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戈草原四季的生命放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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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戈县德庆镇保雄村位于纳木错的西南部。我们所在的第4生产小组距离湖岸大约10公里，虽然没有第6组那样紧依水草特别丰美湖边，但因为这里都是低矮起伏的丘陵草原，所以纳木错湖面湿润的空气基本可以无障碍吹到这里，就整个藏北地区来说，这里也还算是不错的草场了。
湖畔小村里的当代牧人
第4生产小组共有11户人家，全部居住在几排紧挨着的石头房屋里。房屋都是2009年至2010年左右新盖的，政府补贴每户人家25000元，其余的靠自己。石头是大伙自己弄的，找车拉回来。房间的柱子多是以前住过的土坯房子留下的。所以自己出的现金不算太多。
这里的人们在一个小村里面相互嫁娶是比较长见的，而才旺俊美则是这里的外乡人。他原是林芝地区的农民，从林芝朗县入赘到保雄村4组。现在，他的女儿都已成家，女婿也是入赘上门的，小两口和才旺俊美夫妻住在一起，等盖好了房子就会搬出去独立门户。才旺每年都要回林芝老家，往返总要经过拉萨，并在拉萨朝佛。才旺也曾经两次完整地转过纳木错——靠两条腿走下来的。对当地人一直以来有声有色描述的在纳木错中间居住着的巨大的水怪，才旺则是半信半疑。
我们借住的增措家共有50多头牦牛和20多只羊，是这个村民小组中牦牛最多的一家。其他人家较多的有十来头牛，少的只有三四只。另外，增措家还有一个小卖部，有村里唯一的一辆大卡车，可以为全村人服务。尽管从外面看起来增措家是村子里最富有的，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其他村民都是一样的，家中的陈设用度比有些人家略好，差别不很明显。早晨，增措和两个女儿在霞光中就已经来到房前屋后饲弄牛羊。临睡前，我们看到增措的女儿朝屋子的西墙磕长头，增措告诉我们，旁边那间屋子是佛堂，靠墙的这边摆放着佛像。增措还说，因为这里离多加寺比较近，所以村里人现在一般每半个月就会有一批人去朝拜多加寺。
仁青和次仁卓玛共有5个孩子，老三已经可以到那曲地区东部的比如县等地去帮别人放牧了。因为那曲东三县出上等的虫草，所以那里的人们每年只要在5月底和6月初之间挖上一个多月的虫草，全年的开销都用不尽，他们已经没有必要也没有心思放牧了，可身为草原居民家里没有牲畜是说不过去的，所以那曲地区西边不出虫草的几个县就会有一些牧民去东三县打工，帮那边的人放牧。
傍晚，一位把头巾围得很紧的老阿妈赶着一群羊，被落日拖着长长的影子回到家里。这是仁青的养母，名叫央吉，今年68岁。仁青从很小的时候就是跟着她长大的。央吉每天要放牧5户人家的羊，总共200多只。她早晨8点钟出门，晚上七八点钟回来（这里秋冬季节晚上七八点钟太阳才刚要落山）。央吉阿妈每天自己带上糌粑和茶，中午在草原上捡些牛粪热了茶，就着旷野的风就吃下去了。
这个共有11户人家的小小自然村在十六七年前就已经成立了互助组。在冬春季节，村里每天只要两个成人出去放牧，每家人轮换着去。放牧的人早晨把牛羊赶到离村子两三公里之外的山坡草场上，到了傍晚再把整群的牛羊赶回村里。
纳木错在每年藏历1月15日结冰，到4月15日开始融化。周围的草原也是在4月15日开始长出新的嫩草。和整个藏北地区一样，纳木错周边草原也是在7、8两个月最为茂盛。这时，人们为了留出给牲畜过冬的草地，就要将牛羊赶去离家比较远的夏季草场。因为村子小，牲畜不算多，所以4组派去夏季草场的通常也只需要4个人。每天两个人去放牧，两个人留在帐篷里烧茶做饭。这4个人一般只去一个星期就可以派新的人轮换回来了。夏季草场会有更多的狼和熊等野生动物出没，熊是很难赶走的，每次有熊出现的时候，放牧的人都要给村里打电话，村里人骑着摩托车去才能把熊吓跑。
在草原的土路或柏油路上，你经常可以看到年轻人骑着摩托车，所有的车手总是把快节奏的音乐弄到最大声，什么音乐已经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巨大的咚、咚、咚……的节奏声震耳欲聋，已经划破了凝固在漫长岁月中的草原那恒久的沉寂。
湖山与草原之间的生命放歌
离开保雄村4 组之后，我们到纳木错西北面的多加寺看风景，这已是我们一年中第三次来到纳木错北岸了。
