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餐盒进退失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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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令发出十年多,不但没禁住,反而让一次性泡沫餐盒占据了市场主导
一次性发泡餐盒(俗称塑料泡沫餐盒)的命运,有可能发生新的戏剧性变化。
8月24日,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下称中塑协)会长廖正品在新闻会上透露:国家发改委最新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征求意见稿)》中,原先被列入“应淘汰的落后产品目录”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盒,已经不再出现于名单中。“这份征求意见稿如果通过,意味着一次性发泡塑料餐盒,将可以正大光明地重返市场。”
6号令杀死一个产业?
曾是中塑协一次性食品发泡委员会理事长的谢文雄,可以说是中国发泡餐具业的元老:1993年,谢文雄等台商最早把装方便面的一次性发泡餐盒生产引入大陆。
但好景不长。1999年,原国家经贸委6号令:在全国范围内淘汰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谢文雄的公司就此关门大吉。谢文雄认为,6号令引发了国内餐盒市场长达十年的混乱。“它杀死了一个产业。”
1991年,谢文雄在北京成立了长泉包装公司,专为方便面做配套一次性发泡餐盒――大陆最早的发泡餐盒企业,几乎都是方便面的配套企业。
发泡餐具是一种塑料产品,技术源自日本,原料为聚苯乙烯,聚苯乙烯颗粒添加发泡剂,体积膨胀制成发泡板,即做成一次性发泡餐盒。
发泡餐具保温性好,轻便便宜,带动了快餐业的发展。1993年至1996年,华北地区的数家发泡餐盒企业全为外资。全国年产发泡餐具100亿个。长泉公司仅做餐盒一年就获利260多万美元。
但随之而来的白色污染问题也显现出来。特别在铁路客运系统,一次性发泡餐具大面积使用,铁路沿线堆积的白色垃圾一度触目惊心。
北京凯发环保技术咨询中心负责人董金狮,当时在铁道部劳动卫生研究所工作,他开玩笑说:“美国航天局可以拍到中国的两个长城,其中一个就是铁路上的白色长城,全是废弃的餐盒。”
1991年,铁道部开始了铁路沿线白色污染治理对策的研究,1995年5月起,“全面禁止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措施率先在铁路站车推行。
1998年的长江大水,真正改变了一次性发泡餐盒的命运。正在视察汛情的国务院领导得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情况:长江江面白色漂浮物最高处厚达1.5米,甚至封堵住了葛洲坝发电机组。
“不要让白色污染跨世纪。”很快,1999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原国家经贸委6号令颁布实施《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第一批),要求在2000年年底以前,在全国范围内淘汰因环境污染严重而被列为落后产品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此后,北京、天津、哈尔滨、合肥、广州、大连等城市都相继颁布禁令,要求限期淘汰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推广使用环保类型的产品。
但对6号令的争议一直延续至今。
72岁的李沛生,曾先后任中国包装总公司企业局局长、原国务院全国包装改进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他说,6号令出台,并没有征求发泡生产企业意见,也没有征求中国包装技术协会、包装改进办公室、轻工联合会及中国塑料协会意见,就了。
禁令一下,发泡餐盒企业只能停产。谢文雄记得,当年年审,企业所持营业执照,不允许再有发泡餐具四个字。更糟的是,他后来去银行贷款都不行了。
此后,2005年12月,国家发改委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本)》(国家发改委令第40号)中,一次性发泡餐具继续被列入淘汰类产品,并规定禁止投资、进口、生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发泡餐具。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剑波告诉《财经》记者,治理白色污染,主要渠道就是回收。从环境学角度来说,只要正常回收,发泡餐盒就是绿色产品,不产生其他污染。但由于发泡餐盒材质成本低,回收价值不高,影响了回收者的积极性,“以此毁掉一个产业,非常可惜。”
发泡餐具禁而不止
实际上,因为市场有很大的需求,6号令并没有完全禁止住发泡餐盒的生产。谢文雄等发泡餐具外资企业全面撤退之时,内资企业迅速填补了市场真空。
董金狮说,1999年6号令颁布,发泡餐具市场处于“混战”状态。而2001年至2006年,非发泡餐盒开始和发泡餐盒“大打出手”。
