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利哥”与围观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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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利哥”回家了。在外漂泊多年之后,他终于和家人团聚在一起。
这看上去是一个流浪汉与家人重聚的平常故事,而这个故事却远没有这样简单。
从来没有哪一个流浪汉会像“犀利哥”这样受亿万人的疯狂追捧,甚至引起了国外媒体的关注。他的穿着,他的表情,他的眼神,都吸引着众多好奇者的目光,他的“乞丐装”竟然被奉为最“潮”的流行款式,他的眼神竟然被称为可以“秒杀众生”,而他落魄境况背后的悲惨身世,又有多少人关注?
他在宁波流浪七年之久,七年间他默默无闻,风餐露宿,流浪于街头巷尾无人关注。而他七年之后的走红网络,也纯属出于偶然。因为“犀利哥”的走红,跟“犀利哥”本身并没有本质的关系,而是由于当今社会上普遍流行着一种“围观现象”。很多小事件、小人物因为民众强大的“围观”力量而“被走红”。很多原本寻常的事情竟然可以因为数量庞大的围观人群而变得不寻常,在网络和现实世界迅速传播。“犀利哥”之所以成为一时的焦点,无非是几张照片触动了民众的神经而引发了一场“围观”而已。换句话说,即便没有“犀利哥”,也会有其他的“哥”来满足民众的“围观”需求。从这一点来看,“犀利哥事件”虽然结局温暖,而其本质上却是极为悲凉的。人们对于“犀利哥”的关注,并不是源于内在的同情心,而是源于群体性的无聊、空虚、寂寞。
鲁迅曾经痛斥中国人的“看客心理”,时至今日,这种围观难道不是“看客”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吗?甚至,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把“看客精神”更为发扬光大了。人们的冷漠和麻木已经触及到了社会公德的底线。经济的发展与物质的膨胀往往会使人产生巨大的精神真空和信仰缺失,所以才造成了这样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犀利哥”能够与家人团聚是他的幸运,而他的走红却并非他的初衷。
试想,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个“犀利哥”流浪于市井街头,很显然,他没有“犀利哥”能够“被围观”的“幸运”,那么,谁会真正关注他们?谁会真正同情他们?谁又会真正帮助他们呢?
难道非要他们成为下一个“被围观”的“犀利哥”吗?这种想法真是既矛盾又荒唐。
所谓“哥文化”:
弱势群体被恶搞的悲哀
网络红人“犀利哥”最终回到了家人身边,但红火的“哥文化”却远未停歇。香港媒体的一篇文章在评价这股方兴未艾的潮流时说,“一个‘犀利哥’倒下了,千千万万个‘犀利哥’正在站起来”。作者认为,弱势群体在一个丧失信仰的泛娱乐化时代被恶意搞笑,实在是一种悲哀。
在这篇题为《“哥文化”折射空洞泛娱乐化时代》的文章中,作者提到,“犀利哥”“雪碧哥”“深邃哥”“名牌哥”……继“芙蓉姐姐”“凤姐”之后,一种奇特的“哥文化”正于内地大行其道。“犀利哥”回家了,但“犀利哥”的新闻却余波未了。与此同时,“一个‘犀利哥’倒下了,千千万万个‘犀利哥’正在站起来”。