第一次到班戈是在4月下旬，正好赶上纳木错周围的一场大雪刚过，副县长的车在前面给我们带路，在白茫茫的雪野中翻上一个山坡之后下来，再爬上一个山坡之后再下来，如此四五次，中间还请牧民骑着摩托带了一段路，直到一个多小时之后才找到了其实就在身边不远的恰多岛。那时候，牧民们有的穿着羽绒服，有的穿着羊皮袍子。牧女的脸上戴着口罩或者用围巾裹紧。4月的纳木错还是冰封着的，在闪闪发光的冰湖对面，念青唐古拉山脉像冰雪的巨人傲然耸立，坚定地守护着美丽的纳木错女神。
5月中旬，再次站在多加寺的山崖上，湖水不断卷起蓝色的波浪冲向岸边，波浪中还涌动着一些没有融化完的冰块不断地抛向湖岸。寺里的喇嘛们说，早晨起来这里还没有冰块，当地的冰早就化完了，这些冰是被风从湖的南部吹过来的。抬眼望去，纳木错此时像一张不断飘舞着的蓝色梦幻，似乎能将你的心灵吞噬。而湖对岸那明朗朗的一道白色山脉又能随时将你唤醒。念青唐古拉依然那么坚毅，突显着英雄的气概，让人感觉都是因为有了这位威风凛凛的高原之神，纳木错这位“天上的圣湖”才最终留在了我们的身边。
7月再来班戈，山川草场都会绿油油地让人开怀。纳木错依然随着太阳的角度反射出魅惑的波光，而守护着它的念青唐古拉山脉，山棱之间那些较低的地方已经铺上了一层绿色，高处的黛色青山也显得温情了许多，只有主峰那紧紧相依的三位兄弟，任由夏的季风拂面吹过，依然不肯卸下白色的盔甲。
草原上冬季不见人烟的地方现在都支起了黑色的牦牛帐篷，牦牛在道路两边撒欢地奔跑，白色的羊群像散落的珍珠在山坡上滚动。这是藏北一年中最好的时节。而我们经过的一些地方，除了留下来放牧的少数牧民，其他人很多都不在家里，他们是去县政府所在地参加赛马节了。老年人骑着马，年轻人骑着摩托车，带上许多吃的、用的和帐篷，他们边走边歇边玩，用几天的时间提前走到赛马场，搭上帐篷，等待着那快乐的时光。这时候，你走进每一个帐篷，都会有藏北最好的酥油茶、酸奶、奶皮、奶酪、炸果子和上好的牛羊肉来迎接你。尽管由于草场载畜量等问题的存在，有些牧民家里一年所产的酥油都不够自家食用，有时甚至要拿钱到市场上去买，但在这个时候，每一顶帐篷里都有最丰盛的美食等待着新朋老友。
赛马会开幕这一天，所有人穿上最美丽的盛装，围坐在中心会场边上。一些单位和各乡镇的代表队先后列队入场。眼前是色彩迷离的世界。由于光的过于明亮，草原上的人们会把自己的服装搞得非常鲜亮、明丽，加上那些雍容闪亮的配饰，你的目光游离着不断地看啊看的，简直不知道应该在哪里停留一下。没有在草原上生活过的人们，一时甚至难以读懂这些色彩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而牧民正在教给你他们对色彩的感悟！
下午的高潮是俊男美女选拔赛。娇美的牧女与英俊的草原汉子被编排在一起成双成对地出场，他们身上那种特有的俊美再加上夸张的服饰一起制造出来的强烈气场令人赞叹不已，台下的观众们不停地呼喊着，实际上是在表达对自身生活的热爱和感激。无论从台上走下来的还是在台下狂欢着的，他们是这片草原上真正的精灵，也是这片草原最深最深的骄傲。
青龙乡的牧童与鲁迅文学奖
纳木错北岸的班戈县青龙乡，那里的乡亲们现在不会记得，40多年前，乡里举行过一次赛马会，次仁吉姆家的三儿子，一个个子矮小瘦弱的孩子，只有十来岁的加央西热，作为骑手，参加乡里的赛马。在牧民们欢呼雀跃和口哨声中，几十匹载着小骑手的马，从远方冲着终点线奔驰而来。大约在最后几名，加央西热气喘吁吁地赶到。他没有拿到好名次，脸上露出了他固有的羞涩。
那已经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的事情了。
后来，加央西热屡屡会跟人谈起这件事，说他小时候参加过赛马，但没有取得好名次。10多年后，他的小弟弟再次参加青龙乡的赛马，他还作为兄长和指导，帮着弟弟驯马、牵马。他弟弟拿到了前九名。虽然这也算不上好成绩，加央还是非常满足地把洁白的哈达献给了他弟弟和他家参赛的那匹母马。
加央西热参加赛马的时候，是一个小牧童。如果说他跟别的牧童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他放牧的时候，总是带着一本当时全中国也包括全藏区最流行的《语录》。那是一本藏汉文对照的“红宝书”。加央西热把牛羊放牧到草原上，自己则拿出那“红宝书”，用手指在冰雪上学习写藏文。
在此之前，加央所见过的真正的“书”，是一本《格萨尔-霍岭大战》，那是他所见到的第一本不同于活页经书的书本。他们一家人都把印有文字的纸张视为圣物。他们家族就有善于说唱《格萨尔》的宁玛巴信徒。
