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推卸的环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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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面临的绿色挑战

中国的发展是以环境为代价的，但中国当下正在采取行动“绿化”经济，ACCA全球论坛成员Anne Copeland 这样表示。

经过长达30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碳排放国。ACCA委托的一份名为《绿色经济：对中国企业的鞭策与引导》的报告指出，中国正在切实努力，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调整来遏制碳排放。从“十一五”计划开始的相关行动仍在继续。

当前的“十二五”规划对节能减排和落实节水政策投入了大量财政资金，旨在将经济转变为“绿色”经济。鉴于褐色经济的工作机会预计将逐渐接近顶峰然后开始减少，中国政府同样希望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创造绿色经济的工作机会。

碳减排的挑战

在2011至2020年间，中国对新能源相关产业的投资总额将达到7700亿美元左右，其中对风能的投资达2310亿美元。不仅如此，中国还将继续开发所有形式的能源，以满足对能源的巨大需求和支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在实施减排过程中的能源供应是个难题。中国碳排放的80%仍来自燃煤，鉴于中国的煤炭储量可观，煤在未来几十年内仍将是主要的能源。中国也在计划开发页岩气和煤层气等新化石燃料。同时为满足国内需求，中国也在进口越来越多的化石燃料及其他自然资源。

辅助政策

伴随中国减排行动的辅助政策包括：用高效的燃煤电厂取代小型、低效的旧厂，扩大能源网络覆盖面，将能效和碳减排目标下放到各行业和各省，试行排放交易、改革能源市场和价格。煤炭产量也可能在未来几年受到限制。同时政府也出台了试图鼓励“绿色交通”的政策。

除能源需求外，对水的需求也是中国的一大难题。中国的水资源总量仅占世界总量的7%，而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加强水资源管理已成为“十二五规划”中的首要政策之一。中国政府正在促使企业，改进可持续发展措施。中央政府为政策定调子、定方向，同时也为政策的监管和执行奠定了基础。过去十年，政府措施的成效包括：将与污染相关的成本核算纳入会计准则中；实现“点名批评”违反环境法规企业的可能；修订法律，强调企业的社会和道德责任并追究污染企业的法律责任；迫使寻求上市的企业改善其环保业绩；实施绿色采购政策；发展绿色贷款、绿色信贷、绿色证券和绿色保险计划；以及与国内证券交易所合作，鞭策国企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虽然从多方面为变革作了准备，但实施转型所需的变革仍是个巨大的挑战。会计行业在协助中国企业适应运营和立法环境的变化方面可以发挥自身的作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已向各自的中国客户提供了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服务，为非财务报告提供鉴证服务并将环境和社会风险因素纳入企业估值中。

签署契约推动环保

ACCA 已经签署了“联合国全球契约”（UN Global Compact）。安德杰（RogerAdams）和休伊特（Gordon Hewitt）为我们展示这一事件给ACCA 及其他组织带来的好处。

ACCA于2012年成为联合国全球契约（UNGC）的成员，该组织的宗旨是促进发展、实施和披露可持续的和负责任的企业策略和实务。该宗旨称得上是关乎企业的“战略举措”，所有参与企业都承诺在企业战略和运作方面都将遵守在人权、劳动、环境和反腐败领域普遍承认的10项原则。

目前，来自130多个国家的、超过8700个企业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已经签署了“全球契约”。参加全球契约，说明ACCA积极致力于维护全球契约的核心价值，并长期支持商业的可持续发展。此举也让ACCA与许多领先的公司和组织步调一致，并增加了与更多私营和公共部门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机会。

作为承诺的一部分，ACCA将把全球契约及其原则作为其商业策略、日常运作以及组织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融入委员会和管理层的决策过程当中。它必须通过合作、积极推动更大的发展目标，并积极向同行、合作伙伴及公众宣传倡导，以促进“全球契约”及负责任的商业行为的发展。

一个企业或组织为何要参与并承诺联合国全球契约的目标呢？不同领域动机也不同，但共同的地方还是很多的，如建立同政府及非政府机构更密切的关系、在企业责任方面起到领导作用、显示改进公司治理的决心、更好地向用户宣传使用可持续发展/综合报告制度，以及将联合国纳入自己的品牌因素当中等。加入“全球契约”的好处还包括，促进组织的环境、社会及治理策略的整合、优秀商业经验的分享、将企业部门和分支机构同UNGC在全球的庞大网络相联、获得联合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利用UNGC的管理工具和资源。

