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新型合作医疗报销制度的某些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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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4月，我市被纳入第二批全国农村牧区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县(市)以来，整体运行情况十分良好，极大地缓解了老百姓因大病返贫、因大病致贫的现象的再现，这项惠农政策也逐渐深得农牧区老百姓的民心。
去年，我市农牧民参加合作医疗的参合率达到了96％。近日，记者从市合管办获得消息，2007年度我市农村牧区参合金征缴工作结束，我市农牧民的参合率停滞在去年的水平，只有96．2％，比去年只增长了0．2个百分点。其原因何在呢?去年，我市刚纳入试点区，有部分老百姓抱着观望怀疑的态度，这项政策经过一年时间执行，按下全市的舆论攻心政策不表，抱着观望怀疑态度的那些农牧民肯定能从生大病的老百姓得到巨大实惠的实例中抱憾，对这项惠农政策应该不会再抱怀疑态度，他们应积极及时缴纳参合金，使参合率达到100％至少比去年96％高出2至3个百分点才对，可为什么经过了一年的时间，参合率仍然上不去呢?全市有22568人，2007年度只有21709人交纳了参合金，其中，特困户、五保户1204人均全部参合，这不是特困户、五保户的859人为什么不参合，是因贫交不起参合金吗?按平均四口之家计算，应该有215户左右，按每人交纳10元计算，每户只需交纳40元，可享受80000－100000元左右的国家医疗救助，这笔帐谁都会算，谁不愿意做这等绝对占便宜的好事呢?就算再贫困，这40元钱难道不能向他人暂借和筹措吗?可为何这些人不交纳参合金呢?
两类事件打击了部分农民参合的积极性
据合管办资料，远离市区的唐古拉山镇2007年度的参合率达到了100％，而人口最多、离市区最近的郭勒木德镇却只有95．5％，居全市乡(镇)农牧民参合率的最低。记者日前在郭勒木德镇农村采访获悉：两类事件打击了部分农牧民参合的积极性。
民康村离市区不到5公里，全村人口1500人左右，有1300人左右属于我市户口。据该村会计刘文明(回)说，去年该村参合率为95％，今年他们去征缴，许多村民极不愿意交纳，刚开始交纳不足50％，后来经过做工作，参合率有所提高，提高到多少，他因登记簿上交而无法确定。这是为什么?
刘文明告诉记者，去年该村曾出现两类事件，极大地影响了该村村民参合的积极性。
第一类是百姓普遍遇到的普通病报销问题，刘文明说，在他们村，由于离城距离不算近，多数村民选择就近诊治，一个普通的如感冒、高烧类病，到郭勒木德中心卫生院分院就诊，得花费40元―50元钱，而到私人诊所却只需花费30元左右就会把病治好，参加合作医疗，为什么花费反而高了一些?记者随后赶到郭勒木德中心卫生院分院，经该分院证实，普通感冒、高烧类病，农民到该院的确要花费40元―50元左右。刘文明说，到该分院去治病，医院故意不下药或下药轻，这很伤农民的心。
第二类事例，该村一村民今年生过一场怪病，前往市人民医院诊断。据刘文明说，市人民医院诊断为某类肠病，需截去约1米长的肠道，且病已到晚期，就算截肠也救不了命，嘱咐家属尽快为病人准备后事，但该村民不信邪，又前往二十二医院就诊，诊断结果并非人民医院所诊断的需截肠病，而是医生误诊，结果只花费了几百元钱便将病治好。
经城北村的村干部证实，城北村也有此类现象的出现，城北村今年仍同去年一样，也是96％，的确有部分去年参加合作医疗的村民不愿意交纳参合金。
解读相关规定
记者对这两类事件感到纳闷，做为相当于国营的医院，为何比私人诊所收费要高，而参加合作医疗，为何会比不参加花费高呢?如果说，市人民医院技术、水平不够而对某些大病误诊，这种现象在任何一家医院均可能出现，这跟农牧民参加合作医疗能拉上关系吗?二十二医院毕竟也将该病治愈，如何打击农民参合的积极性呢?
