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蓝盾》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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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供职于市政府机关的一名公务员，第一次阅读《蓝盾》是在20年前，一上手便喜欢上了《蓝盾》。

法制题材的期刊接触过不少，但给我的印象是，那上面的文章枯燥乏味，没有文采。相比之下，《蓝盾》则更有趣味性，文学性。于是我便产生了给《蓝盾》写稿的愿望。我第一次使用文学性的语言撰写了特稿《罪恶十年间》。我投邮的时候，还有些犹豫，我怕和许多业余作者一样，稿件寄出之后收到的是厚厚的大信封，稿件物归原主。但大约一个多月后，我收到的是一封印有《蓝盾》编辑部的普通信件，赶紧打开一看，是一张用行书写的《蓝盾》便签。这是该刊张仲老师给我写的第一封信，第一句话就说准备采用，而后核实了一些内容方面的问题。又一个多月之后，我便收到了《蓝盾》的两册样刊，1994年第10期，文章的题目被改为《文明匪帮》。我觉得改得非常好，更能够揭示文章的主旨，很有特色。有了第一篇，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在过去的十年期间，《蓝盾》每年都会发我一两篇文章。自此，我与张仲老师之间的书信往来也多起来了，我在信中呼“张仲老师”，他称我为“运华兄”，我有点受宠若惊。那时候还没有手机，联系只能用固话。张仲老师告诉了我一个固话号码，是他家里的，说有事可以打这个电话。我们第一次通话，我感觉他的年纪较大，他自我介绍是退休后聘用的。我吓了一跳，原来我们属于两代人了，中间隔着辈分呢。后来我给他的信中抬头恭恭敬敬地写上“仲老”，他则改为“运华”，去掉了后面的“兄”，这样更显得亲切。

我曾给仲老几篇稿件，题材上稍微有些敏感，但是内容却写得非常好。虽然《蓝盾》没有刊登，但是仲老一直鼓励我，让我坚持写作。我给他的稿件，他认为不适合《蓝盾》就会帮我联系其他刊物，直到发表为止。基于他的撮合，我得以联系上了天津的《八小时之外》《新闻广角》等刊物，并在上面发表了文章。我呢，改投的稿子有了结果就第一时间告诉仲老，电话里，也会传来他欣慰的笑声。

我与仲老之间，除了谈稿子，还会聊一些其他的东西。他说自己有收藏方面的爱好，是天津市一家文物收藏协会的负责人。他知道浏阳是全世界唯一的石产地，我便邀请他来实地考察，他说，自己年纪大了，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亲自来浏阳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我感到很遗憾，便提出给他寄去石。他说了一些推辞的话，言下之意是怕我花钱。我说，你放心吧，石的产地是浏阳河底，只要自己动手，不用花钱的。他听我这么一说，才松口说：“那好吧，要辛苦你了。”我搞到石的时候，恰好在北京工作的侄儿回来了，我便托他亲手将石交到了仲老手里。拿到石的仲老高兴得不得了，硬塞给我侄儿200元钱，我责备侄儿说：“不是情况都向你讲清楚了吗？”侄儿笑道：“我也是没有办法呀，他说不收钱的话，石他也不要了。”

这位大爷的性格用侄儿的话描述有点儿倔，但对别人很关心。然而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交往了十年，却没有见过面，大约是2003年7月，仲老在电话里告诉我，他要离开《蓝盾》了，我半天没有吭声，心里非常难受，从他的话语里也听出了不舍。顿了顿后，他继续说：“今后你与徐玫老师联系吧，之前她接触过你的稿子，对你印象不错，她会认真处理的，放心吧！”

仲老又说了一个“放心”。其实，在诚挚的情谊面前，文章的发表并不重要，我难过的是对这位大爷的不舍。

后来，徐玫老师也发过我的几篇稿子，由于自身的原因，我与《蓝盾》的联系渐渐少了。直到该刊的滑卫红老师通知我《蓝盾》要出精品图书时才知道仲老已经去世，这个迟到的噩耗，让我想起了之前的点点滴滴，我忍不住泪流满面。我很自责，和他交往多年，仅仅局限于神交，连一次面也没有见过。 （责编：成灵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