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异曲调 奇文共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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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友芝（1811―1871）字子，自号亭，贵州独山县人。其在文学、历史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版本学以及书法、篆刻等方面均有极高造诣，《清史稿•文苑传》誉之为“西南大师”。在文学研究上主要成就是积几十年之功，竭尽全力收集贵州明代诗歌两千多首，并详作传证注解编成著名诗集《黔诗纪略》三十三卷。在诗词创作上有诗集《亭诗钞》六卷，《亭遗诗》八卷，存诗近千首；《影山词》三卷，一百余首；内容丰富，有相当的成就。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评价说：“当时海禁已开，国家多故，具有敏锐感的文人更觉得前途暗淡不安，于是言愁愈愁，其表现力量，也就是更能深刻而真挚。黔中诗人莫友芝和郑珍，尤足为代表。姚永概《书郑子尹诗后》云：‘生平怕读郑莫诗，字字酸入心肝脾。’在这种诗格中，也真觉谈神韵谈格调都无是处，即侈谈性灵，如与随园一流之矜弄聪明者，也不大相侔。”莫友芝与郑珍是文学史上公认的清代宋诗派代表作家。

宋诗派的创作理论不仅浸润于莫友芝的诗歌中，也部分的渗透于他的词作中。本文拟通过对莫友芝《蝶恋花•点窜杜诗》一词与杜甫原诗的比较研究中来窥探其词中的宋诗派特色：

江上桃花禁细雨，水影潜句，却更风姨妒。懒困徐来依弱橹，水光风力俱无主。珍重分明偏引去，惹草萦沙，生怕遮怀住。蜂蝶生情迷着处，伯劳避却蜻蜓误。

此类词，若不研读杜甫的原诗，是很难弄懂的。莫友芝能在浩繁的一千四百多首杜诗中，选出一首用词体来加以“点窜”，实属不易。笔者特意搜寻出此首杜诗《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先加以研究鉴赏：

江上人家桃树枝，春寒细雨出疏篱。影遭碧水潜勾引，风妒红花却倒吹。吹花困懒旁舟楫，水光风力俱相怯。赤憎轻薄遮人怀，珍重分明不来接。湿久飞迟半欲高，萦沙惹草细于毛。蜜蜂蝴蝶生情性，偷眼蜻蜓避伯劳。

这是杜甫晚年的作品，大历五年（770年）作于潭州，诗人在舟中看见前面岸上的桃树在风雨中开始落花了，引起感慨而写下了这首诗。关于这首诗的艺术风格，是非常值得探究的。清代词学理论家刘体仁在《七颂堂词绎》评曰：“诗之不得不为词也，非独寒夜怨之类，以句之长短拟也。老杜风雨见舟前落花一首，词之神理备具，盖气运所至，老杜亦忍俊不禁耳。观其标题曰‘新句’，曰‘戏为’，其不敢缅背大雅如是”。他认为杜甫这首诗除了不是长短句式之外，其他各方面却很像词，可以区别于一般“大雅”的唐诗。刘体仁称其“词之神理备具”，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鉴赏。

首先是境界的精致细巧。诗中所用诸物都轻灵细小，如“细雨”、“疏篱”、“桃树枝”、“红花”、“蜻蜓”等；描写物情则细腻入微，如“潜句引”、“困懒”、“旁舟楫”、“半欲高”，“萦沙惹草”等；浦起龙《读杜心得》谓之“体物微妙，毫端活泼”。诗中桃花流水，细雨疏篱，沙洲丛草，蜂飞蝶舞，是一幅幅精美的工笔画。

其次是内容上言情，诗中多用比兴手法，说花枝的倩影似乎遭到了居心叵测的“碧水”暗中勾引，生怕自己的花朵被吹入水中，而留下“轻薄桃花逐水流”的嫌疑。这里作者满怀深情地写出了桃花极为不幸的命运，当她鲜丽芬芳，明艳容光渐渐消歇之时，又遭到风雨的吹打和流水的吞噬，纷飞飘落于荒郊沙洲之际，往日迷恋，喜欢她的朋友则纷纷抛弃她，虽然如此，她仍拼命地想要保持自己洁净美好的本质不被污浊。诗里把桃花比作一个薄命而敢于反抗的女子，以落花喻女子被舍弃流落的悲惨遭遇。这首诗的内容正是通过景物各种微妙细致的比兴，来表述诗人复杂多端的心境意绪，从这一点上看，也包含了词的因素。

再次是表现手法富于浪漫色彩，这首诗虚实相间，但虚写多于实写，除了前两句外，其余都是虚写。王嗣的一段话较好的阐明了这一特色，他说：“此诗摹写物情，一一从舟中静看得之，都是虚景，都是设想，都是巧语，本大家所不屑为者，故云戏为新句”。通过奇特的设想和虚拟，并用纤巧尖新之语描绘而成的一幅幅景物画，是现实世界所不曾真有过的，却有含意丰富，巧妙入微，能引发人们许多深意的联想。这种“虚”的表现手法体现的浪漫色彩特别浓厚，这又是词的本质特征。

最后是语言的婉美绮丽，粗看诗中并没有许多华丽的词藻，说他绮丽，不在表面，而丽在骨子里。这得力于作者对“景语”精心的选择和组织，诗中雨是“细雨”，篱是“疏篱” ，水是“碧水”，花是“红花”，还有彩蝶飞舞、蜻蜓低翔的妙姿，花絮萦沙惹草之轻细……都体现了语言的纤美和绮丽。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诗中“景语”的“美”和“丽”是和其“冶情”的内容密切相关的，即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水的勾引，风的嫉妒，花的困懒与忧虑，蜜蜂蝴蝶的变心和偷眼蜻蜓的躲避，这种种对景物神形情态巧妙描绘的“景语”都被组织进去，成为表达诗中“冶情”内容的“情语”，从而才更显示了语言的妍美和绮丽。所以人们称此诗为：“纤绮丽，遂为后来词曲之祖”，而这种“纤绮丽”则主要是词的语言特色。

