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贫民窟”被误读与中国农民工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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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正确认识巴西的贫民窟问题，不能片面以避免贫民窟为借口，拒绝让农村居民到城市居住。如何让农民从土地出让金中获得更大的收益，从城市化中获利，彻底解决农民进城后的生计问题，是城市化中需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

巴西的贫民窟现象在我国时常被拿来充当反面典型，然而事实却今非昔比。当年巴西由于过快的城市化，导致大量农民涌入到城市去，而城市又没有准备好房子供新移民居住，结果这些新移民只能聚居于城市的一些边缘地带和山区，形成“法维拉”（FAVELA），也即贫民窟。而贫民窟在一般人眼中基本上是犯罪、吸毒、的代名词。

巴西贫民窟故事一直被我国那些反对城市化的人当作最经典的例子来传播。事实上，通过近年来的大量脱贫致富等社会项目，巴西贫民窟问题已得到很大的缓解。尤其是最近几年，在神奇总统卢拉的精心治理下，巴西的贫富差距大大缩小，贫困人口从8年前的5000万减少了一半多，一大半的人口变成中产阶级。目前巴西1.86亿人中只有不到3000万人口没有进入中产阶级，只占总人口比重15%以下。

现在，巴西快速城市化的正向作用已完全显现出来。大量人口集中转移到城市，产生了强大的规模集聚效应：大都市容纳绝大多数人口，有利于基础设施等公共品服务提供；而同时农村大片土地连在一起，可以进行规模经营，产生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巴西从一个粮食进口国转变为世界大粮仓之一，目前，巴西已变成全球主要粮食出口国之一，去年农产品出口总额就高达279亿美元。

我国目前的户籍制度人为地将城乡隔离起来，还被不少人误以为是好的发展经验，认为这种制度没有让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产生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的贫民窟现象，是一个奇迹。其实，这种“要地不要人”的伪城市化从长远来看，副作用更大。目前我国城市化比率属于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城市户籍人口只占28%，把住在城市半年以上而没有城乡户籍的农村人口算上也才只有46%，比世界平均数低不少。我国滞后的城市化，产生了“空心村”等极端浪费现象，大量的人口集中在农村，使城乡差距、工农差距愈来愈大，农村内需一直难以扩大，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大量农村居民分散居住在农村，产生不了规模集聚效应，水、暖、电等线路的建设成本极大、安全性差、标准低。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与居住水平一直是个大难题。如果把大量的农村居民转移到城市居住，不但能够产生集聚效应，而且还会节约出大量宝贵的土地用于增加粮食生产。比如我国的城市化比率如果达到目前巴西高达80%的水平，就可以大大缩小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3.36倍的差距。

所以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正确认识巴西的贫民窟问题，不能片面以避免贫民窟为借口，拒绝让农村居民到城市居住。与此相反，我国应该快速推进城镇化建设，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城镇化比率提高到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对称的水平，也即70%甚至80%以上，唯有这些才能缩小我国的城乡差距，实现社会的全面共同富裕。

当然我国的城市化一定要解决好农民进城后的就业问题，避免巴西当年出现的城市贫民窟问题。我国目前不少地方都存在片面追求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指标，违背农民意愿强拆强建，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这种“只要农民的人，不要农民的人”的城市化已引起很大的社会关注。过去的廉价城市化只是强占农民的土地，现在却发展到要拆房子、并村庄，举世少见。以强大的行政力量造成村庄的兴衰、消灭来获得土地增值收获，维持不可持续的城市化，具有很大的破坏后果。中农办主任陈锡文认为，“在这场让农民上楼运动的背后，实质是把农村建设用地倒过来给城镇用，弄得村庄稀里哗啦，如不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事。”

资本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农民最重要的资产是土地，而目前我国的城市化征地制度是廉价拿走农民的土地，我国30多年的高速增长，很大一部分财富来源于土地和各种资源的开发，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目前城市发展95%以上是通过征地来实现的，而地方政府每年卖地的收入都在大幅度上涨。在1997～2008年，我国地方政府仅从土地出让金中就获得5.2万亿的收入，而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总金额达1.5万亿元。如何让农民从土地出让金中获得更大的收益，从城市化中获利，彻底解决农民进城后的生计问题，是城市化中需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