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风暴下的东欧秘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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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初出茅庐的导演，德国人唐诺・斯马克凭借自己的第一部剧情长片《窃听风暴》扫完了世界范围内的绝大多数电影奖项。从剧本构思到拍摄完成，斯马克耗费了9年时间，《镜报》称赞这部影片“让人想起《1984》，不同的是，前者是现实的”，而美国头牌影评人艾伯特评价它“把政治性降到了最低，奉献了一个时代的普通生活，这种近距离更让人产生悲哀”。

现实版的窃听风暴

在没有任何悬念地夺得奥斯卡之后，剧组并没有大肆庆祝，在酒会上短暂逗留就各自回了酒店，次日的德国媒体也没有出现铺天盖地的赞誉式报道――对于他们来说，最轰动的一刻早在奥斯卡之前就来过了。

这个时刻是由主演欧路奇・莫赫在接受德国电视台访问时创造的，主持人先把一连串的赞美抛给他，然后问：“你怎么能够揣摩出一个窃听特工的心理状态?”莫赫面无表情地回答：“再简单不过，在东德时期，我被监听过。此外，负责向国安局汇报我行踪的是我妻子。”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认为这是个不好笑的玩笑，编导喊了暂停，要求重录。主持人又问了同样的问题，莫赫又给了同样的回答。看到主持人的一脸茫然，导演斯马克站出来确认了这个回答的真实性，演播厅内顿时一片沉默。一个演员的荣誉和一个普通人的悲哀，在最恰当或者最不恰当的时候，被纠结到一起了。

比起《窃听风暴》，很多人认为德文直译的片名《别人的生活》可能更为贴切――政治议题在影片内只是一块蓝幕，真正站在台前的是一男一女的生活细节，细腻、伤感并且无力自主。住在德国的龙应台看了影片后向朋友感慨：“那是一个‘1984’式的历史时空，但我很高兴，片子里出现得更多的是一对夫妇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现实的软弱，这些都是生活的记录。”但对于莫赫，以窃听人员的身份在影片里观察自己曾经的生活是件难以忍受的事情，他在答应接演的第二天就后悔了，坚持要求退出剧组，在斯马克的追问下，他透露了自己曾被监听的经历。这段经历随即被斯马克重新写进剧本中，在影片结尾，被监听的剧作家在史塔西纪念馆里找到了自己的“忠诚档案”，这是莫赫的真实经历，没做任何改编。莫赫回忆说，1990年，他在一个朋友的怂恿下去了纪念馆，并没有想到会从中发现什么，但多达254页的报告向他证实，从1979年到1989年，他每天的行踪都被前东德国安局记录在案，包括电话记录，提供这些记录的正是他的妻子。

演播厅爆料之后，莫赫完成了自己的同名回忆录《窃听风暴》，这本书很快脱销，前妻看到内容后向法院状告他诽谤。在法院的聆讯上，莫赫把254页报告依次铺开，整整齐齐地摆在法官面前，引得旁听席上掌声如雷。但在这出现实版的窃听风暴发展到最高潮的时候，莫赫的前妻戏剧化地患了绝症在家中暴毙，让所有伸长脖子等待大结局的人都极为失望。作为在影片中出现过的媒体，《镜报》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对官司的报道中，它不无遗憾地宣称“我们和所有人一样，没能看到现实中的结尾”。但聊以的是，在官司期间，《镜报》的销量上涨了20％。

窃听和被窃听

莫赫的现实故事已经由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变异成一出肥皂剧的话，幸好这部电影并非如此。法院最终向莫赫发出通告“无须再纠缠此事”，但对于走过那个年代的德国人而言，回忆才刚刚苏醒。

有三年时间，导演斯马克躲在维也纳的一个修道院里写剧本，在动笔之前，他已经花了一年的时间寻找和采访那些曾经在前东德做过秘密警察和线民的人。采访完之后，他整个人近乎崩溃，回到家对父亲说：“秘密警察是一群把内心情感上了锁的人。他们变成只讲究原则的人，感情元素整个被排除、被封存起来。也许，感情会让人软弱和犹豫，这对他们是危险的。”

事实上，像维斯勒那样被逼真的生活所温暖的人性只是电影的一厢情愿。斯马克四处奔走，借用了很多前东德的机关大楼进行实地拍摄，唯一遭到了监狱博物馆馆长的拒绝，后者直接对他说：“你的剧本不符合事实，不符合那个年代。一个受到他人生活感染，而最终选择转变立场的秘密警察?对不起，历史上永远没有这个人。”

这句话随即被媒体大肆转载，尽管所有人都对此表示愤怒，但也只能承认，这是事实。相比起被生活感化的维斯勒，那位被监听的妻子可能更具有真实性，她的屈辱，她对现实的妥协，甚至在最后，她向国安局供出了她丈夫的秘密。这些剧情安排让她成为整部电影里最活生生的人，似乎只有她身上，才具备人性应有的软弱。生活的选择

关于东两德时代转变的电影永远层出不穷，最著名的是那部《再见!列宁》，但那种温暖的怀旧情绪让整部片子里只有淡淡的哀愁。罐头小黄瓜和新闻播报，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忆，在这种忧伤怀旧之下，几乎难有人记起背后的事情。

而《窃听风暴》则成了第一部直面那个白色时代的电影。原东德国安部副部长沃尔夫，任这部电影获奖后不久去世。沃尔夫在自传中说，他的理想是通过监控人们的日常生活，让德国永不再重蹈纳粹的覆辙。如今虽然失败了，他依然怀着如此的信仰。

在这话的背后，是东德国安局的85000名特工，它甚至监控了1800万人中的600万，它的线民人数接近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柏林墙竖起的近30年间，平均每天就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德国统一后，国安部的全部窃听档案，移交给新成立的高克管理局，开放给所有公民查阅。这些监控资料一本本铺开，有足足1000公里长。它的公开掀开了人类史上最残酷的潘多拉的盒子，无数人发现自己的同事、朋友、律师和医生都是国安部的告密者。在管理局开放的当天，有6对夫妻自杀，因为他们发现彼此都向秘密警察出卖对方。所有人都必须壮起胆子，承受这前所未有的道德打击。

电影上映后，那些曾经担任过秘密警察和线民的德国人走上了街头，他们在柏林墙的旧址前拉出横幅，向公众解释自己当初只是为了…恪尽职责，没有任何罪恶可言”。但那些因为他们“恪尽职责”而导致生活轨道转弯的人仍在被回忆折磨。妻子监视丈夫，学生监视教授，儿女监视父母，非常的人际关系足以消灭一个人。

斯马克的信箱仍旧每天收到德国人的来信，其中有曾经被监听过的人，也有曾经的秘密警察，大多数信他都没有拆开：“我不是神父，没法帮你告解。但是通过我的电影，人们似乎认识到一件事：你，可以对信仰和生活作出正确的选择。”但问题是，这种选择，往往在大时代变迁之后才能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