统，流露出思考人生的个体意识，为魏晋六朝之抒情赋开导先路；诗歌在乐府民歌和民谣的滋润下，第一次出现了文人五言诗这一新气象，充满着悲观消沉的厌世色彩。这些全不像西汉时期的思想与文学面貌，正所谓“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
此外，将东汉看作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还在于这一时期由于造纸术等的发明，给书写和传播媒介带来了根本变革。宇文所安就此指出，“战国和西汉不应该割裂(我称之为‘近古’)，而东汉和魏、西晋则可以划为另一个历史时期。我的理由是，除了文学本身的原因外，其传播方式也有着关键性的意义。在这两个时期，文本的刻写和印刷技术等都发生了变化。战国和西汉时书写方式比较慢，好多东西还是在竹简上刻，而到了东汉就快多了，开始用笔来写，纸也开始付诸使用。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的阅读和制作以及对文学的创作有什么样的作用?具体的创作活动当然无法复原，但文学的制作过程、书写方式、传抄情况，却都是有迹可循的。写文学史时，就不能不考虑这些因素。”书写和传播媒介这一文学社会学的因素在过去的文学研究中被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宇文氏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标准化文字的推行、毛笔和纸张的发明、快捷的书写和便于携带传播的卷轴改变了整个中国文学史，但是它们对中国文学影响之深远巨大，迄今为止没有得到学者们的充分认识。”这种书写载体的变革，给文学的写作、阅读、流传、保存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学观念，都带来了全新的变革和景观，对于文学的演变无疑是巨大的影响因素。
这种不同分期方式的意义在于，对同一文学对象做出不同角度的观照，破除既有的文学观念，由此看出其多重可能性和意义维度。对此，宇文所安指出，“当我们改变文学史分期的语境，熟悉的文本也会带上新的重要性，我们也会注意到我们原本忽视了的东西”，“我不是说我们可以任意划分历史阶段；我希望指出的是，存在着不同的方式(同等有效的方式)来理解一个历史时期。用朝代的模式来思考文学和文化史当然是可以的，但这一模式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按照朝代进行分期的文学史，是文学中的博物馆形式。我们已经拜访了很多这样的博物馆，它们是我们整理阅读经验的熟悉模式。这种理解模式并不算坏，但是只有从一个陌生的角度进行观察，我们才能看到新东西。”在以往的文学史研究之外，努力发展一种新的思考维度和视角来思考同一段历史，这样原本熟悉的东西才会重新变得陌生化，这恐怕才是宇文所安这种分期的意义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