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 最后的文人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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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秋桐 人物摄影：尤阿达

他是迄今为止第一位普利滋克奖华人获得者。对了解他、抑或者是对他一知半解的人来说，他的作风行踪可谓吊足了大家的胃口。他曾经扬言“中国只有一个半的建筑师”，“一个”是他，“半个”是他的导师。引得建筑系一片哗然。当舆论笑他“年少轻狂”时，他却以“文人”自居，隐士十年，浪迹水泥湿地，情定瓦砾之间，当他舒展身躯再次高调现世，到底又是上演了一段“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的传奇，只是，在今天这惊鸿一瞥之后，等待他的，和他期待的，又会有什么不同？

王澍不喜欢被称为“王先生”，那样显得太过生疏。在沉寂的十年间，他几乎每天都和工匠生活在一起，聊聊一些杂七杂八的生活琐事，偶尔毫无顾忌地放怀大笑—当你觉得他是那么温和，不知不觉已经跟他走得很近的时候，他的某些话语，抑或是一种神态，却又在不经意间独自划了开去，形成一个距离，就如他的作品，平静祥和之中，揉入的那种矛盾和敏感。

王澍承认自己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他曾经追着沈从文《湘行散记》的脚步走了3个月，但旅行中既不给房子照相，也不搞土地测量。《设计的开始》一经出版便让人侧目：原来建筑师还可以把文章写得这么飘渺！上了研究生，一篇《当代中国建筑学危机》的论文，从梁思成到自己的导师齐康，业内有几分名气人物几乎都让王澍批判个遍。

这样的狂妄，是一种状态，王澍觉得可以从中释放出一种能力，在这样的能力之中，他用最自我也是独特的方式成就了这个世界。

“如果说中国有现代建筑师，那只有一个半，‘半个’是我导师，“一个”就是我”，这句话语耳熟能详。“当一些人重新考虑要不要走我这条道路时，我已经骑着一匹快马绝尘而去，只留下一团烟尘??”这是王澍在领取普利兹克建筑奖奖后留下的一句话。确实，对于一位在获奖之前没有出版过作品集的建筑师，一个只在中国做建筑的建筑师，一位自称为“业余”的建筑师来说，普利兹克建筑奖是个实实在在的大惊喜！

旧砖瓦的尊严

那一天，约在象山校区对王澍做专访。迈进这里，顿感青瓦白墙间流露出书院般的古雅气息。而远离一步，房屋又与环境融为一体，如天作之合。一股江南水乡的油墨之味扑鼻而来，落英缤纷、小池蛙鸣、每一块古砖瓦仿佛在飞檐之下窃窃私语，仿若隔世。有几位新娘子在远处穿着婚纱款款而来，看来，大众还是认可象山美院的美学意向的。

但是，当2004年象山第一期建成的时候，杭州的建筑师圈子里传出来的评价是，如果要在杭州找最难看的作品就去象山看。

“他们不能理解，他们不认为满城的房地产是难看的，他们认为象山一期难看，当然大家的观念也变得很快，只有短短的两三年，观念就发生巨大的变化，因为你真正反复来看体会它之后，很多人逐渐意识到真正有一种不同的东西在这里出现了。其实大家做事情是需要参照物的。它是这样的一个探索，隐含着这样的一种情绪。”

据说，有一天，中国美院院长许江站在3号楼数米高的门洞前往外看，突然说：“咦，这不是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么？”王澍带着孩童恶作剧被发现般的惊喜答：“你发现了？”这就是王澍故意在校园里造了一幅“画”。王澍回忆，绘制二期的图纸前，脑子里整天都像在“过电影”，各个细节变成一个个分镜头，这样过了三个月电影，他最终只用4个小时就把整幅草图一气呵成。他自称这套工作流程是“胸有成竹法”。

“这些砖都是旧的，而且不同规格，新的旧的都有，这是新的，这是旧的，混在一起。我就想探讨，我们今天拆那么多房子，老房子，新房子，浪费惊人，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回收，而且要把它变成有尊严的艺术，而不仅仅是回收，传统是有这种做法的。” 当各种学校、写字楼、公寓打着“人性化”的幌子建造奢华时，象山校区却反其道而行，不仅成本低廉—只及普通大学校园造价的一半—就连电梯、空调这样的现代化“必需品”也被限制使用，每栋楼里只有一小块地方设有空调，以供人们需要时使用。

“人要过一种有理念、有信念的生活。”王澍解释。

建筑界中有人认为，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的央视新大楼和王澍的象山校区是城市建筑的两个极端，分别代表了现代与传统两种发展方向。然而，普利兹克奖的评审辞中却写道：王澍的作品已然超越了中国城市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应当面向未来”的争论，它唤起了 “场景与回忆之间的共鸣。所以，对于外国人来说，也是认可王澍建筑中那种“符号化”的中国传统美学意向的，毕竟，他建筑的形式是具有原创性的，操作的旧砖瓦也是独特的，反观一下中国建筑师圈似乎确实也找不出第二人。

