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效用假说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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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古典效用理论认为效用由收入（或消费）决定，但这一理论不能解释在时间序列上收入增加没有带来幸福感相应上升的大量经验事实。相对效用假说认为，除收入外，效用还取决于物质欲望，从而圆满解释了这一现象。
关键词：效用；收入；物质欲望；相对效用假说
中图分类号：F2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2-0122-05
效用是福利经济学考察的核心内容，也是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对效用的测量和决定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①，从而大大发展了效用理论，但在我国经济学界，相关介绍和分析尚不多见。本文在述评效用理论的最新发展的基础上，探讨效用研究在我国的应用前景。
1.效用的测量
效用（utility）指人们对其生活满意程度的主观判断［1］，在相关文献中，又被称为快乐或幸福感（Happiness）、满意感（satisfaction）、生活满意感②（life satisfaction、satisfaction with life或satisfaction with life as a whole）、主观福利（subjective well-being)和福利（welfare）等，有的学者甚至在其研究中交替使用这些术语［2］ ［3］ ［4］ ［5］。这样做的合理性得到了经验研究的支持。例如，Blanchflower and Oswald（2004）［6］通过考察这两组数据发现结果非常相似。本文以下部分主要使用“幸福感”，偶尔也使用“效用”、“快乐”和“满意感”等术语。
对幸福感的经验研究是建立人们体验到的效用的基础之上的，而后者则是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的。“幸福感”调查的典型设问是美国自1972年以来实施的一般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GSS）中的问题，即“总的来说，这些天你是感到非常幸福、比较幸福、还是不很幸福” ［5］ ［7］，有的稍加变化为：“总的来说，你对自己的生活是非常满意、不很满意、还是完全不满意” ［8］，或“这些天你感到有多幸福？非常幸福、很幸福、不很幸福、还是不幸福” ［9］。德国社会经济面板数据调查（The German Social-Economic Panel，GSOEP)的幸福感设问是：“总的来看，你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满意？”要求被调查者在1至10之间打分（1代表完全不满意，10代表完全满意）［10］。而俄罗斯长期监督调查(Russian Longitudinal Monitoring Survey, RLMS)的设问则是即时问题，即“你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在总体上有多满意？”要求被调查者在完全满意、很满意、不好说、不很满意和完全不满意之间选择［11］。
尽管幸福感调查的设问、用语和回答的分类赋值极不相同，但总的来看，人们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几乎没有困难。例如，GSS在1972~1987年期间举行的14次调查中，没有回答幸福感问题的不到1%［5］，而GSOEP在1992~1997年的调查中没有回答的不到10%，没有回答客观问题的更少［12］。
幸福感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幸福感数据的可靠性。尽管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幸福感的测量和分析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但经济学家直到最近10多年才开始研究幸福感。幸福感研究长期不受经济学家重视的原因在于，幸福感数据反映的是个人的主观感受，经济学家怀疑其可靠性［6］ ［13］ ［14］。第一，幸福感是个人按照自己的理解而不是某些客观标准对自己生活各方面进行的总体评价。由于没有客观标准，即使享受相同的生活，评价也可能因人而异［5］③。第二，人们在回答问卷调查时，会受社会期望的影响④。如果社会期望是生活幸福，生活不幸福的人可能因担心受到歧视而在访问者面前回避自己生活中不好的方面［13］，夸大自己的幸福感［7］［14］。第三，被调查者也可能受调查时的情绪影响而使调查数据产生主观误差［14］［15］。这些因素导致的误差可能与许多特征和行为解释变量相关，因此幸福感不能被合理地用作被解释变量。幸福感作为解释变量可能有用，但对结果的解释须慎重，因为它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不是因果关系，不能解释行为的变化［13］。因此，经济学家认为幸福感不能和客观经济变量同等对待［16］，他们更相信后者。
