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不在的外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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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种对比的唯一注解显然有失公允。越来越多的立法者开始低下高贵的头颅，用权力的魔棒将那些薪酬颇丰的技术岗位拨回美国本土，不让它们流失到印度、中国、菲律宾和捷克去。

田纳西州新近推出一项法律，要求政府采购部门对那些仅雇佣美国本土工人的承包商实施优惠；与此同时，类似的法案正在各州轮番登场，北卡罗来纳州、密歇根州、科罗拉多州、密西西比州和新墨西哥州均有望成为反外包运动的领跑者。印第安纳州日前取消了一项价值1500万美元的技术外包合同，尽管这个举措让该州付出了多达800万美元的代价。

迄今为止，与甚嚣尘上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带有实质影响的方案仍在考验着冠的耐心。经过了一阵沸腾的喧闹，科罗拉多、密西西比和新墨西哥均悄无声息地推迟了新法案的；而在包括北卡罗来纳州、密歇根州在内的许多地方，议案被推迟长达数月之久，至今仍未有令人激动的消息传出。

保护主义的浅尝辄止部分反映了经济复苏的动向，不断增加的就业机会让曾经炙手可热的熟山芋迟迟上不了餐桌。众口难调也许是另外一个原因。那些为竞选运动推波助澜的商业天才们对限制外包的政治干预恨得咬牙切齿，而民本主义者则正好相反。一些州地方的官员老爷们则索性不置可否，静待白宫的新主人给他们带个好头。

联邦政府这边，以上任之初就在保护国内钢铁工业上插了一杠子而闻名的布什总统，此次以自由贸易者的身份出现，对限制法案的颁布置若罔闻；不过他的经济顾问Gregory Mankiv运气似乎就没有这样好，因为在公开场合称外包对美国的长远利益是一件好事而遭到了潮水般的指责。布什的竞选对手，候选人克里，则明显站在布什总统的对立面。这位摇滚乐迷表示，一旦当选，将不遗余力地推行一项“四点计划”，确保美国的就业机会为美国公众所享有。他同时提议中止政府合同落入实施离岸外包的公司手中，那些存在不实财务记录的公司和意欲将业务迁至海外的公司也将受到同样的惩罚。他还呼吁给予消费者获知其所通话的呼叫中心接线员位于何国的知情权，同时取消外包公司所享有的税收减免。

上述立场或许满足了相当多人的口味，然而同样严重的是，一批又一批商界首脑为克里的发言所激怒。通用电气前总裁杰克・韦尔奇在纽约的世界商业论坛上表示，“这个观点简直愚蠢透顶……不要阻止就业机会流向海外，否则你将付出10倍的代价。”

一些IT界的著名公司也为克里的谈话而愤怒不已。在2000年的美国大选中，当时的网景创建者Marc Andreessen为候选人戈尔捐赠了25万美元用于其竞选，还为支持克里的参议员生涯特意为其安排了晚宴。而现在这位财神说：“如果他们继续执迷不悟，就请他们忘了我。”

隐私权之争

来自离岸外包的政治烟雾并非仅仅局限于对就业的关注，来自隐私保护的强大压力亦构成不断增加的反对声音的一部分。

隐私保护主义者称，一些外国公司在处理敏感的财务数据上达不到美国的标准。纽约州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提议立法机构加强对个人隐私和安全事务的关注，而这多多少少带有讽刺意味――过去的年代里，美国曾不止一次地指责欧洲对待个人隐私的态度过分严厉。

希拉里的提案如获得通过，将会迫使那些实施离岸外包的公司向其客户透露，他们的敏感数据是否输送到了海外。更加重要的是，相关法律将给予这些公司将数据留在本土的权利。最后的条款可能是破坏性的――由离岸数据管理业务导致的规模经济将可能毁于一旦。

众多评论家认为，希拉里的提案是多此一举。但是她的拥护者们却不这么看，他们引用了一个在巴基斯坦从事外包工作的技术工人的例子，借以说明数据保密有多么重要。这位工人在同雇主的一次争论中威胁说，要将涉及美国医疗系统的敏感数据用互联网公之于众。而对数据流失的恐惧最终迫使位于旧金山医疗中心的加州大学将其重要数据传回到美国。

上述担忧已逐渐蔓延开来。一些金融机构担心他们将不得不挣脱现有法律的羁绊，或是面临复杂的诉讼，除非他们能够确保客户的隐私权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同时对离岸的分包商取得了足够的控制权。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企业对于离岸外包的何去何从感到颇为棘手。搜索天才Google在为首次公开上市所作的准备文件中，有意回避了提及来自网络数据外包业务的种种利益；一位个人电脑制造商在他打出的广告中使用了“没有外包”的词汇，同时附加的口号是“买多媒体电脑，为美国作贡献”。