记者随后从农村牧区相关报销制度规定中找到了答案，并且，这个答案经部分农民、医生证实，确有此类现象的发生。
农村牧区合作医疗报销制度如此规定：乡(镇)、市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被取消，新增设了住院界定线，乡(镇)医疗机构为100元，市级医疗机构为200元；乡(镇)卫生院住院补偿比例为60％，市级医院住院补偿比例为45％；农牧民每年能报销门诊费7．5元。如果农牧民生大病，医疗花费100元以上，特别是花了几千上万元医疗费，这的确是一项减轻农民医疗负担的好政策，这项制度的实施，农牧民只掏了40％―55％的医疗费，因此这项政策只偏重于让生大病的农牧民得到救助，但如果农民得的只是小病如感冒、高烧之类，而医院将这类小病当作大病来治，就钻了这项惠农政策的空子。对医生来说，如果要让感冒、高烧类小病象大病一样诊治，让农牧民的普通小病的医疗费用也达到100元或超过这个起付线，既赚取了国家的钱，又赚取了农牧民的钱，农牧民报销掉60％的医疗费用后，还得自己埋单付上40元－50元钱，因此才有农民―上医院至少得花费40元－50元的说法。正如刘文明所说，在医生操作起来，就是要让农牧民―进医院先住院，住上三五天，天天打吊针，且先下无关紧要的药或下轻药，只要不把农牧民医坏，任何药都行(记者在这里正告那些昧了良心的医院和医生，久走黑路，终有一天会遇到鬼)，再慢慢下药，让所有的医疗费用累计达到或超过100元钱才治病，让农民出院。刘文明还告诉记者，他们村村民现在生病如感冒、高烧类基本不到郭勒木德中心卫生院分院去治疗，只要一进去，准得住上三五天院，还得花四五十元钱，这类病他们多选择到私人诊所去就诊。
在合作医疗相关管理规定中，对能报销的各医疗机构实行定点，而这些医疗机构由于受医生能力、技术设备等限制，造成对某些病束手无策，或误诊，或乱下药，这种现象的确有。群众生了病就得医疗，花再多代价都不会顾忌，二十二医院在格尔木发展了五十年，医疗水平、设备比市人民医院的确好一些，成为群众得大病在格尔木市本地诊治的首选，但参合的农牧民在该院诊治却因该医院不是定点医疗报销机构而一分钱报销不了，如果有些病连二十二医院可能都束手无策，只能到内地的一些大医院诊治，仍然不能报销吗?作为地方一流医院的格尔木市人民医院如果能诊治所有的病，农牧民到这样的医院治疗大病，花费也可报销，这当然可以成为农牧民诊治的首选，可是，有些病如民康村村民生的这类怪病，人民医院诊治不了，农牧民只能到二十二医院这类大医院就诊，但诊治费用却报销不了，“花这十元参加合作医疗有什么用?花钱治不了病，还花这冤枉钱干嘛，这十元钱真是白花了。”村民的话道出了农牧民在这个报销制度弊端下的辛酸。
具体分析
在这些案例中，农牧民感冒高烧到私人诊所只花费30元钱，私人诊所都能赚取利润，而作为公立医疗单位，除了拿国家的补偿部分，还比私人诊所多赚取了农牧民10元―20元钱，是不是赚取得太多了?合作医疗中门诊费人均7．5元，我市有两万多农牧民，这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这一大笔费用基本已被医生赚取近20万元了，为何他们仍嫌不足，还要如此昧了医德赚取更多的农牧民的血汗钱，现在的医德医风建设，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可医德医风建设取得的实际效果有多少?
在社会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医疗制度的市场化导致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医疗机构由于掌握着医疗知识、医疗设备等医疗资源而处于绝对优势，广大群众处于了绝对的劣势，处于绝对劣势的群众生了病，必须到医疗机构接受诊治，只能任人宰割。在市场经济运作的条件下，医生为了赚取超额利润，形成了小病大病均不下药或下药轻的现象普遍存在，而在国家医疗投入较少的情况下，公立医院为了获得市场、医院的发展、医疗设备的购置等，均不得不赚取超额利润。有些医疗单位到现在仍然实行以医生的门诊、治疗收入跟工资挂钩的制度，纵容医生乱下药、开高价药，这就造成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东北500多万元将人治死、兰州100多万元高额医疗事例等现象的频繁出现，使看病贵、看病难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化，在这种条件下，医疗改革不得不启动。
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农村牧区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实行，是国家逐渐实施医疗改革的试点，在一定程度上使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在群众看来，看同样的病，花费总算少了一些，但缓解并非根治。其实在这些制度的背后，医生并没有让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解决，他们仍然我行我素，只不过贵出来的部分却由国家和社会上其他人共同承担着。看病贵、看病难的根源在于国家在医疗上的投入力度不够，物价的上涨，医院和医生为了维持生活、开支和发展等，也不得不提高医疗费用。
治病需治本，解决问题需追溯根源，国家的投入逐年增长，但仅有投入还不够，还得从医德医风建设、解决医院机制、加强医疗监督等问题上入手。市场化的国民教育，使处于市场化的教师们的地位每况愈下，同样的道理，医疗制度也是国家的公益事业，也已推向了市场化，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医生这个时兴的人们曾经崇尚一时的行业，在人们的心目中也变了味。
在市场交易中，一棵白菜只需花一棵白菜的价格，但所有经营者都想让一棵白菜实现白菜加肉的价格，但是，在市场交易中如果出现这类欺诈行为，会有12315、人民法院等协调解决，而医疗机构出现了白菜卖了白菜加肉价的欺诈行为，谁来维护病人的切身利益呢?
我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只需成立一个如12315的民间医疗监督组织，协同医疗监督单位共同监督，对医疗机构的治病、下药、治疗等全过程进行监督，还老百姓一个透明的看病治病过程，切实维护病人的切身权益。
医院拿小病当大病治而赚取“黑心钱”、报销要限制地点和限制医疗机构，如果继续下去，这项惠民政策将慢慢流产，谁来负责?
(作者单位：格尔木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