现在我们再回过来看莫友芝的《蝶恋花•点窜杜诗》，就内容而言，是把杜诗句略加修改点化入词体中，未另有新意，然而风格上则隐现“宋诗派”的创作特色。莫友芝师从清代宋诗派早期代表人物程恩泽、祁隽藻，过从甚密。程、祁二人都是有名的考据家，主张写诗要有“性情”、“学识”，莫友芝深谙此道。他们都十分推崇宋代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以杜、韩、苏、黄为师法。陈衍《石遗室诗话》评其诗云：“郑莫并称，而子学人之诗，长于考证。”愈陛云《吟边小识》中说：“莫君近体诗颇雄健……语句奇崛。”“把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二而一之”，“以文字为诗，以学问为诗”是宋诗派也即莫友芝诗歌的基本特征。

其一是讲究文字的古奥生僻，把“学问”渗入其中。如词中“水影潜句”，从杜诗“影遭碧水潜勾引”，点化而来。杜诗“勾”，在莫词中则作“句”。《说文•句部》：“句，曲也”。大徐音古侯切，又九遇切，古侯切今字作“勾”，九遇切今字仍作“句”，“勾句”是古今字关系。“勾”， 晋祀后土残碑已见。关于“句、勾”二字在古诗文中使用上的分化，大体在唐宋时期已确定，在此我们稍作考证。

抄写年代与杜甫大约同时（书中避唐中宗李显名讳）的故宫藏唐写本王仁《刊谬补缺切韵》平声侯韵古侯反（gōu）:“句，句龙。俗作勾。”去声侯韵古侯反（gòu）：“句，检句。亦勾。”去声遇韵俱遇反（jù）：“句，词（句）。”显示当时读gōu、gòu时亦作“勾”，读jù则只作“句”。

又中华书局1979年据宋绍兴七十一卷本《白氏长庆集》整理《白居易集》中，读gōu作“勾”，而不作“句”。例如：《自》：“勾检簿书多卤莽”；《酬别周从事》：“眼昏勾押簿书难”；《睡觉》：“世间无境可勾牵”。

此虽不能认定为白氏原用字，但参照《刊谬补缺切韵》，可以认为宋人刻白集之时“句、勾”二字分化已定。同理，杜诗“勾引”虽不能断定为杜氏原用字，但至少宋元以来所刻杜集必如白集作“勾”，不作 “句”。因此仇兆鳌《杜诗详注》中也作“勾”，仇注引常理《薄命篇》“艳花勾引落”、杨德周说“杜云‘影遭碧水潜勾引’，而孟郊云‘南浦花飞亚水红’，得诸家阐明，益见杜诗之妙”，字也作“勾”。仇兆鳌与莫友芝同为清代人，且年代要早于莫友芝，其注杜诗时并未写作“句”。综上所述，可以推断莫友芝不可能有杜诗唐代抄本为据，其词中改“勾”为“句”应属意改，是有意识的用古字，把文字学的“考据”、“学问”之风，引入此词中，使之显得古奥老辣，朴拙厚重。莫友芝的此种作法，实有宋代黄庭坚“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之遗风。

其二是褪去了杜诗中鲜丽的色彩和妩媚缠绵的风韵，没有了“碧水”、“红花”、“春寒”、“疏篱”等，也就失去了原作中那迷幽微的浪漫气息，“纤绮丽”的特色被淡化了许多，取而代之的是质朴清劲，浅白简淡的别样格调。

再次是减少了原诗的句数，缩短了句子，没有了杜诗具体细致的描绘。虽是长短句式的词体，读来却反不如原作七言古体诗抒情上的委婉多致，从整体上看，呈现的是一种简约瘦硬的“宋诗派”风格。

其三是淡化了原诗比兴寄托的意蕴，如不参看杜诗原作，仅读此词本身，会觉得内容上隐晦莫测，不太易理解，仿佛有一种哲理隐藏在其中，而似读不出杜甫原有的寄托之意了。

本文所述杜诗与莫友芝词的“奇特”之处在于他们都对传统观念的“反其道而行之”，杜诗明明是七言古体诗，偏“词之神理备具”，“纤绮丽，遂为后来词曲之祖”；而莫氏《蝶恋花•点窜杜诗》虽是词，却偏以“宋诗派”笔法渗入，讲学问，重考据，用古字，对杜诗作“瘦身”性的点窜，粗放了原作细腻入微的精致描绘，减省了绮丽纤的词语，淡化了缠绵多致的情态，变“冶情”为“理趣”，构成一种雅洁古秀、简约清奇的宋诗韵味。

陶渊明诗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博大精深，沉郁顿挫的杜诗中，竟有用七古写成风格绮丽纤巧、类似词体的“新句”，本已是一奇；而作为晚清“宋诗派”代表人物的莫友芝，也许是不愿看到他所顶礼膜拜的祖宗“背大雅如是”，很有创意地以《蝶恋花》词体，将这首诗“点窜”。使之重新回归到古意斑斓的诗体范式之中，则更是一奇。他们一把古诗写得颇具丽词风韵，一用词体写就古诗格调，异曲同工，构成奇观。让我们在赏奇析疑中体察他们各自的“反窜”本领，尤其是领悟到莫友芝的“宋诗派”创作特色在其词作中也有相当的体现。

周健自：贵州•黔南民族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