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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字看中国传统设计的意象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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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种,它从古传承至今,对中国社会的变更,对中国人的精神层面和文化层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汉字思维是意象的,设计思维属于解决问题的主动性、创造性思维,在汉字思维的影响下呈现出包容、兼并、诗意的特点,它不但对设计的结果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在设计过程中有着深刻的体现。

中国文化是有着上下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多元一体文化,而其中的中国传统设计文化则是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高度结合的文化,也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结构。由于中国文化随着历史的变迁、执政者的不同而有其复杂性,中国各历史时期、各民族相互影响、共生共荣,铸造了中国兼收并蓄的综合性文化。因此,简单的设计思维和图形无法表达不断扩大的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只有运用意象的表现方法才能解决这一复杂问题。

而就世界上形形的古代文字来看,无论是曾经辉煌的古埃及象形文字,还是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都只是作为记载人们思想、精神的载体而存在。杨振宁说:“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熊秉明则更一步强调:“汉字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在中国的文化中,文字的价值明显有别于语言,在很多方面也超过了语言,在中国人心里,文字更成为精神的家园和生命的栖息之所。由此可见,中国自古传承而来的汉字,不仅作为一种记录语言的工具,而且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即汉字文化。这种独特的汉字文化的代表,即汉字,与欧洲的各种文字根本性的不同在于,汉字并不是单纯地记录语言,而是与思维直接联系的独立的表意系统,即汉字与思维直接发生关系。

一、以传承的名义

中国远古的先民善于从宏观的角度来观察天地万物,首先是“包罗万象”的设计思维。西汉董仲舒以“天人合一”学说提出了全方位的宇宙图示,将天、地、人和四方各族关系归纳到大一统模式中去,这一点在中国传统设计中有很多体现。例如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概念影响下,城市的设计与住宅的设计都秉持以正方位的方格或长方格来进行规划。以北京故宫为例,皇宫的建筑是按照南北中轴线进行排列的,南门为天安门,北门为地安门,东门为东华门,西门为西华门;又于北京城四周分设天、地、日、月四坛。其次,除了以宏观表现为主导,微观的精细表现也不容忽视,这是“由小见大”的设计思维。例如苏州园林的设计,从细微的角度去设计、布置,其中的小亭、回廊、包括假山石水,无一不精。

“包罗万象”与“由小见大”相结合的设计思维,是经过多次复合拆解和反复锤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这一点,从中国造字学中就能看出。从汉字的造字程序来看,“六书”乃汉字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六种造字方法。六书:象形、会意、转注、指事、假借、形声。从这个方面,不难看出汉字与思维的直接关系。人的思维首先是由大脑接收到的信息所构成的,这就说明思维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现实物质才能够产生和存在。而汉字之所以能成为思维的载体,就是因为汉字并不需要进行思维重构,而直接表达意思,在这一点上,它甚至与思维本身也具有相似性或一致性。再者,由于汉字造字法的根源是象形,所以在最初的汉字符号中,字形和它所指的对象之间有着直接的相似性和同构关系,二者是一致的。从汉字造字方法中的“象形”与“会意”可以看出,“象形”为小,由“形”取“意”,正体现了中国传统设计“由小见大”的设计思维,而“会意”为大,汉字所表达的意思包罗万象,将万事万物浓缩在方块形的汉字中。

二、汉字的“天机”

“象”的确立是以对自然的全面观测为依据的。它包括了真象、假象、虚象、实象、表象、意象等。所谓“象由心生”,它是含蓄的,深远的,瞬息万变,捉摸不定,留有余味的。它不是如“形”那么清晰,直观,肯定,逼真。“象”从自然“形态”中转化提升出来,既是整体之象,又极不确定,充满变化。字象也是如此,“汉字有道,以道生象,象生音义,象象并置,万物寓于其间。”字象包含了汉字的形体之象和意义之象。形体之象就是“象形”,即凭借线条将实体抽象后所得的结构,而意义之象则是包含在形体之象内所表达的深意,也就是所谓的“物象”。这二者之间是一种对应的关系,也是一种相似的关系,它们都围绕着“象”来展开,但却存在着一定的错位现象,即言此意彼。例如“好”字,从形体上看即一女一子,而从意义上看,即可以理解为,女子有了孩子就是好;也可以理解为男子有了妻子和儿子就是好。所以说,在这种字象与物象的错位中,人们往往可以添加进主观的动机和意图,这也使象本身具有了丰富的形式和蕴含。

