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瓷淡茶可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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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年，大唐王朝转身走进了一片如血残阳中，奏响了末世挽歌。随之而来的是频仍的战乱与朝代更迭，分裂动荡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策划了“陈桥兵变”，重新统一了南北方，续写了历史。

宋祖最初的“杯酒释兵权”之举注定了这是一个尚文轻武的时代。一个属于文人士大夫的黄金时代。宋代推行“以儒立国”的国策，文士们遂在国家机器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也在引领着文学与艺术的新风尚。赋诗、填词、作文、翰墨、丹青，调琴、对弈、斗茶、饮酒、文玩等构成了文士生活的主要内容，而且不少人是“无不通晓”，就连皇帝也是乐此不疲。史上最著名的“文艺皇帝”宋徽宗赵佶就是这样的通才。

自唐中期以来日益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茶，不仅是各地向朝廷进贡的贡品，也是朝廷与少数民族地区贸易的必需品，其具备的药用价值更使它成为重要的军需物资之一。无疑，赵匡胤也意识到了这点，因而他在开国之后就把茶业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颁布了“乾德茶法”，严控茶贸。很快，饱经五代兵连祸结的茶业渐渐恢复发展起来，饮茶之风尤胜唐代，被摆到了米、盐同等重要的位置。其中，建州（今福建建瓯一带）北苑“龙团凤饼”贡茶在赵佶蔡襄君臣及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名仕的诗文中烧结成一个金光熠熠的印迹。随着北宋商品经济的欣荣，以汴京城为代表的都市中出现了大量茶肆，茶逐步从庙堂走向民间，演化出了以点茶为代表的饮茶方式及炽盛于举国上下的斗茶之风。

同时，刚刚收拾好残山剩水的北宋，宽减了五代十国时期的赋税徭役，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瓷业较之唐代更为隆盛，多种瓷窑体系初见雏形，尤其是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的形成，如一道道金色晃耀的曙光，照彻中国瓷史，并且受文士天真古淡、含蓄典雅等美学思潮的影响，掩去了唐代华丽雍容之风。追慕“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的平实自然之气，开创了全新的美学境界。

茶叶消费量的提升，客观上带动了茶器需求量的增多，饮茶方式的变革、斗茶之风的盛行以及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刺激了茶器在造型、功能、釉色上的创新。譬如，宋代茶色贵白，以汤花“咬盏”时间长短来评判茶叶品质的高下，用福建建阳建窑烧制的建盏点茶就能很好地满足斗茶之需。然而，作为饮茶器的附件，茶托除了与饮茶器功能相适应之外，还与饮茶器的整体造型相呼应，衬托出主器的美学特质，如汝窑的青翠莹亮，官窑的晶莹剔透，钧窑的瑰丽多姿，定窑的浑朴空灵，湖田窑的青白如玉，耀州窑的清幽淡雅等等。

禅意之色

唐人饮茶，茶色“贵绿”。茶圣陆羽亳不犹豫地把个人喜好的砝码加在了越瓷这一边，认为越瓷的翠色能让茶汤的色泽看起来更绿，使唐人对越窑饮茶器青眼有加。与越瓷平分秋色的邢窑白瓷，虽在饮茶器上稍逊于越瓷，但它代表了唐时北方瓷器艺术的最高水平。

当邢瓷迎来它最辉煌的时代时，距离邢窑产地（河北邢台内丘县、临城县一带）不远的定州（今曲阳涧磁、燕山村）境内，制瓷工匠们通过师法、仿烧分享了它的荣光，传承了它的艺术灵魂。并进行了工艺创新，凝结成浑朴空灵的艺术风格，遂在唐末五代邢瓷逐渐走向没落时继起，于宋初百业待兴之际取代邢窑，形成全新的瓷窑体系——定窑。

饮茶之风自中唐兴起，发展至宋则更趋鼎盛，上至帝王世胄，下至黎元庶子，无不饮茶，文人士大夫、僧侣道人亦皆以啜茶为乐，并从中获得灵感与参悟，而且随着禅宗“一花开五叶”（唐末以来，禅宗相继形成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个宗派），禅宗的哲思与审美观开始越来越多地被文学艺术所吸收，诗词、书画皆可窥一斑，瓷器亦不例外。素白淡雅的定窑瓷器无疑是最接近禅意的，1969年定州市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的白釉“官款”花式口盏托则更是以其典雅优美的格调诠释了“茶禅一味”的妙悟。

这件茶器盏、托—体，结构为高足托盘接无底茶盏，形质俊健，线条明快。盏呈圆口，口沿无釉，直壁，深腹；托盘弧形翘起，口呈五曲花瓣式，高足外撇；胎薄，质细白，釉色晶莹玉润，含蓄空灵；盘底刻有一行书“官”字。托盏五曲带筋荷叶的造型自是沉静高洁的莲花之象征，如芙蕖照水，起舞清风。摇曳生姿，而带着些泛青与闪黄韵味的釉色更是流露出了恬静淡泊之美，这是一种不刺目亦不张扬的釉色，洁白而不板滞，柔而不滑，藏而不露，流淌着闲散飘逸的韵致。线条晓畅健朗，爽利豁达，给人以不取华丽、不邀媚俗之感。它就像一首质朴无华的五言诗，也像一幅韵味无穷的没骨画，有生动的气韵，却无媚俗之态，在平实端庄中返璞归真。

