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寿裳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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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903年4月，鲁迅把自己剪发的小照赠给了同学许寿裳，后来又补题旧诗一首：“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而在此之前，许寿裳就因不耐烦盘发，把烦恼丝剪掉了，图个清清爽爽。

那时，留日学生身在异国他乡更能感受到民族的衰弱与国难的深重。屈原的长叹、杜甫的悲咏、岳武穆的长啸、文天祥的愤慨，都无法代替他们在漫漫长夜里殷殷的歌哭。于是“尚武”之风大盛，来自“报仇雪耻之乡”的许寿裳跟鲁迅一起加入光复会，还负责主编《浙江潮》。掌上的千秋笔，终将引来革命的汹涌浪潮。

辛亥首义之后，草木不惊，就已经春回大地。山川在眼，城郭无恙，千百年来改朝换代，这次来得最平和，没有了血染的激情。作为元老的许寿裳自日本归来，摒弃仕途，南北奔波，投身教育。在北京教育部任职时，其实也并不自由，为了躲避袁世凯鹰犬的耳目，他学会了打漂亮的麻将。

胡兰成说：“五四时代是中华民国要发生无数大事之前，酿花天气风风雨雨的豪华。”在这场“豪华”中，很多学者都从“修齐治平”的传统里跳了出来，不再专注于学术，纷纷立在涛头，勇作“弄潮儿”；在民主与科学的指引下，充当开路先锋。而许寿裳却甘于淡泊，没有在革命与改良之间做两难选择，他先后任北京大学、中l上大学、西南联大、华西大学教授，北京女师大、女高师、北平女子文理学院院长。

八年的烽火将晴空染上了黑彩，破碎的山河一如风中飘絮。许寿裳将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迁到西安，与学生一起颠沛流离，从陕西到四川到云南，他以满腔热情在课堂上讲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吞吴的历史。学生说他是“一座进步自由的灯塔，使在暗夜海上的船舶有所归往，不致汨没于风涛”。

抗战胜利后，许寿裳本打算在南京觅屋憩隐，但想到文化的命运仿佛残灯摇曳，便耿耿难眠，最终应老同学台湾行政长官陈仪的邀请只身孤箧远赴台湾，筹建省立编译馆。开始全馆就他一个职员，起稿、写信、抄电报，甚至贴邮票都是他一个人做。台湾孤悬海外，经过50年奴化教育，岛上广泛流行曰文，连中国文字的书刊也很鲜见。一切都得从头做起，许寿裳很快就编了《光复文库》，印了《鲁迅及其阿Q正传》，还亲自撰写《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他以老迈之躯，费尽心机，劳瘁筋骨，像是一个有经验的老农，整地、找苗、定植、浇水。

许寿裳与鲁迅有35年的交情，为鲁迅洒下他生平第一副眼泪。这使他在内备受排挤。如果说鲁迅是割喉烧肠的烈性酒，那么许寿裳则是小小一壶浓香醇厚的陈年花雕。他给人写信常称对方“吾兄”、“先生”，从来不称“学弟”、“吾弟”。有人觉得他过谦了。他说：“学生的学问，当然要比先生好，如果不如先生，世界岂可进步?既胜于先生，则为何不可称先生?”

许寿裳不计世间浮名，更不会把荣华富贵放在心；但战后台湾形势复杂，一个蔼然的长者是应付不了的。没过多久陈仪被撤去行政长官，文化编译工作顿时举步维艰。身处险境，许寿裳不愿离开，就此“坐看前功付陆沉”，仍然以清扫殖民文化为己任。在台大讲授文学时，听课只有两个学生，他照旧为学生印讲义，并让人誊写甲骨文、金文、篆文。他还出版了《我所认识的鲁迅》和《亡友鲁迅印象记》、《鲁迅的思想和生活》，并开始草拟《鲁迅传》的大纲和部分章节的初稿。当时有好心人劝他删去书中讽刺当局的若干段落，他说：“我都老了，害怕什么。如果删去这些段落，也即失去了文章的灵魂。”

一生坦荡的许寿裳真就没有想到此时特务的毒手已经向他伸出。1948年2月18日深夜，他睡去就再没醒来。越来越深的血泊淹没了他，那是怎样的一种惨状――右下颚被连砍三四刀，肉花绽露，刀痕见骨，脖子几乎断开。

三十四年后，正值许寿裳九九冥寿，台湾各界举行纪念活动。当年暗杀先生的幕后主使陈立夫写颂词说：“名垂庠序，亮节高风，典型永式，德音靡穷。”政治漩涡里的碰撞，经历了几十年岁月的磨洗，早就化作心头的万般愧疚，但又有何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