目前“全球契约”已有将近9000个成员，该计划的执行董事George Kell雄心勃勃，想在2020年将成员数量发展到20000。但2012年6月举行的UNGC企业可持续发展论坛得出结论，“尽管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可持续发展还未能渗入到全世界大多数公司当中，对于当前面临的迫切挑战，采取的应对措施缺乏深度。”有鉴于此，要实现George Kell的宏伟目标，还需要不懈的努力，去说服更多的企业。

抓住自然资本

ACCA 可持续发展项目主管杰克逊（Rachel Jackson）表示，目前对自然资本重要性的认识正在不断加深，但企业的报告制度必须与时俱进，满足信息披露的需要。

自然资本，来自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以及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可以带来“生态系统服务”，包括食品和水资源的获得、免受洪水和疾病等灾害的威胁、休闲环境资源、以及维持地球生命存在条件的一系列功能。这些好处对于社会和商业来说，具有巨大价值。例如，保护森林、防止温室气体排放的价值就高达3.7万亿美元。

但是，ACCA和毕马威以及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组织在其最新的报告《自然资本真的这么重要吗？》中指出，自然资本的这些好处很少被广大企业所认识到。因为企业往往看重传统的财务指标，以此来确定事物的重要性。因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BES）很少出现在企业的年报和账目当中。

现行做法

目前有些现行的报告标准，如适用于农业、无形资产和减值评估方面的标准，可以用来衡量自然资本。但是在实践中，很多重要风险和机遇是无法量化的，很难评估其价值，没有被包括进来。

缺乏标准化的商业案例，对于BES来说，又是另一大障碍。同样缺乏的还有财会界和商业界对BES的认知度。尽管如此，事情开始出现了转机。在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那些领域当中，有不少公司开始对BES进行大量的细节报告。此外，有些商业组织正在探索新的估值方法；例如，矿业巨头力拓集团正在尝试在进行商业决策的时候，对环境影响进行经济评估。

行动的号角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BES）对企业和社会的作用是巨大的，首席财务官和财会专业人士必须在开发新的估值、会计和报告方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首席财务官必须同专家一起，深刻理解他们的组织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自然资本——包括公司收入、成本和持续经营状况在多大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自然资本。首席财务官还应该：

确保在风险和重要性评估时考虑自然资本因素；和财会团队一道开发准确评估企业对自然资本的影响和依赖程度的技巧和能力；披露对自然资本的重大影响或依赖程度，指导开发可靠的披露和审计制度，以确保数据质量；教育董事会其他成员认识BES在重大管理和战略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考虑是否可以将自然资本整合到财务会计当中，并与准则制定者探讨如何改进现行的会计准则；与其他组织加强沟通，如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IRC），该组织试图开发用来计量自然资本的工具；考虑如何将别的公司的工具运用到自己的业务当中。

应该鼓励专业财会人士积极与专家进行沟通，遵循并追踪新的指导原则，呼吁会计准则制定者指导如何在年报、账目及可持续发展报告当中处理自然资本问题。会计人员应该对自然资本会计方法论的发展做出贡献，同客户一道尝试新的方法，并将经验与行业监管者分享。

澳大利亚：领先者还是落后者？

安永合伙人Matthew Bell 是怎样解读澳大利亚的碳定价机制及该国在国际气候问题上的立场的呢？

在2007年政府变更之前，澳大利亚和美国是仅有的两个没有认可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过去几年里，数次建立排放交易体系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澳大利亚还是依据联邦政府的清洁能源法案设定了碳价格。这是一揽子的综合立法，制定了一个排放交易体系以及相应的税收变更，用来给某些合成燃气和燃料确定一个相当的碳价格调整。

那么，其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呢？所谓的碳定价机制（CPM）对任何每年直接排放量超过相当于25千吨二氧化碳当量（CO2e）的行为，施加一定经济义务。该机制于2012年7月1日开始实施，责任相关方每排放一吨（碳单位）二氧化碳当量都必须购买许可。头三年，按照23澳元（每年按2.5%的实际涨幅递增）的“固定”价格缴费。由于是固定价格，大众媒体把该机制称作“碳税”，但是到2015年，它将过渡到灵活价格机制，更像是那种我们在欧洲看到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排放交易系统。事实上，碳定价机制最近宣布，将最早在2018年同欧盟建立双边交易体系，允许在双方互通有无的基础上，进口欧盟碳排放配额（EUAs）。伴随该声明的，还有政府的一项决议，决定取消灵活定价时期的最低限价（最初拟定为15澳元）。

