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中文脉 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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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四境不与外省接壤，远古时期就有人类在这方山多林木、土宜五谷的大地上活动。聚族而居的先民们，在历史的进程中体验苦乐，郁积感受，善造奇境，善讲故事，创造过大量“备人鬼之态，兼真幻之长”解释人类的起源、演绎历史事件的本土文化，从“好巫鬼，多禁忌，畲山为田，无蚕桑，颇尚学问，少威仪，多怯懦，寡蓄产，较诸郡为贫”的记载里，不难证明，由于缺少文字记载，先民们这些“精魅亦通世故，神魔皆有人情，聊托物以幻化，寄至情以奇想”的文化事象，大都被历史的长河湮没了，目前所能看到的多半是明、清两代的历史遗存。

移民集散的平台

明代以前“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的贵州，由于东依湘、南属桂、北隶川、西靠滇的土司政权，各打各的小算盘，仿佛就是华夏文明的一个“局外人”。当黄河流域、江淮大地上演一幕幕政治角逐，军事争雄的大戏时，僻处西南腹地的黔中，因远离改朝换代、龙争虎斗的主战场，依然在大山深处做自己“汉与夜郎孰大”的好梦。而在中原王朝看来，既无盐铁之富，又无舟楫之利的黔中，不过是一方有也不多，无也不少的土地，只要别找茬闹事危及我的江山，那你们就只管去互争雄长好了——“黔为边徼，三代前未入版图。逮汉始设郡县，初有人治，而书缺有，间传者寥寥。五胡之乱，沦为蛮族，唐宋仅有空名，羁糜而已。元设宣慰司，尚无流官”。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随着明朝对盘踞云南的元残余用兵，黔中“北进巴蜀，东出荆湘，西控滇诏，南扼两广，若一处梗塞，必使全局糜烂”的战略地位凸显出来了。“霭翠辈若不尽服，虽有云南亦不能守。”为了西南的安定，朱元璋对时叛时服、依违两可的贵州土司，不再沿袭宋、元时期松散型的抚绥羁縻，而是“重兵镇黔疆”。大量驻军势必带来筹运粮饷等问题。朱元璋先将二十多万披坚执锐的南征将士，编入“有事征战，无事耕种，暇则讲武”的“军户”，使其子孙相继留在贵州屯垦戍边，以保证朝廷的兵员无缺，军食足备。为改变官多民少，军索民财，土民铤而走险，啸聚山林，以致“征南之师数出，兵疲于久戍，民困于远输”的局面，又以严刑峻罚“调北填南”，从江浙苏皖等地将大批农民、工匠和犯官家属迁徙来黔编为“民户”，开发地旷人稀的贵州。

贵州是古代南方四大民系的迁徙地，“西南冲剧，夷汉襟喉，滇黔要区，边鄙都会”的黔中，更是一个移民集散的平台。朱元璋经营贵州是为了绥靖边疆，巩固自家的天下，但其文化引领与经济开发，却推动了这方古老的土地步入了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几十万深受“周礼、秦制、儒学、法术”熏陶的江淮儿女，或因从军，或因谪发，或因游幕，或因经商来到黔中后，像一颗颗生命力极强的种子，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土壤，在这片土地上迅速成长，促进了中原文明与夜郎文化的交流融合。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同样注重发展文化教育。朱元璋在“以大兵屯聚，荡除乌撒、关岭诸蛮。戮其酋长，使之畏威”的同时，也同样十分关注黔中的文化教育。这从他对征南大将军傅友德“既有土有民，必设置府、县以治之”，对普定侯陈垣“乡里凡三五十家，皆可置一社学”，对将从南京返回安顺的普定土府酋长者额“今尔既还，当谕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国子监）受业，使之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他日学成回归，可以变土俗同于中国，岂不美哉”等圣旨上谕里可见一斑。

以文化成黔中雄郡

明初对僻处遐荒、新近来归的贵州，采取“当以静治之，苟非扰之，所有田亩契税，随其收入，不必复以定额征其贡赋”的政策，乡民们可以不受打扰地发展生产，黔中迎来了“循良继轨，粲然可观”的发展时期。从洪武十四年十二月（1381）吴复在“山川扼塞，屹为边垒”的阿达卜寨建普定卫城之日起，由于各级官吏推行朱元璋“移风善俗，礼义为本，敷训导民，教化为先”的国策，大置学官，广建文庙，遍设书院，鼓励私塾，倡办民间义学，选送土司子弟到国子监就读等，造就了贵州文化教育史上第一个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安顺也从“民皆夷獠，风气不类中州”的黑羊大箐，崛起为“役服贡赋一循法度，衣冠言词渐同中华”的黔中雄郡。