文人的英雄色彩

“首先是个文人，业余才是建筑。”

从1988年研究生毕业后到1998年开始读博士的这10年时间里，王澍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投入建筑设计工作，而是与工匠们在一起工作，在真实的建造中获取经验。在这个沉寂的十年里，王澍依然每天坚持着他大学时养成的习惯，大量读包括建筑学以外读书，静下心来写毛笔字。

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具人文气质的建筑家”。他喜欢箫管，擅长书法和山水画，喜欢和朋友“谈论石涛，追思徐渭，菲薄毕加索，赞赏杜尚”，他曾在晨曦初露的校园，用大棉袄裹上一捧石榴花献给喜欢的女孩，这个女孩后来成了他的妻子和事业搭档；他会对着一张老照片而潸然泪下，照片上是1900年的北京城俯瞰；在同行纷纷到欧美镀金时，他只沉浸于自己的隐居世界，和工人一起亲手筑房子。

“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中国的大地上背包旅行，与农民工一起工作和生活。”这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在王澍的心路历程中难以磨灭。“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个饭桌上全是工匠，硕士毕业的自己，每天都和工匠真正生活在一起，说是工匠，其实是农民工，这个社会的最底层。有那么一刻，我恍然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

而这种改变却意味深远??

“在一百年前的中国，造房子的人只是工匠，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建筑师。我最喜欢的建筑是那些匿名的，似乎是没有建筑师的那种普通建筑，我经常被这样的东西所打动，那里面浸透着人性，普通人的人性，我想象的继续要走的道路，是走回普通的民众去，做出那种不露痕迹的、散发着人性的建筑。”我就开始意识到在历史中，民间的普通人都能建出美丽的建筑；但有趣的是，我们的新城市、新建筑却很糟糕。如果这是专业建筑师干的，那么我甘于业余。所以我把我的工作室命名为业余工作室。在这个时代，我选择站在不知名的人民大众行列中。”

“我走另一条路，”他说的很是决绝，“这条路即为‘重返自然之道’。”

梁文道曾这样评价王澍的作品：“一方面具有很鲜明的中国情结；但另一方面，又具有一种英雄主义色彩??

而极度的“个人英雄主义”，幻想着用一已之力来拯救中国建筑，扭转大局的说法，却也是对中国建筑现状的一种批判。就比如说 2009年9月正式开街的南宋御街改造。在这条南北长4000多米的古街上，王澍再一次实现了他一直坚守的中国本土建筑学理念。

在2007年王澍最初接手设计南宋御街的时候，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非常地破败，就是感觉大家决定这个地方不要了，商店已经很少了，就剩下一些卖便宜货的，墙上的灰都是一块儿一块儿的，油漆都剥落了，很少人，街上总是稀稀拉拉的，晚上只有几个像鬼火一样的路灯。但其实这个是杭州老百姓的一块心病，这条街。 这条街原来那么著名，很多人生活里的回忆，都有很多回忆在这个地方。我要做的就是恢复记忆的一部分。”

摆在王澍面前的是改造南宋御街的种种难题，他首先带领着美术学院的两百多名师生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实地调研，通过调研，改造这条古街道的思路逐渐明晰。与此同时，他还需要不断面对来自各方的质疑之声和解决设计之外的很多问题。

“我记得有一次在市政府开会，我在会议上用非常激烈的口气对着市委书记说话、发言，我说整个杭州城你看一下，不是说这条街是破烂，看一下过去20年杭州市中心区的建设，我说这就是整个一堆的大破烂。恰恰是这条街看上去破??”王澍仔细想了一下，又摇摇头，笑了一下，语峰一转，“但它还保持着一个美好城市的远远的一种影子，我们能看到有可能使得我们恢复对好城市的感觉。所以这条街并非单单只是作为一条老街要保护，这是杭州市城市复兴的开端，所以当时我记得我去上厕所，有几个下层官员跟着我就进了厕所，说王老师，这个市政府大楼里头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市委书记说话的，你是第一个。”王澍谈起这段经历， 皱着的眉头感觉到了历经的口舌之苦。

当设计师的理念，从脑子里面变到纸上，再变成现实，这里面最关紧的因素，恐怕不是你的设计。而是一个人的坚定信念，或者说那份仅存的英雄主义色彩??

