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212个农民工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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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简称义联)挤在一个小小的居民区里，律师办公室简单得有些简陋。2010年6月14日，公益律师韩世春在这里接待了李国平等6名寻求法律援助的尘肺工友代表。焦灼、无助，加之病痛的折磨，代表212名工友利益的李国平们脸上写满了怀疑和期待。

接下烫手山芋

2005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等文件。根据文件精神，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关闭煤矿的通知》。

煤矿关闭后，被遣散的农民工并没有立刻离开矿区，部分职工因身体不适来到朝阳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等职业病诊断医院进行尘肺病检查。经检查发现，他们普遍患有一期到三期的尘肺病。

就在李国平们准备解决尘肺病问题的时候，意想不到的困难出现了。按照《职业病防治法》、《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业病的责任主体是用人单位，劳动者首先应当进行职业病诊断，取得职业病诊断证明后，方可进行工伤认定。但煤矿已经关闭，他们无法取得任何资料。

随着时间的一天天过去，李国平们的生命在遭受挑战。就在此时，尘肺病患者中一位四川籍的农民工偶遇同乡陈广，陈广曾接受过义联的法律援助。同在异乡，同乡的建议，使工友们好似抓住了救命稻草，他们决定到义联试试运气。

第一个接到求助电话的是义联主任黄乐平，这个电话让他感觉到重量。他决定亲自挂帅，组成由韩世春等骨干律师为组员的案件处理小组，立即从北京城区赶到京冀交界的农村收集案件信息。

现场展现在律师们眼前的是停产的煤矿，滞留的农民工三三两两地租住在周围的简易铁皮房子里，堆在床上的破棉絮算作被子，农民工眼中是走投无路的绝望。“200多人啊!接手这个案件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在打鼓，处理不好就会让引发。”韩世春等律师清醒地看到，房山煤矿群体性职业病事件不仅是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为此，义联律师积极奔走在医院、工地、政府之间，在通过自行申请程序不能取得进展的情况下，义联再次向有关部门提交书面报告，直至引起北京市委、市政府及全国总工会领导的高度重视。

等待有时让人窒息，对于农民工来说，等待意味着生命的消耗。“我们必须通过下情上传、上情下达的工作方式，消除农民工心里的焦虑。这也是在政府和农民工之间搭建一个对话的桥梁。”因为公益律师长期以来在社会上形成的公信力，使义联能够在与政府和农民工的沟通中扮演一个公平公正的角色。

法援不仅是福利也是权利

2011年1月，在义联律师的帮助下，212名农民工获2600多万元赔偿，并最终推动该案获得职业病赔偿待遇的农民工超过500名、获赔总额超过5000万元。

对于这个胜利，律师们很平静。“这个案件本身超越了法律援助的范围，因为农民工首先面对的不是工伤赔偿，而是如何确定为工伤。”韩世春是在义联跨入公益律师行列的。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韩世春对农民工有特殊的情感。“有别于社会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我们更致力于宣传和倡导，希望通过个案推动法律环境改善。”

公益律师目前已经形成一个崭新律师群体，但同时，这又是一个面目模糊的群体。我国《律师法》规定：“律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尽职尽责地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援助。”

但现代律师集“法律人”、“经济人”的双重社会角色，决定了其生存的物质基础是当事人支付的劳动报酬。作为个体的公益律师，如果无资金支持，又无经济收入，将无法长期深入地从事法律援助工作。

2003年9月，重庆市将法律援助律师纳入公职律师(公务员和律师双重身份)，此举在中国属首创。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法律援助需求量大和律师缺乏之间的矛盾，利于法律援助案件整体质量的提高。但我国公职律师很少，与社会不断增加的法律援助需求不成比例。然而，我国政府目前还不具备完全承担法律援助责任的能力，法律援助事业仍然需要全社会成员来关注、支持。

2006年2月，执业律师黄乐平发起成立北京义社劳动咨询中心。2007年8月，更名为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正式成为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非营利性的特点加强了受助人对法律援助的信任，同时也必须面临经济的压力。

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副部长谢良敏认为，民间法律援助机构能否顺利和可持续发展，关键是要有自己的援助队伍，并形成自己的特色，能否实现这一步主要看其经济能力和人员素质。以房山煤矿群体性职业病事件为例，近年在京律师年平均收入10万元左右，如此，义联一天投入6个律师，自2010年6月介入案件至今，其资金投入可想而知。

“如果没有项目资金资助，我们可能没有底气接下这个案子，至少无法投入如此多人力物力去做。”韩世春说。

2010年3月，义联成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实施单位，150万元的资金注入，使义联有能力招聘更专业的律师加入，并维持相对稳定的队伍，扎实地为农民工服务。

2011年3月，春寒还没有退去，韩世春等又来到河北承德回访，212名尘肺患者之一的郭海良已经靠吸氧维持生命。虽然他得到了一次性17万元的赔偿，但至今已花费30万元左右的医疗费用。“像他这样的情况是可以长期享有按月领取工伤保险待遇，但很多农民工选择了一次性赔偿。”

对农民工法律常识的普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法律援助是一项“法律希望工程”，它不仅是福利问题，也是权利的问题。

链接：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实施单位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政府主导、社会力量为补充”的法律援助实施体系。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实施单位既包括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也包括少量优秀的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单位、高等法学院校学生社团组织和妇联等社会团体的法律帮助中心。其中资助法律援助类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是财政资金第一次支持民间法律援助组织。

由于得到了项目的资助，2010年度，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办案528件，涉及623人，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办案672件，涉及1163人。此举更好地发挥其在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方面的作用，是在法律援助制度中践行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