文中写道,网上如此描述湖北潜江街头的“雪碧哥”:看似随意的乱发,忧郁的眼神,唏嘘的胡渣子。刻意的一缕刘海,漂染成后现代主义的黄色,轻皱的眉掩饰不了一丝惆怅。强烈波希米亚风格的白色长褛,意大利小牛皮的饰品不经意间透露出奢华,浪漫与写实并重的围巾,苏格兰风情的花格条纹中裙,纯手工打造的手套,肘部75度的倾角显得自然而优雅,水磨蓝牛仔有种大自然的粗犷,白色的护膝彰显主人的运动精神,如此“拉风”(新潮吸引众人目光)的“雪碧哥”,远远地把“犀利哥”抛在了身后。
而“深邃哥”据称是一名来自昆明南窑火车站的乞丐,因“深邃的眼神、酷似著名男星尤勇的长相和另类的混搭装扮”迅速“秒杀”了众多网友。有网民如此恶搞他的穿着:BOSS黑框眼镜是近年来最受欢迎的时尚配件,脖子上戴着来自丽江古城的民族饰品,少数民族风情更符合本土流行趋势,甚至做乞丐都不忘记给右手戴枚戒指。细节决定成败,“深邃哥”是个潮男绝对没有错。
至于上海繁华南京西路的“名牌哥”亦让路人停下脚步。“头带虎头帽,身穿假Chanel春季最新款水钻虎头T恤,裤脚上挽的黄色的Levi's牛仔裤下,用灰色的CK秋裤来打底,把混搭玩弄于股掌之间”。同时,“名牌哥”那件用无数假品牌商标来装扮的Armani绿军衣上尚有5个显著大字“假货猛于虎”。
而在吉林长春某书店内,一名流浪汉连续5个月阅读高等数学、计算机、英语等书籍,还抄写习题演算,字迹工整漂亮,日前被媒体发现后誉为“高数版犀利哥”。
文章作者认为,从“芙蓉姐姐”到“犀利哥”,互联网造就了内地一系列“神话”。一方面民主社会的公民意志于网络逐渐显现,另一方面,无聊文化的盛行,甚至弱势群体的悲哀却在一个丧失信仰的泛娱乐化时代被恶意搞笑,实在是一种悲哀。(中新网)
为什么我们只注意到了
“犀利哥”的造型
与壁垒森严的现实社会相比,匿名制的网络社会无疑成为平民意志狂欢的舞台。尽管日益加强的管理不知疲倦地试图将互联网规训到现实秩序中,但网民们仍然不断投票产生出一个个网络红人和“名博”。从“芙蓉姐姐”到韩寒,一方面互联网孕育着民主社会的公民意志,另一方面也将庶民的喜怒哀乐汇聚成网络社会聚众围观的广场。目前谁最红,无疑是风头正劲的“犀利哥”。
我们可以用“广场效应”来解释网络红人的出现。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完全竞争”的网络环境,不存在任何管制,包括删帖、过滤词和“根据当地法律法规,部分结果未能显示”;二,符合网络审美,至少具备一种传播价值。第一个条件是给网民以“点击”机会,第二个条件是让网民产生“点击”欲望。那些点击率动辄几十万的网络广场上,每天都在产生满足这两个条件并且具有献身精神的网络红人。
你看到了“犀利哥”的潮男造型,但你未必看到也未必关心他在垃圾箱里寻找食物的照片,因为这种照片丝毫不能引起你的关注,所有的乞丐都会做同样的事情;你惊叹他有着刘天王的鼻梁和嘴唇、金城武的轮廓以及忧郁的眼神、性感的胡须,但你也未必会知道这位“犀利哥”还是一个经常穿上女人衣服把自己想象成女人的精神分裂者。事实上,不少乞丐都有精神病症,我们还记得《十月围城》里的“黎明”么,那是个为情所困的型男乞丐兼武林高手。
网络的传播永远遵循“眼球定律”,“犀利哥”的造型和他乞丐身份的落差多么富有娱乐精神,他成了互联网上的亮丽风景。从这个角度来看,“犀利哥”已经给这个社会作出了贡献,他让每个网民从中获得了猎奇的愉悦。在最近的网络红人中,足以与“犀利哥”媲美的当属名动天下的“凤姐”,自“芙蓉姐姐”之后另一个献身大众娱乐的丑角。她们的出名路线惊人的相似,她那声名赫赫的七条择偶标准让人想起“芙蓉姐姐”当年的名言:“我那张耐看的脸,配上那副火爆得让男人流鼻血的身体,就注定了我前半生的悲剧。”与“犀利哥”不同的是,这位“凤姐”显然有着自发的“献丑”趋向,她站在网络广场上发出怪诞不经的语言让人们发笑,同时享受着这种聚光灯下突然成为名人的,而那位“犀利哥”却拒绝配合主流媒体,除了那张惊为天人的潮人照,他仍然活在现实的乞丐江湖,他不知道江湖上到处是他的传说。