至宋徽宗时代，定窑发展至全盛。明·谷应泰《博物要览》云：“定窑器皿。以政和、宣和年造者佳，时为御府烧造，色白质薄，土色如玉，物价甚高。”即便到了北宋末年，宋室南渡，江山易主，窑火依然冉冉不息：金朝控制下的北方，延续着定窑的烧造，而随宋主南迁的定窑工匠，则在江西景德镇和吉州发展了“南定”。因釉色似粉，又称“粉定”。宋定窑之盛，长达300余年之久，故元·刘祁赞曰：“定窑花瓷瓯，颜色天下白。”（《归潜志》）除了白釉瓷以外，定窑工匠也有在白瓷胎上罩上一层高温色釉。如黑釉、紫釉、绿釉、红釉等。烧造出黑定、紫定，红定等名贵品种，如苏轼在《试院煎茶》一诗中就有“定州花瓷琢红玉”的诗句。

春水美玉

定窑在政和（公元1111～1118年）、宣和（公元1119～1125年）年间如火如荼地入贡宋徽宗的庋藏，使其毫无悬念地彪炳皇册。但是。在南宋人的笔记中却出现了一些关于定窑的“负面”记载。叶真《坦斋笔衡》云：“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顾文荐《负暄杂录》亦云：“本朝以定窑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此外，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也有类似的说法。如果这些记载属实，说明定窑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官窑，具有很强的民窑性质，只是从中挑选了一些精品上贡皇室。而且因有“芒口”（烧造时口沿无釉而露出胎骨形成的工艺缺陷）而被弃之不用，取而代之的是离都城汴京更近的汝州烧造的汝窑。

汝窑系官窑，奢侈地以名贵玛瑙为釉，烧制成“汁水莹润，含水欲滴，釉如膏脂之溶而不流。其釉厚而声如磬，明亮而不刺目”的特质，赋予了天青、月白、粉青等浑然天成的釉色，尤以天青为贵，粉青为上。观釉色，精光内蕴，灿若星辰；把玩之，质如玉石般温润，“似玉、非玉而胜似玉”。器身上还有忽隐忽现的、交织叠错的细小开片，或如蝉翼，或如鱼鳞，天机流荡。这本是高温焙烧时留下的缺陷，工匠们却化腐朽为神奇，将其转变成汝瓷别具一格的装饰纹理。此外。它通常采用满釉支烧法，在紧靠器物足墙的部位留下白色、细小如同芝麻的支钉痕，俗称“芝麻钉”。汝瓷因专供宫廷之用，工艺材料都精益求精，造价高昂，被誉为“宋瓷之魁”，产量原本就不高，存世量可想而知，全球范围内传世汝瓷不过60余件，而汝窑盏托更是少之又少，故民间素有“家有万贯，不如汝瓷一件”之说。目前，现存国内的汝瓷盏托最著名的当属1987年河南平顶山市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出土的粉青釉茶盏托，而更精美的汝瓷葵口盏托则流向国外，分藏于英国大维德基金会、维多利亚博物馆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等地。

但凡寺庙出土的盏托，多以佛家圣花—莲花作为装饰元素，如莲瓣、莲叶、莲蓬等等，这件发掘于清凉寺的茶托亦采用经典的莲瓣纹作为装饰。它通体呈盘式，器表满施匀净的粉青釉。盘心盏托凸起，饰以一圈莲花瓣，密布开片。圈足呈喇叭状，底心无釉。平淡典雅的釉色，简洁朗练的纹饰，古朴沉稳的造型，净润高洁的意蕴，富有崇高庄严的艺术感染力。使人感到了一种恬淡温和的气息，这与宋人追求安逸宁静的生活、平素朴质的风格不无妥帖。

无论是外部的造型、纹饰、釉色，还是内蕴的气质，汝窑茶托都让人感觉似曾相识，若视为唐、五代时期彬彬称盛的南方越瓷在北方的传承与创新亦无不可，从故纸堆中依稀还能找到二者相承继的一鳞半爪。北宋初年，赵匡胤虽统一了北方，但越窑所在的浙江依然属于吴越国的版图。然而，深识时务的国主钱氏奉宋为正朔，每年都向宋廷进贡，越瓷便是作为最主要的贡品之一，有时一次就进贡14万件。“夺得千峰翠色”的越瓷深得宋祖、太宗的青睐，并直接影响了宋瓷的装饰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说，汝瓷的烧造是以越瓷为原型的，并开创性地丰富了它的釉色。烧出“如春水般柔和清澈，如美玉般青翠华滋”的美妙之色。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北宋徐兢也将二者相提并论：“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也许，它们在冥冥之中有着“艺术基因”的遗传。

此外，随着北宋对外官方、民间交流的活跃，汝瓷的影响力也波及到了高丽，直接影响了高丽瓷艺术风格的形成。譬如，这件烧造于12世纪的高丽翡色青瓷五瓣花形盏托，就是模仿汝瓷盏托的精品，通体施青釉，釉色滋润匀净，托杯的口沿镶有一圈铜边，托盘呈五瓣花形，婉丽纤柔，与托杯浑然—体。（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