但研究也表明，幸福感数据非常可靠［17］［18］，和观察到的行为是相一致的［19］，较好地反映了人们的主观福利感受，是个人效用的一个令人满意的近似和有意义的概念［3］［4］［5］［20］。Di Tella et al.（2003，p.810）［21］甚至认为，幸福感数据比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所指出的、由显示偏好所决定的效用更能代表人们所体验到的效用。例如，研究表明，说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倾向于更爱笑，也被周围的人认为是幸福的，幸福感与由紧张所引起的高血压等疾病和自杀率呈负相关［7］［22］［23］；工作满意感与心理不健康、心脏病、缺勤和无效工作等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19］。此外，在笔者看来，既然幸福感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和经济学家关心的终极目标，那么，经济学家就绕不开对幸福感的研究，即使这些主观数据存在着缺陷。
2.绝对效用理论困境
众所周知，在效用理论发展史上，曾经有过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之争，被新古典经济学接受的是序数效用论。基数效用论认为效用和食物、衣服等物品一样，其大小是绝对的，可以精确测量，而序数效用论则认为效用难以精确测量，只能进行大小排序。
新古典效用理论认为效用（HAPPY）由绝对收入（或消费）（y）决定，收入（或消费）越高，所决定的预算集越大，对应的效用无差异曲线所处的位置离原点越远，效用越大，即绝对效用理论，可表示为：
HAPPY=f(y) （1）
且σHAPPY/σy。
但新古典绝对效用理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调查发现，和新古典绝对效用理论的预测相一致，在某一时点，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幸福感与收入成正比。例如，Easterlin（1974）［17］综述的30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表明，富人比穷人幸福；平均来看，富裕国家的人民比贫穷国家的更幸福⑤。但从时间趋势来看，收入的大幅度增加没有带来幸福感的上升［5］，幸福感和收入之间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例如，1972~1991年期间美国的实际人均GDP增加了2倍多，日本1987年实际人均GDP是1958年的5倍多，1958年一般家庭很少拥有的洗衣机、电冰箱和电视机到1987年十分普及，拥有小汽车的家庭也由1%增加到了60%，但同一期间这两个国家人民的幸福感没有显著变化。1973~1989年期间，丹麦、北爱尔兰、爱尔兰、比利时、英国、德国、法国、希腊和意大利等9个欧洲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增加了25%~50%，但这些国家人民的幸福感也没有显著变化［24］，Blanchflower and Oswald（2004）［6］对美国和英国的实证分析⑥、Clark and Oswald(1994)［25］对英国的分析和Frey and Stutzer(2000)［2］对瑞典的分析都证实了这些观察,有的研究甚至发现幸福感出现了下降［14］［26］⑦。尽管从时间趋势来看，收入增加没有带来幸福感的上升，但在某一时点，人们倾向于认为过去不如现在，未来比现在好［5］。对于这些现象，新古典绝对效用理论不能给予合理的解释。
3.相对效用假说
Easterlin（2001，pp.472-474）［5］归纳出的相对效用假说对这些现象给出了圆满的解释⑧。该假说认为，幸福感与收入成正比，与物质欲望(material aspiration)成反比。图1中，假定最初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的物质欲望相同,为A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收入越高，物质欲望中得到满足的部分越大，幸福感越强（比较对应于物质欲望A1时的效用函数上的点1、2和3），即在同一时点，收入与幸福感成正比。
如果物质欲望不变而收入上升，即收入沿着A1效用函数上升，如从点2上升到点3，物质欲望中得到满足的部分增加，对应的效用从Um增加到U2，幸福感将上升。如果物质欲望从A1上升到A2而收入保持不变，那么，幸福感将下降。假定某人的收入为Ym，物质欲望为A1时的幸福感为Um（点2），当物质欲望上升到A2时，幸福感将下降到U1（点4）。Easterlin（2001）［5］认为，物质欲望随收入的增加按比例上升⑨，因此人们不是从点2移动到点3或点4，而是点5，因为当物质欲望和收入都上升时，二者对效用的影响就被抵消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观察到在时间趋势上幸福感相对稳定的原因。
图1 幸福感与收入和物质欲望的关系