在大洋彼岸的英国，关于外包的争论与美国的状况颇为相似，但无论雷声还是雨点都要小得多。对IT工人的关注被呼叫中心所取代，Amicus工会称到2008年，将有20万个呼叫中心及服务性岗位迁出英国。该工会于去年12月宣称，保险机构Aviva向印度输出2,350个管理岗位的方案是令人沮丧的。

迫在眉睫的现实让托尼・布莱尔不得不一再申明其立场：“毫无疑问，我对那些因为外包的增多而面临失业的人们怀有深深的歉意，但今天的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我们从未试图妄称我们能够阻止这一切。”

然而放任主义的前景并不像它看上去那样美妙，来自欧盟强大的立法压力，特别是对于公民隐私权的关注，给布莱尔政策的前景蒙上了一层暗色。迄今为止，欧盟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尚未建立起符合欧盟标准，涉及敏感数据保护的法律体系，因此从法律意义上讲，将数据处理的工作输出海外带有非法性质，尽管企业可以通过在外包合同中列明相关条款的方式来绕开法律限制。

迄今为止在欧洲，隐私保护的政治意义远不能和其经济意义相提并论，但是这其中也有例外。著名的Alliance & Leicester银行前不久取消了将呼叫中心迁出境外的念头，理由是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银行客户对其个人信息流失海外表示担忧，同时有近90%的客户不希望其帐户由海外机构进行管理。Amicus工会还在竭力促使有关机构对外包活动施以更加严格的法律限制。

迫于压力，如今很多企业推出了折衷方案，将那些规范化的劳动密集型工种“出口”到低成本国家，如印度、菲律宾等，而将涉及敏感数据的业务转移到政治制度、商业惯例和法律环境与之相接近的国家，如加拿大、西班牙、爱尔兰等。

何去何从的路径选择

未来将如何进展？是保护主义占据优势，用严密的制度约束摧毁离岸外包的经济性，还是自由贸易重拾信心，将更多的工作机会输出海外？不偏不倚的“均衡”策略也许是最好的选择。尽管做出准确的预测不太容易，但某些结论是确凿无疑的。

首先，所有的经济体都将在全球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这个判断是基于电信业务的长足进展和贸易自由化趋势的延伸。卓有成效的企业懂得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低廉的成本，因此没有哪个政府能完全阻止企业的自由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制度约束都将是局部的和有限的。

其次，一个同样重要的事实不应被忽略，那就是如果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工作，由此引发的政治和商业压力是可想而知的。这个压力的强度取决于问题的严重程度。美国官方公布的数据表明，迄今为止离岸外包对美国就业的冲击远没有想像的那么大。2004年第一季度，流失海外的工作机会只占所有就业岗位的2%。像这样的损失还没有立法的必要。

但是IT业的状况足以给官方敲响警钟。Gartner预测，到2010年，传统IT职位的25%将迁至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产业结构的大幅调整；而随着上述趋势的加快，政治就要介入其中，但这不能简单称作“保护主义”。一些政治家、评论家纷纷指出，从长远看，西方必须学会“竞争”，也即是说，他们必须至少致力于提高本国人口的受教育水平。

“幻想阻止这一场游戏是徒劳的，只有教育、创新、更多的贸易和投资、培训和更加勤奋的工作才能给予我们期望的增长和就业机会。” 现为参议员，计划在立法中引入“制衡”结构的Joe Lieberman说，“美国经济未能及时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尽管如此，对IT业的保护还是不得不成为政策制定者们的头等大事。“按照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你没有权利得到那些你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东西。”资深IT专家Geoffrey Moore写道。但他同时说，政府有权使用政策工具来“抑制这场变革的速度”，避免某些领域的“过度分解”。

另一个带有舒缓色彩的观点是，尽管离岸外包带来的利益依旧可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利益将逐渐被发展中国家日益殷实的国民财富所抵消。调查显示，即使就目前而言，仍有许多首席信息官承认，他们从发展中国家获取的成本优势是不到30%，而不是外界宣称的60%～80%。

作为本文的结尾，无论Moore还是Lieberman，他们的结论对这场论战的双方都具有借鉴意义――部分干预的做法是值得提倡的。然而无论何种干预和法律体系，也无论人们对之持何态度，全球化的浪潮已经席卷了这个地球的每一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