哀莫大于心死

在某一个时刻，王澍几乎同时收到了一条好消息，一条坏消息。

好消息来自妻子，她打电话告诉正在洛杉矶讲学的王澍，他获得了此次的普利兹克奖。

坏消息来自朋友，一个画家给他发来一条彩信，彩信的照片上是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老3号院，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居，被拆得一片狼藉。

“我希望这次获奖能够影响年轻一代的建筑师关注中国本土，同样也希望年轻一代的建筑师能够明白，中国的发展不能以拆除历史为代价。”这是知道自己获奖后王澍的反应，而对于被拆掉的梁林故居，“第一反应就是想哭，没有愤怒了，已经愤怒过无数次了。当然，愤怒是不能解决中国城市建筑的现状的，每当触及这个话题，王澍说的似乎有点悲观：“我就是一句话，哀莫大于心死，我基本是绝望的，多少有点像是最后的悲壮。”

王澍小时候生活在北京建国门附近一个小四合院中，在四合院外，极目都是农田，没有任何建筑，看得到城市边缘。改革开放后，老家旁边建起建国门立交桥，他回到北京，发现故乡已陌生到恍如他乡。“今年这个四合院就要拆了，拆完之后，北京跟我再没有关系。” 10年前，他在杭州一家书店翻到一本老相册，一名传教士拍摄的1900年的北京，顿时潸然泪下：“当时的北京多么美，比巴黎还美，现在呢？掉到一个东南亚国家的状态。这几十年究竟在干什么？”在王澍看来，现在中国城市结构支离破碎，每栋高楼大厦就是一片“殖民地”。

但是，王澍话锋一转，“我这个人是不愿意轻易服输的，哪怕是最后的努力，中国文化的保存，哪怕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像王成一样说向我开炮，中国其实到了这个程度了。”说到这里，王澍变得严肃起来，极具学者风范，当然更像是一个文人教士。

“等我把钱挣够了，就像你这么去做”，“等我拿到副教授，就像你这样生活”，昔日同窗这样说，但王澍不以为然，“在那条路上走得太久，沾染了一身习气，就回不了头了。我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文人。文人是有风骨的。什么叫做风骨，哪怕你给我摆一堆钱在面前，这个项目我认为你没有想过如何贴近社会、文化传统，老百姓的生活，而仅仅只是一个房地产的项目，我就直接拒绝。我一年只接一个项目，不过，因为大家对我的认可和诚意，我现在考虑一年接两个项目??”

谈及此次获奖，他说，他并不指望会对中国建筑界带来任何变革或影响，但或许大家可以意识到：“在这种状态下仍然可以思考，仍然可以在工作和生活中保持一种特立独行的方式。”说罢，眼前这位功成名就的设计师放怀大笑开来，总是这样，他会很认真的跟你讲一件事情，但是却又不肯说得那么明白，当你觉得自己已经有一点点懂得的时候，他又突然把自己绕进去，带一点点的自嘲，但是这种味道，却又让你与之深聊的念头欲罢不能。

先“哲人”后建筑

王澍的神秘，在于他的胆大心细，捉摸不定，一件黑色丝绸唐装穿上身，少了年少的轻狂，多了几分从容淡定。在每个年代里，他总能用自己的方式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不近也不远。太远了，你就忘记了；太近了，就大众化了，王澍总有方法让你对他记忆深刻！比如，当各种建筑师都赶着网络大潮玩微博时，王澍还不会上网，他甚至也不会CAD，象山美院一期的CAD还是他抓董豫赣窝在西湖旁一破烂小别墅里画出来的，他还是坚持以铅笔作图??

对于这样一个不走常规路线的人，走在边缘，或者走在多样性夹缝中的人，在看完他的作品，听完他的故事之后，你是否可以更加宽容地理解异类的声名？包括那篇他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为硕士论文命名的《死屋手记》，虽全票通过，却因其言行“狂妄”学校未授予其硕士学位。但藏在东南大学阅览室的论文副本，没过几年就被学弟学妹们翻烂了。

有人说《死屋手记》像个预言，前瞻了中国建筑界未来的20年。

20年后，王澍从学生变成了老师，并依然保持了学生时代的“另类”。在他的带领下，中国美院建筑艺术学院的学生，要从锯木、挖土、砌墙学起，五年本科学习的重要目标是逐步掌握成为一名工匠的能力。象山校区15号楼的天井里有一堵矩形的墙，每年都是上一拨学生砌完，下一拨学生再推倒重砌。

在王澍看来，这并不是以培养工匠的标准来培养建筑师，相反，正如作曲家需对器乐音色和演奏技巧娴熟掌握后方能谱出名曲，能够对建筑材料和建造方法信手拈来，正是成为一名优秀建筑师的基础。少了这两方面的知识，再好的创意也会在实践过程中大打折扣。王澍是在力图恢复一种“想象中的”传统建筑教学，因为中国古代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建筑教育”。而在他看来，一个建筑师首先要有某种一以贯之的思想，然后不断用建筑去表达。所以，成为好的建筑师之前，首先应当成为一个“哲人”。

抛开王澍的作品不谈，他本人无疑是努力的，潜身白丁鸿儒，踏遍各国尘土。同时，王澍还是克制的，十年不设计建筑只为“忘掉前十年”学的东西，能够在中国建筑业发展最快的10年抵挡住诱惑，锚固在杭州周边，专心走自己的路，确实很难得！在此次获奖之后，王澍必定会有更多项目，不过，要是他收不到旧砖旧瓦了怎么办，毕竟那些东西是有限的，那他岂不是不能再用“瓦片墙”了？还是他会带来原创性的形式和“另类”材料？带着期待，我们默默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