科举制度下，考取秀才、举人，中进士，点翰林，其数量的多少无疑是评判一个地区教育和文化成果的重要标准。“犹存古风，渐洗蛮陋，尚儒崇信，务本兴业，士以诗书为业，贫而不废弦歌；商多外省寄居，富而各安礼法”的黔中，从景清在正统六年（1441）考取举人，赵侃在天顺七年（1463）考取进士，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王朝颁诏“废科举、兴学校”的几百年里，可以说是“人才日盛，科不乏人”，仅就传为美谈的一门数进士，叔侄几翰林而言，就有梅月、梅惟和父子在明嘉靖年间金榜题名，另有三位子孙科名入仕的梅家；一门四进士（潘时、潘瑞、潘鎏、潘淳）的潘家；平坝白云的陈家（陈法、陈澄、陈庆升、陈若畴）洋溢书香墨韵文化大家庭。为了通过读书做官来改变自己和族人命运，先民们除在俯瞰城内万家灯火的东门坡顶，建起了与大十字的鼎甲楼遥相对望的文昌宫外，又不惜工本地在黉桥坝，建起了“不独为黔省各府、州、厅、县之冠，就是与北京的国子监相比也毫不逊色”的安顺府文庙。当时面积不过是对城三里三，人口也不超过两万的安顺如此，周边县城与广大的农村对教育的投入，也不甘人后，这从时任贵州巡抚郭子章在写给朝廷的奏章“经行虽僻，无处不闻读书声”，可见当时黔中乡民的重视教育与文风之盛。

多元文化和谐共生

“征南”、“填南”的江淮移民与世居兄弟民族，在冲突与融合中也反映到他们的文艺活动中来。就广大群众自娱自乐的民间文化而言，黔中有许多文化活动一出山门，就成为专家学者啧啧称赞的精品。

乡民为了祈福纳吉，就给古代行像浴佛的迎神赛会，赋予英雄崇拜的内涵，将其演变矜才斗巧的“抬汪公巡游”，获全国民间艺术“山花奖”金奖；为祈求新年风调雨顺，逢凶化吉而“岁首则迎山魈，逐村屯以演傩，男子妆如社火，击鼓以唱神歌”的耍龙扫寨；对白通俗易懂，调子朴实欢快，“男执扇，女执帕，边舞边唱，杂以二胡月琴伴奏，词极俚俗，然甚得乡民欢迎”的玩花灯；演员头戴面具，上插雉翎，腰系战裙，手执木制刀矛，声腔高亢地演唱《三国》、《水浒》、《杨家将》之类忠君报国的故事片断，旨在寓兵于乐，强身健体，不忘武事的跳地戏（俗称跳神）；见子打子，随口就来，想象丰富，夸张大胆，比喻贴切地即兴抒感，陈述喜怒哀乐，表达相互爱慕，寻觅体己知音的山歌等，都先后入选了贵州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诗言情、词写意、联对妙境、曲诉悲欢……随着黔中与山外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无论是外省宦游的何景明、徐霞客、林则徐、汪炳璈等名臣显宦，还是土生土长的赵湍、陈法、杨文澜、郭石农等诗文大家，都为这方其山崇峦叠嶂、岗岭重沓，其路鸟道羊肠、迂回盘曲，其民蜂屯蚁聚、夷汉杂处，其俗恩怨分明、尚武强悍，其官军政合一、土流并设的土地，写下许多形象鲜活、意境优美、余音绕梁的诗文联赋。

随着封闭的山门被军事的强力推开，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极富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也得到迅速发展。尽管在明代以后的人口流动中，挟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优势的汉族涌入黔中后，大分散、小集中地像“许多被装进一条麻袋里的马铃薯一样”生活在黔中的苗族、布依族、仡佬族等兄弟民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汉化”，但传统是根，根扎在日常生活的深处。每个民族无论大小，都有自己的生活传统和文化基因，穿戴不同，语言各异，丧葬习俗、生活理念也不尽相同，但在这方水小山重的土地上，却形成了一个个大事相帮，小事不扰的单元，他们彼此尊重，和谐相处，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地为推动这方土地的社会进步、经济繁荣、文化昌盛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致使黔中文化群星闪耀，被授予“全国十大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的洪福远；漂洋过海到北美西欧去献艺，被碧眼金发的老外称为“不可理喻的魔手”的苗族妇女杨金秀、王月圆的蜡染；杨正洪、黎洪秀民族风情浓郁的《贵州傩艺术系列》的木雕……真可谓“春满桃园万树花，绯容绝胜武陵霞。游人歌舞知多少，金谷风流未足夸” 。（作者系安顺市西秀区文联原副主席 责任编辑/张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