我们不介意小人物的走红,我们希望看到像苏珊大妈那样的小人物靠自己的实力成为英国的全民偶像,而不是“凤姐”这类通过卖笑、自谑来吸引全民低俗审丑的走红方式;人们看完“犀利哥”的造型后爆笑,但对“犀利哥”的身世却往往视而不见。在我们的笑声里隐含着观看一个小丑表演的优越感,却缺乏对小人物的尊重。娱乐时代的中国走在两个极端,一方面是与性、暴力、低俗挂钩的草根娱乐,另一方面是高高在上的政治化的娱乐节目,而网络传播显示了它的残酷和歧视,精英主义和古典审美以及说教式道德教育遭到了网络无情的抛弃,理性的言论和严肃的探讨在网络中往往处于广场边缘。(朱迅■)
围观“犀利哥”是在“消费”良知
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这名被称为“犀利哥”的年轻流浪汉蹿红网络。“走红”之前,他逡巡于小城宁波的街头巷尾;“走红”之后,他平静的流浪生活彻底受到了惊扰,无数围观者拍照合影,“犀利哥”放声大哭的照片又被放大了。此时,网友们所谓对“犀利哥”的救助,还在不知所终地继续着。
很难精准地概括出这名流浪者为何会在瞬间红遍大江南北,甚至红到了中国台湾和日本。现在,“犀利哥”的走红终于让很多人的内心开始变得不安且内疚起来。新闻后续的报道里依稀透露,“犀利哥”很可能是1998年的抗洪老兵,也可能是被家庭遗弃的精神病人,他的发型,他的衣着都是不得已而为之。而围观者所谓的赞誉、追捧,与他原本卑微的人生而言,并不能算是“美丽的误读”,而是一种蓄意的消遣。在众人的消遣中,一个在楼宇森林和钢铁洪流中无声无息流浪的弱者被塑造成了“网络红人”,弱者没有被同情,反而被消费,无论如何,这都是这个时代的病灶之一。在消遣“犀利哥”获得某种的同时,不知道是否有人想到他也是公民,也有尊严?
以娱乐的精神来消费弱者,“犀利哥”不是第一个“牺牲品”。远的比如杨丽娟,在追星的途中被大众媒体和公众趣味所主导,大众和媒体在观望杨丽娟的过程里获取,而作为弱者的杨丽娟却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所付出的代价;近的比如罗玉凤,大众媒体带领公众消费着罗玉凤的征婚故事,罗的人生缺陷一次次地被公众作为调味生活的作料。
值得警惕的是,在消费弱者之前,无论是大众媒体或者普通围观者都善于举起行善的标杆,有了行善的名号,所有的关注似乎只能向好的方向发展。殊不知,忠实记录是一回事,参与干预又是一回事,很多时候,哪怕有着行善的动机我们也应当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具体在“犀利哥”身上,六七年来,“犀利哥”虽然生活在宁波最繁华的街头,但却像个隐形人一直游离在世界之外,突然有一天,世人把目光聚焦在了他身上,这到底是惊喜还是惊扰?作为想帮助“犀利哥”的每一个人,都需要自问一下是否能为他做得更好?只要他是社会生态能容纳的,那么保护和尊重“犀利哥”的选择,是我们不可逾越的界限。
在这个春天,“犀利哥”一个悲惨的人生故事,被我们以娱乐精神消费了。消费弱者的同时,其实也在消费着内心中的良知。那些聚焦的目光最终远去,对于“犀利哥”而言,这是不是幻梦一场?对于围观者而言,以消遣开始,以痛感结束,只是不知这是不是终点?(陈方)
围观情结:国人为何依旧麻木?
