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醒者之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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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病》一文以平和的语调缓缓道来，叙述得有些不是滋味。这煎熬在“滋味”中的是读者，更是笔者。鲁迅阅世颇深，有种种不忍见、不忍闻的事实，而自己又有一个理想的世界，蕴积既久，非一吐不快。可以说，当世当时，鲁迅是最大的清醒者，而往事的痛楚，就成为这位“清醒者”无尽的“煎熬”。

第一份“煎熬”――“我曾经和这名医周旋过两整年。”

10年前，鲁迅，16岁，不是不懂，只是不太懂。他与“名医”周旋的两年，在10年后的他看来，荒唐、无知甚而可悲。“我”、我们大家忙活采办“药引”，“我”“恭敬地送他上轿”，“我”走进百草园找“原配的蟋蟀”，“我”为了父亲“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木匠”，回念一想，只是被游戏了一场。医者“游戏”了生者，生者却“游戏”了病者。鲁迅是个批判家，批判的不只有别人、社会，亦有自己。

第二份“煎熬”――“我现在还听到那时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最大的错误。”

“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这是最真实也最真切的人性情感，有对于生命尊重的理智思考，以及深爱父亲不忍丢弃的情感纠葛。这种矛盾直到现在也深埋在人的潜意识里。然而，在精通理解的妇人衍太太“催促”下，“我”一遍遍念叨“父亲！父亲！”使得父亲“已经平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痛苦。”这是非理智的做法，于活着的人是情感的慰藉，于死者却是痛苦。鲁迅明白这种痛，父亲想安静地走，道“什么呢……不要嚷。……不……”，焦急地喘着气，“我”却“还”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气。

最不忍回念的往事，鲁迅却将此一字一字地刻了下来。鲁迅学医的时候，伦理学成绩有83分。至此，我们可以想象，这份煎熬之深――伤口深处是浓浓的爱，而他只能用痛去疗伤。

第三份“煎熬”――“从此我便不再和陈莲河先生周旋，……正在和只长于外科的西医奋斗哩。”

古有言：“药医不死病。”医术不是仙术，毕竟不是万能的。这是事实，更是科学。然而，科学定然不是每个人都懂得的，即便是事实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接受的。在这“定然”与“即便”中，庸医便有了最好的温床。

中医学在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运行，不可避免渗入了封建文化思想。医道堕入巫道，除去人品之外，也是当时社会风气所致。药资之昂贵，行医之敷衍，思想之顽固，可见“名医”不在行医治病救人，旨在为利为己，有类于披着羊皮之狼，挂着羊头卖狗肉。看到这样的温床、这样的“名医”之“奋斗”，鲁迅愤懑之余也让学医的自己深陷煎熬。这是我们难以感同身受的。

在《坟・写在〈坟〉后面》中，鲁迅写道：“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自己……”《坟・论睁开了眼看》中他痛斥“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一天天满足着，即一天天堕落着……”我们敬畏鲁迅先生的那份“清醒”，更愿一同担起他那份“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