在汉字的象思维中,象形是汉字的基本特征。其实汉字的象形并不是对事物真实的描述,而是选择事物最本质的特征,将其抽象出来直接表现隐藏在对象表象之下的本质。因此,汉字是对事物简化和抽象后的结果,而抽象的意义并不单纯在于透过现象洞悉事物的本质,重点在于在抽象的过程中,始终贯穿了主体的“意图”,也就是主体对事物的理解和意志。因此,汉字象、意叠合的关系,使得汉字获得了双重的描述能力,由此,人们常利用汉字的这个特征去概括地描述事物,在表达特征的同时,还把字形以外的观念渗透其中。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说:“与世界其他文字系统相比,汉字的书写方式是唯一没有发生过质的改变的,如果我们同意思想事宜语言和文字进行的,而且相当重要的文明依靠语言和文字传递,因而文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种语言系统,那么,我们就会同意,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长期地延续使用,使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始终不曾与事实世界的具体形象分离,思维中的运算、推理、判断始终不是一套纯粹而抽象的符号,中国文明的连续意味恰好就在这里。”

三、诗性至情感

每个中国人,乃至世界上所有了解中国文化的人都知道,中国人是含蓄的,是诗化的,是包容的,是宁静致远的,这与中国从古至今的文化传承密不可分。而汉字,恰恰作为传承的桥梁几千年来屹立不倒,承担着蔓延和潜移默化的作用。设计思维是一种观念,也是设计师的世界观,是设计过程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从汉字看来,除了造字原则“六书”,更有对汉字诗化运用深入探讨的“六义”,即风、雅、颂、赋、比、兴。赋就是把所要叙写的事物加以直接的叙述,或者是就直接与感情有关的事物加以铺陈,即对应了“六书”中的象形;比是把所要叙写的事物借比为另一事物来加以叙述,即对应了“六书”中的指事、会意、形声。由于风、雅、颂、赋、比、兴此“六义”皆是古代用来赋辞吟诗的方法,因此汉字的诗性首先体现在“六书”对“六义”的自觉运用,也就是说,汉字编码中运用了诗的法则,所以其间所蕴涵着的诗意,折射出的光亮,是异常丰富而璀璨的。

对于设计思维来说,设计需要发现问题,而且要合理性地解决问题,首先需要找出对应现实世界中的实际产物,因为人的思维首先是由大脑接收到的信息所构成的,这即对应了“六书”中的象形,亦是“六义”中赋的体现。其次,要运用所掌握的设计手段来合理地解决问题,即对应了“六书”中的会意,亦是“六义”中比的体现。中国人讲“意境”,汉字的形象之结构,是以“字象”来呈现的,并通过实象与实象的连接,实象与虚象的呼应,形成“意境”。而这种“意境”对中国人的渗透与影响,构成了中国人独特于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的价值判断和情感灌注。德国语言学家魏斯格尔认为,母语决定了人一生的精神格局和语言行为。对于中国人来说,起作用的不仅仅是语言,还有文字。而中国传统设计思维,注重的除了实用、美观等,意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中之重。

四、未完的“象外之意”

汉字传承至今,将中国整个历史完整的串联起来,形成一部源远流长的历史。“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这种说法给文字平添了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光彩。中国自古就有“惜字”一说,即写过的字不可以随便丢弃,必须放在“惜字篓”中,否则就会得罪字神,从而影响自己的前程。从传统的文化学角度来看,汉字有字象、字境之分,字象有两种理解方式,一种是汉字的图形“像”其表现的对象,如表意字,对照字形即可以理解其意思;一种则是汉字图形“不像”其表现的对象,不能直接根据字形理解意思,如假借字。字境则是汉字的形象与沉淀在历史、文化、记忆中的无数感受和印象结合的产物。字象与字境是一种虚实相生的关系,字象即为“实”,字境则为“虚”,表现出中国文化生命律动的美,它们共同铸就了中华文化由近及远、相互交融、以及上下传承的不间断性。

汉字之象,汉字之意可以从很深刻的角度透视到中国人的精神层面和文化层面。汉字不断抽象、简化、演变的过程,其实是人民精神和智慧的一面折射镜,也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每一次汉字的改进、变化,无论是字形的改变,如从隶书向楷体、宋体的转变;还是字体的简化与抽象,如篆体向金文、隶书的改变,无不融汇了人们的通晓字象、感悟字境的智慧。中国特有的汉字思维,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传统设计思维,也影响着中国后来的文化,使其成为了担负着表达某些固有思想和观念的任务,成为特定的标记和符号的象征。

五、结语

中国文化上下传承了五千年,以后还要一直传承下去,作为承继整个文化传承所必不可少的汉字,也将随着历史的变迁越来越重要的发挥着它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汉字这种凭借直觉与神遇而并不依靠语言的文字所造就的独特的“汉字思维”,也将永远留传下去。中国传统设计思维是“意象”的,亦是“意境”的,它体现了中国文化包容、诗意、宁静致远的特点,这与中国从古至今代代传承的文字是分不开的。而今,面对纷繁复杂的设计思维,中国传统设计思维如何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如何将汉字思维所蕴含的能量最大化的体现在当代设计中,这是摆在立志于振兴中国设计的有志设计师面前的重要课题。

(作者单位: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