上述模型也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在某一时点，人们倾向于认为过去不如现在，未来比现在好”。假定某人从点2移动到点5，对应的收入从Ym增加到Y2，物质欲望从A1上升到A2。当他处在点5时，你问他过去的幸福感怎样，他的判断是建立在当前的物质欲望A2上的，而不是实际的较低水平A1。用当前较高的物质欲望A2评价过去的收入Ym时，幸福感为U1（点4）。但实际上，当他的收入为Ym时，他的物质欲望较低，为A1，他的幸福感更高，为Um（对应于A1效用函数上的点2）。
对未来评价的解释相似。在效用函数A2上处于点5的人，他预计将来的收入会增加到Y3，幸福感从Um增加到U2，即从A2效用函数上的点5上升到点6。但事实上，当他的收入为Y3时，物质欲望也上升到更高的水平A3。因此，他将处在点7，而不是点6，体验到和点5相同的幸福感Um。
综上所述，Easterlin认为效用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于物质欲望而言的，笔者将其称为相对效用假说，可表示为⑩：
HAPPY=f(y,ASP)（2）
其中，ASP表示物质欲望，是y的函数，且σASP/σy＞0，σHAPPY/σy＞0，σHAPPY/σASP＞0。
利用式（2），相对效用假说可重新表述为：幸福感与收入成正比，与物质欲望成反比，在某一时点，由物质（或收入）欲望所决定的欲望效用一定，收入越高，物质欲望中实现的部分越大，幸福感越强；从时间趋势上看，随着收入的上升，物质欲望中实现的部分增加，但物质欲望和欲望效用也按比例上升，因此幸福感保持相对稳定；当用过去较低的收入及其可带来的效用和现在较高的物质欲望相比较时，人们会感到过去不如现在幸福，但当用未来较高的收入及其可带来的效用和现在较低的物质欲望相比较时，人们会感到未来比现在幸福。
相对效用假说最早由Duesenberry（1949）［27］B11系统提出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另有许多人发展了这一思想（较早的研究参见Clark and Oswald ( 1996，p.361) ［19］和Ferrer-i-Carbonell( 2005，pp.1000-1002) ［12］）［3］［4］［9］［10］ ［12］［14］［19］［23］［26］［28］［29］［30］［31］［32］。
相对效用假说得到了经验研究的支持。首先，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在控制物质欲望或相对收入等变量后，绝对收入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的影响［2］［6］［8］［10］［11］［12］ ［20］［22］［28］［33］［34］［35］，幸福感随收入线形增加［21］B12。另有研究发现，收入的边际效应是递减的：当收入很低时，增加收入带来的幸福感较大；达到一定水平后，增加收入带来的幸福感减少［36］；当收入很高时，进一步增加收入对幸福感没有影响［2］，在高收入水平，将幸福感对收入的对数进行回归得到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4］。其次，研究发现，在控制绝对收入等变量后，物质期望或相对收入越高，幸福感越低［4］［6］［10］［12］［19］［28］［29］［34］。第三，也有研究直接用收入和物质期望（或平均收入）之比［6］或比值的对数（即对数之差）［12］实证检验了相对效用假说。最后，相对效用假说也得到了实验研究的支持［10］［20］。
4.简短的评语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效用由收入（或消费）所决定，是具有量纲的绝对数，可以进行大小排序。但本文对近10多年研究的综述表明，除收入（或消费）外，效用还取决于物质欲望等一系列其他因素，是实现了的效用和期望效用的相对比值，即一个无量纲的相对数［14］。对效用的这一界定解决了效用研究中的两个理论难题:一是给出了幸福感的定义。幸福感研究的不足之一是，尽管人们对幸福感的理解高度一致，但未能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既然问卷调查时人们的幸福感能够传递，那么，人们对幸福感一定具有共同的理解。这一理解就是期望效用的实现程度，即实现了的效用和期望效用的相对比值。二是解决了幸福感的人际比较问题。按照新古典绝对效用理论，效用是有量纲的绝对数，对幸福感的理解因人而异，收入悬殊的两个人即使回答幸福感相同，但所暗含的“幸福量”却不相同，收入较高者所体验到的“幸福量”要大得多，因此二者缺乏可比性。但按照相对效用假说，他们的幸福感都是相对数，均表示期望效用的实现程度，因此可以进行比较，说自己非常幸福的人的期望效用的实现程度高于说自己的幸福水平一般的人，但不表明前者的“幸福量”也高于后者B13，正如近2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日本不表明中国的人均收入和消费也高于日本一样B14。