1971年，加央西热终于上了学，并且从班戈县小学读到了那曲地区中学。他的汉文启蒙老师叫白吉，从这位藏族女教师那里，加央开始学习古老的方块汉字。他没有想到自己后来借助这种文字走出草原，走出藏北，走出，甚至走出了国门。
正像他的名字“加央西热”——智慧的文殊——那样，汉字为他打开了智慧的窗扉。他没有能够在赛马中取得好的名次，却开始驾驭汉字这匹宝马，并且一头撞进了汉语中最难驾驭的形式——诗歌当中去了。
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加央结识了吴雨初、马丽华、龚巧明、魏志远、金志国、扎西达娃、杨从彪等文学界的朋友。他的第一首诗作，是凭着他对北京、对未来的憧憬，写下了《开往北京的列车》。他惴惴不安地拿着这首处女作求教吴雨初，经过吴的修改之后竟在刊物上发表了。这是加央的作品第一次变成印刷品上的铅字。他想到了他家的那本《格萨尔》，想到了他家族中说唱《格萨尔》的艺人，想到了他自己的名字——智慧文殊。但他没有想到，20多年后，青藏铁路通车，“开往北京的列车”从梦想变成了现实。
此后，他一发不可收地写了《童年》、《盐湖》等组诗，自由诗体让他能够表现出他人所没有的对草原牧区生活的感觉。很快，他的诗作、他的名字，在文坛传播开来。
后来，加央调到了那曲地区文化局，成为了真正的“文化人”。本来他是可以在仕途上得到一帆风顺的发展，但他还是“傻乎乎地弃政从文”，坚决地摆脱了行政工作，调到自治区文联，从事专业写作。再后来，他被选举为作家协会的常务副主席。他认为：从生命意义来说没有诗人与牧人、城市与乡村的区别，人不过是完成生存过程，仅此而已。
从纳木错湖边来到自治区首府拉萨，加央开始了更深入地思考社会和思考自己的责任。他后来总结说：我们曾想摆脱传统，但是我们毕竟还是在六字真言的吟唱中长大的，最终从前人的手中接过了火种。于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佛陀是我们所敬仰的最伟大的诗人；佛经是最伟大的诗篇。“没有一首诗能像六字真言一样，它以其无穷的含义、神秘和不可理解的能量，被无数人千百年来不停地吟诵和传唱。它才是一首真正的光辉而卓绝的诗篇，体现了佛陀不可思议的智慧。”他说：在歌唱的同时，我们要诉说难以承受的历史负重，要用我们的双臂托起自己的历史，让历史在我们的手中重放光芒。我们要用我们的笔触延续历史。
他写了很多诗歌，也写了很多散文、还有小说，但他最重要的创作，则是在他生命最后的三年，在他罹患肝病的那些痛苦的日子里，用他自己最后的力量和心血，写出了《最后的驮队》。那是一部以牧区独特的劳作方式——驮盐为题材的纪实文学。以前，牧民每年都要赶着牦牛，从家乡出发去西部盐湖驮上食盐，运往农区，在那里将盐巴换成粮食，再回到家乡，第一次的往返行程都需要几个月时间。这种独特的劳作方式随着汽车进入高原牧区而消失。
《最后的驮队》出版时，好友吴雨初还将加央请到北京，向人们讲述一个牧童是怎样走进了文学的殿堂。他说：“其实我跟牧民没有什么不同。我把驮盐这种牧民最原生态的生活方式呈现给读者，是因为这种文化现象正在消失。驮盐本身是人们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劳动，只是漫长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现象，它才具有价值。对于这种文化的消失，我并不伤感、也不惋惜，随着历史的进程，很多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现象，肯定会消失，而社会的进步是人人所向往的。这方面的体会，我也许比很多人更深刻一些，作为牧民，当我们骑着马或赶着牦牛走在旷野上的时候，我们真的非常希望有一辆车；当我们住在四面露风的牦牛帐篷里的时候，我们真的希望有一间温暖的房子。但是，我们如果不记录下这种曾经的文化现象，那将是千古遗恨……”
《最后的驮队》在当年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一个纳木错湖畔的牧民的名字就是这样与鲁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了。当他在病危之时得知这一消息，他露出了有些羞涩的微笑，让人想起他少年时赛马没有得到好名次时的模样。
也正是在这个奖项毫无争议地第一次评定给一个藏族作家时，他本人却没有等到授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那时，他只有4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