非发泡替代产品主要是纸浆模塑、纸板、PP聚丙烯等各类标榜可降解的“环保餐盒”,但是工艺并不成熟。据张剑波介绍,有些标榜可降解餐盒,实际就是在塑料材料中加淀粉,这只能使一部分淀粉降解,真正的塑料并不容易降解。“时间长了碎了,就认为降解了。实际只不过变成碎片看不见,分子没改变,对土壤破坏更大。”
还有一些“可降解餐盒”,大量使用滑石粉。“滑石粉跟一点塑料组合,能降解,但是没有回收价值。不耐压不耐热,还有害健康。”只因可降解符合产业政策,消费者误以为是“环保产品”。
张剑波介绍,“实际上,一次性发泡产品是一个安全实用的好技术。”一次性发泡餐盒本身无毒无害,比纸餐盒干净和环保,因为制造纸浆也费电,且污染严重。
有反对解禁者认为,发泡剂使用了氟利昂,而氟利昂破坏臭氧层。谢文雄解释说,刚开始时,中国的发泡餐盒生产的确使用过氟利昂。但是到了1993年,已经改用丁烷、戊烷做发泡剂。
反对者担心,一次性发泡餐盒在65℃以上使用,会释放出单体致毒。还有人担心这些释放出的有机物会致癌。
对此,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唐赛珍认为,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因为聚苯乙烯的分子结构比较稳定,要将其解聚成单体,温度必须在250℃以上。
造价便宜,是发泡餐盒长期屹立不倒的关键因素。纸浆模塑餐盒一个2角8分到3角,纸板涂膜餐盒一个4角到4角2分,PP聚丙烯2角多。而一个5克的发泡餐盒,造价仅仅4分8厘。
因为存在种种弊端,纸餐盒和秸秆餐盒在2005年前后基本退出市场。李沛生做过四次全国调查。2008年调查显示,当年快餐盒总产量120亿个,一次性发泡餐盒产量86亿个,占70%。禁令发出十年多,发泡餐盒产量略减,但仍占据市场主导。
中塑协召开了多次研讨会,呼吁为发泡餐盒正名。而反对解禁发泡餐盒的代表董金狮认为,国家制定政策不能轻易改变。
2009年7月,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委托中国轻工联合会、中塑协,讨论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提出的、建议修改6号令的提案。李沛生说,“讨论会一致认为应该修改6号令,同时加强泡沫餐盒的回收管理。”
但9月2日,环友科学技术研究中心、自然之友等12家环保NGO,联合发表声明:反对解禁一次性发泡餐盒。“我们认为,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有一个多方互动的过程,惟有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企业、消费者群体、研究机构、公益组织等各方共同参与,才能找到真正符合公共利益的解决之道。政府在制定涉及民生问题的政策前,应该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不能被少部分专家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所左右。”
上海的“三分钱工程”
8月24日的会上,中塑协会长廖正品称:中国对一次性餐盒应该实施循环理念,回收利用。6号令的出台主要是因为白色污染。现在人们环保意识提高了,铁路提速封闭,沿线的白色污染问题已经大为减少。
发泡餐盒在日本和台湾地区的成功经验,都是回收利用。
事实上,1998年和1999年,北京和天津的发泡餐盒企业一度做过示范回收,当时北京设置了十几个回收点,每天发动1000多人采集,每个采集人每月都有千余元收入。一年收到几千吨餐盒,回收率达到百分之六七十。谢文雄说,那两年,北京的市容市貌的确有了改观;但6号令颁布后,这些努力也戛然而止。
至今仍在坚持的回收项目是上海的“三分钱工程”。在6号令出台后,上海颁布了一个84号令――《上海市一次性塑料饭盒管理暂行办法》,其中提出:源头控制,回收利用,逐步禁止,鼓励替代。
实际上,发泡餐盒在上海至今仍有生产。也有反对解禁者称,上海和6号禁令对着干。84号令采取了谁生产谁负责的办法。企业每生产一个发泡餐盒,要向上海市缴纳3分钱。
3分钱的具体分配是:1分5厘给捡拾餐盒者。5厘钱补贴运输费用,5厘钱返回成立的四个回收中心,5厘钱给处置工厂做补贴。
昆山一家塑料资源再生处理公司的总经理黄隆滨,参与了这个政策的论证。他介绍,上海在外滩、陆家嘴、机场、码头车站等划出了,具体到巷子,都有明确的禁止销售使用地带。上海的一次性发泡餐盒,都要贴一个绿色环保标签才能销售使用。没有贴,就是非法。
回收由上海废弃物管理处统筹,再送到厂里处理。此外,除昆山有一家处理公司以外,上海普陀区环卫局下有一家处理工厂,两家形成竞争。
“‘三分钱工程’从2001年开始,到2007年效果很好。”黄隆滨说,2008年到2009年是一个特殊时期,由于外地发泡餐盒冲击上海市场,而且大量逃避“三分钱”处置费,上海部分本地企业被迫停工,跑到外地生产。2010年,这种情况有所改善,浙江和江苏的发泡企业也有望被纳入回收体系。
不过,仍有NGO人士认为,当今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完善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回收体系,存在现实操作难度,“解禁”意味着要在一些地方重新引入污染源,“白色污染”有加剧的可能,对此风险必须慎重评估。
国家发改委产业协调司轻工纺织处人士表示:“有关部门和一些专家确实提出了(取消禁令)相关意见,但到底能否通过,还要看最后正式公布的结果。在此之前,还不能说一次性发泡餐具已经从淘汰产品目录中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