除了实施这种“谁污染，谁付钱”的原则外，还计划在农牧业和土地使用部门创造更多碳单位。因此，还郑重推出了碳农业计划，且首个计划项目已在实施中了，该项目将允许农业部门通过减少碳排放，来创造碳单位。在碳单位交易之初，对固定价格设定了一个较小的折扣，即22.5澳元每吨，尽管在将来的几年内，其流动性不会太高。

CPM是一种综合的碳定价机制，与欧盟不同，它对京都议定书规定的6个类别的温室气体都进行了定价，而这对欧盟来说，还是个长期目标。尽管该机制规定，有些商业活动可视为排放交易，可免费获得一些碳排放单位（防止公司迁走，称作“碳泄漏”），但这比起欧盟早期的免费碳排放分配来说，水平要低得多。

碳排放交易，抑或讨价还价？

碳排放交易体系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Elisabeth Jeffries 将为我们剖析，若采用欧盟的体系，谁将是赢家，谁又会成为输家。

新的碳交易体系是否以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ETS）作为模板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工业发展前景。

澳大利亚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将于2015年生效，并已于2012年7月开征碳税。但在这一政策实施数周后，澳大利亚政府批准了一项价值69亿澳元的昆士兰州加利利盆地煤矿开采计划。这些气煤煤矿配有免费排放配额，允许其将碳排放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从而避免自身经济损失和竞争力受损。

这一煤矿开采计划鲜有有效惩罚碳排放的意味。正如JamesLorenz指出的那样，新煤矿中多数碳排放将不在惩罚之列：“就碳价格而言，澳大利亚有着良好的开端，但只针对国内排放征收。因此生产出口煤炭的煤矿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影响。”

实际上，无论是投资者还是企业，总是不乏悲观的说客。从而使得政治上的讨价还价不断，也使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的宏图变得羸弱不堪。非政府组织“沙袋”致力于探究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不公之处，圈定出了十大碳“肥猫”（全部是钢铁和水泥企业），这些企业利用从2008至2010年间协商得来的免费排放限额获利达41亿欧元之多。它们可能利用的一个获利手段是将这些免费的排放限额出售给其他更善于削减碳排放的企业。由于这些配额本来就是免费的，因此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不啻来横财。

缺乏动力

碳排放总量的设置同样过高，导致一些行业缺乏节约能源的动力。免费排放配额的过度供应也部分地造成了这一后果。

随着支持者将碳排放交易体系和碳税这张网越织越大，政策漏洞会渐渐补上，各公司可能将在未来长期内支付更高的碳价格。一般情况下，公司会宣称受到了不公平的惩罚，而设法不接受本地区的碳排放交易方案。

木星资产管理公司的可持续投资与治理总监Emma Howard-Boyd表示，“政策的影响力取决于碳排放价格实行的范围。目前的政策不具普遍性，但你不得不操心在某个地区投资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以免在世界的不同地区中招。”另一方面，一个全球性的协定则有很强的支持效果。不同的公司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而没有逃脱之道。高盛集团的报告表明现金流总数的15%将以60美元每吨碳排放价格从排放量高的公司转入排放量低的公司。更严重的是近20%的现金会从碳效率高的公司流向碳使用效率低的公司。对此谁最应该担心呢？

富时集团的环境、社会与治理高级主管Tony Campos详述了两种影响失衡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对排放量最大的企业的影响。第二种情况是对公司经营过程中，而不是其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碳排放影响，如廉价航空公司和全国航空公司。

瑞安航空公司和易捷航空公司没有受到金融波动的影响，业绩增长良好，是股东们非常稳妥的投资对象。但这些公司的碳风险程度却展示了不同的局面。Campos解释道，“航空业明显证明了某些商业模式能更好地转嫁额外的碳排放成本。廉价航空力争转嫁这一成本，因为它们的机票收入市场份额比重比较大。”因此，富时指数表明碳排放成本在易捷航空利润中的比例会比国际航空公司、汉莎航空公司（Lufthansa）、法国航空公司（Air France）高15倍左右。许多航空公司对欧盟的诉讼的确说明他们正在受到威胁。而这一反叛举动确实让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待碳风险。

公司应对这一风险的严肃程度取决于公司是否认为自身能够有效地转嫁碳成本，以及市场领先企业是否将碳排放视作一比竞争力高下的武器。非必需性消费行业或有现成替代品的行业，例如碳强度最高的钢铁行业（钢铁可能被塑料替代），要承受这种成本将比较困难，但又无法避免，毕竟随着气候变化加剧，政策不可能再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