幸福感是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23］，人们追求工作稳定、地位、权利和金钱不是为了这些本身，而是因为他们能够带来幸福［3］。因此，研究幸福感及其决定因素至关重要。在西方，幸福感研究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门领域。在我国，近10多年来，尽管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迅速普及，但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方面，对人们福利的关注明显不足。但事实上，我国在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城乡之间及其内部收入分配的悬殊。这些差异给人们的福利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居民的国有、集体和外企职工身份具有怎样的福利效应？研究这些问题既能检验效用理论在中国的普适性，又能得到提高国民幸福感的政策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尽管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对幸福感进行了大量研究［37］［38］［39］，但规范性经济研究仅刚出现［40］，本文可望引起更多的关注。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效用理论的最新发展及其核心假说在我国的可适性检验”（批准号06BJY007）的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① 学术界公认，Easterlin（1974）［17］首开当代效用理论研究之先，而1997年举行的一次讨论会将效用理论研究推向了高潮［3］ ［23］ ［29］。
② 但心理学家倾向于严格区分“幸福感”和“生活满意感”。
③ Morawetz et al.（1977）［9］担心，人们会受日常生活的影响，难以对自己的感情进行评价和不会向陌生的访问者敞开心扉。
④ 但心理学家发现，社会期望和幸福感之间没有显著关系［7］。
⑤ 但也有例外，如日本人不比印度人更幸福，一些贫穷的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比富裕的欧洲人更幸福［14］。
⑥ 但Blanchflower and Oswald（2004）［6］发现不同的人群有所不同，如美国的男人和黑人的幸福感在上升。
⑦ 对于Easterlin（1974，1995）［17］ ［24］的观察，Oswald(1997) ［41］批评指出，他没有控制其他变量（如性别、婚姻和就业状况等）的影响，而这些变量可能在时间趋势上对幸福感有负的影响，从而抵消了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但即使考虑控制变量的影响，Easterlin（1974，1995）［17］ ［24］的分析在美国和被考察的大多数欧洲国家仍然成立，有的国家（如比利时）的幸福感甚至出现了下降［14］。
⑧ Cooper et al.(2001) ［26］给出的另一种解释是，人们在乎炫耀性消费，而炫耀性消费带来效用是以牺牲其他正常物品的消费为代价的。地位物品(positional goods)出现后，为此花费的研发费用将增加。随着经济增长，研究资源将主要转移到地位物品的开发上，导致效用的长期增长率为负。
⑨ 即享受性适应（hedonic adaptation），即随着物质和服务消费的增加，经过一段时间的享受之后，得到的快乐越来越小，较高的消费水平成为基本需要，人们的兴趣、价值观和目标也随之确定，欲望越来越高［10］［42］。
⑩ 和萨缪尔逊的观点不谋而合。
B11 Duesenberry（1949, pp.30-31）［27］指出，在某一时点幸福感之所以与收入成正比，是因为欲望上升的幅度低于消费。其原因在于，人们具有向上攀比的倾向，最穷的人的欲望大大超过他的实际消费水平，而最富的人比实际消费低，但接近实际消费。因此，欲望随实际收入上升，但幅度较小。
B12但收入只能解释幸福感的2%左右［36］。
B13幸福也取决于收入，尽管同样回答“非常幸福”，但一个富裕社会中的人可能比一个贫穷社会中的人要幸福一些［20］。
B14当然，相对效用假说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假定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那么减少富人的收入，并将其转移给穷人可带来总效应的增加，承认相对效用就意味着收入分配比收入增长更为重要，正如Akerlof and Yellen（1990）［43］所指出的，如果相对收入发挥作用，有关经济政策的许多传统观念都将被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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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彭代彦（1964-），男，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蔺全录，男，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兰州理工大学国际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收稿日期］2008-01-09（责任编辑：启方）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