中国人的“围观”情结,让人深恶痛绝。
最近在互联网上看到了很多和围观主题相关的社会新闻,读罢令人心寒,忍不住想说几句。“23岁女孩被人当街,周围十余围观者袖手旁观”,这是2005年4月27日发生在河北平顶山的事情。讲述一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将一名23岁的女青年摁倒在地,实施。当时女青年大声呼救,然而令人痛心的是,闻声而来的10多名“好事者”竟然没有一人出手制止。而前些日子更是在街头出现“女孩公厕内被拾荒男子,40余人围观无人制止”以及“ 五岁孩童失足落入冰冷臭水塘,围观者上百无人施救”的场景。当然更有甚者,还有“男子天桥上欲轻生,围观者催其快跳不要浪费时间”这样的报道。如果你还心存疑虑的话,搜索“围观不救”一词,这样的新闻多达4100条,这就意味着有4000多个这样的故事在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上演着。当然,我们完全可以设想,有更多这样的事情是没有见诸报端从而无法被人知道的。
在看完这些所谓的“新闻”之后,我就一直在想,难道中国人真的天生就这样冷漠和残忍吗?我们应该记得鲁迅先生当初之所以弃医从文,就是他在日本时看到了我现在还清晰记得的一幕:几个同胞为日本人卖命,而最终被俄国人捉住,被杀头时,站在旁边嘲笑、围观的正是中国人自己!我们也应该记得,鲁迅先生在小说《药》中所描写的场景,当革命烈士被当局杀头时,无数的中国人没有丝毫的同情,而是伸长脖子看热闹。这些都构成那时中国社会的真实的一面,在看到鲁迅先生这样的描述时,我们都一定对那些围观者嗤之以鼻,痛骂之。那为何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后,这样的情景还是屡见不鲜呢?很多国民的素质还是如此低下呢?
也许有些人会说这两类围观具有不同的性质,不能相提并论。但是我们认真思考就可以看出,不同的仅仅只是发生的时代背景、人物、地点不同而已,他们之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从这些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围观基本都是发生在受害者需要帮助的情况下,从中国人被杀,女孩被当众到小孩落水不一而足。那为什么围观者都见而不救呢?如果说二三十年代的那些中国人没有能力改变事情的发生,错只在于他们的无知和冷漠上,那么今天的中国人,除了冷漠的思想外,最根本的错误在于没有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虽然不应该提倡以自己生命为代价的助人方式,但上面的事件可以说是举手之劳而已!他们似乎在从别人的痛苦中去寻求,这些人缺乏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
应该说一提到围观,证明是有两个以上的人,甚至在上面的场景中,围观者达到几十人乃至百人之多,这么多人中,难道就没有几个有点素质的人吗? 如果鲁迅先生那个年代的很多人缺乏教育而显得冷漠、无知的话,我们今天的社会应该不缺乏这样的道德教育啊?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受到的基本上是“见义勇为”、“乐于助人”的正面教育,可为什么很多人表现出来却是相反的一面呢?虽然我们也能看到“铁轨下救人”这样的先进事迹,但为什么如此之多的围观者就没有受到丝毫感化呢?
记得以前很多人喜欢在人性上争得不可开交。在这里,用“人性本恶”和“人性本善”显然无法给出满意的答案,我认为这样的事情与人性无关,我们如果能跳出这样的圈子反而有机会找到真正的答案。
中国社会一直有“枪打出头鸟”的传统,在上面的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大家都眼睁睁地看着事情发生,有点素质的人,也会装着不知道。大家除了看热闹之外,其实也在相互之间盘算:“他们比我先来,为什么都不救,而让我救呢?我出什么头啊?不是自找麻烦吗?”这种明哲保身的思想非常明显。
在这里,我把这种现象称为“中国人的围观情结”。这种情结我这里没有给出详细的答案,但是我希望更多的人能从这里着眼,进行反思,希望这样的“恶性围观事件”可以减少,甚至消失。因为如果这种“围观情结”感染到每一个人,纵容的就是施害者,即使没有受害者(如落水小孩,跳楼者),说不定有一天你就会面临同样的困境。就算为了救你自己,先救救别人吧!(OZO)■(责任编辑_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