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高福利遇到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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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凌晨,在经过了14个小时的漫长谈判后,欧盟各成员国财政部长达成了一项总额7500亿欧元的救助计划,以帮助可能陷入债务危机的欧元区成员国,防止希腊债务危机蔓延。
高福利危机
欧洲人经常自称其经济模式为社会市场经济(Social Market Economy)。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战争与动荡的西欧社会,选择了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中间的“第三条道路”:企业按市场方式运行,政府则以二次分配手段支持社会福利。如此,欧洲用市场维持一个有活力的经济,同时用高福利避免社会动荡与革命。冷战结束后,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逐步扩展到整个欧洲。即使在危机境况下,欧洲人提到社会市场经济一词时,语气里还是多少透着自豪。
不过,现在这一模式显然遇到了经济停滞与财政债务困境的双重打击。
欧盟统计局最近的数据显示,欧盟和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开始恢复增长。不过,增长速度缓慢,季度环比增长幅度仅为0.2%,而美国的同期经济增长为0.8%。而且,欧盟内部的增长很不平衡,立陶宛、爱沙尼亚、希腊、罗马尼亚等国今年第一季度都是负增长。
“市场”在萎缩,“社会”却在扩大。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欧元区整体财政赤字对经济占比达到6.3%,公共债务占比达到78.7%,分别超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3%和60%上限。一些国家情况尤其严重,以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为代表的南欧国家赤字和债务占GDP比重都高于欧盟平均水平。事实上,欧洲正在面对的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可否持续的抉择。
“断臂”难擎天
赤字与债务问题和财政―货币矛盾有一定的联系。随着欧元区的建立,欧洲目前已有16个国家采用了统一货币,换汇成本为零。丹麦等非欧元区国家也已实施了多年的盯住欧元的固定汇率制,因此汇率波动也可以视为零。
汇率稳定、工资刚性,加上经济增长本身乏力,使得欧盟各国特别是传统欧盟国家的物价水平近年来波动很小。由于欧元区(以及采取固定汇率制的非欧元区国家)内部的融资不必考虑汇价和物价的波动,因此多年来欧盟各成员国都多少通过发债满足不断增长的公共开支。而欧盟监管不力、令出多门等因素,更推动各国走上赤字财政的道路。
在危机情况下,统一货币与分散财政的矛盾更是加剧了一些国家的危机。欧盟智库“里斯本理事会”(Lisbon Council)主任安・梅特勒(Ann Mettler)表示,理论上,希腊等承受债务压力的国家可以通过本币贬值、下调利率甚至增加货币供给等措施,推动出口、增加财政收入、刺激经济增长,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赖掉”债务,从而缓解债务压力;现实中,包括德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也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冲动。但是,在货币已经让渡给欧洲央行的情况下,这些“断臂”的国家只能用财政政策这一只手进行调控,而这加剧了财政赤字问题。
高福利难以持续
以希腊公务员为例,其待遇之好外人难以想象:会使用电脑,或懂一门外语,或准时上班(虽然这一点很多欧洲人难以做到),都可以获得每月1300欧元奖励。每年发14个月工资。50岁可以退休,领取退休金。甚至,去世后福利也可以照常――其退休金可以由未婚或离异的女儿继承……
人口老龄化是欧洲国家福利开支普遍较高的深层次原因。“此次债务危机的本质是养老金开支过大,而这是欧洲人口老龄化结构导致的。”梅特勒说。
再次以希腊为例:希腊的人口出生率最近40年来一直在下降,1970年为17‰,2009年跌至9.45‰;而人均寿命则不断上升,1970年为72岁,2009年为79.66岁。一上一下,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希腊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高达19.2%,也就是说,每五个希腊人中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
梅特勒说,希腊的养老金在福利支出中所占比重远高于其他欧盟国家,超过40%,达到43%左右,这成了福利开支过大的主要原因。
不过,梅特勒表示,养老金带来的高福利开支不是希腊一国的问题。她预言,随着欧洲人口不断老龄化,债务也会不断增加。“未来,也许一些欧洲国家的债务占GDP比重会高达200%。”
改革势在必行
比利时经济与改革大臣范・奎肯本(Van Quickenborne)说,欧洲现行的高福利体系不可持续,必须对此实施改革。“即使是为了维持高福利体系,也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
他说,不仅是由于当下的危机,而且欧洲各国在最近十年的经济繁荣期也没有充分作好财政准备:过去几年中人均GDP增长(剔除通货膨胀)大约是0.5%,而政府支出增长远高于此。公共开支与实体经济的结构不平衡。
梅特勒认为,维护货币的考虑也迫使欧洲各国不得不改革。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5月12日的一次新闻会上说,我们希望尽量不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这些援助条件,尽量给各成员国自我纠正的时间。梅特勒认为,没有一个欧洲国家真正希望IMF介入此事,因此将在欧洲内部形成推动改革的势头。
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削减政府开支。希腊已经宣布了一系列关于削减养老金、提高退休年龄的改革计划。在丹麦,政客们正在讨论提高退休年龄,并将退休年龄与预期寿命的增长挂钩。此外,当地的公立医院也在压缩开支。奎肯本说,政府的行政开支也需要改革。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一些人主张将“市场”与“社会”二者更好地结合。欧盟委员会就业、社会事务与机会平等专员拉斯洛・翁多尔(Laszlo Andor)认为,应该在全欧盟范围内借鉴丹麦的“灵活保障机制”。在一些欧盟国家,劳动力市场通过立法严格管理,企业不得随意解雇员工,这导致了就业市场的萎缩;但丹麦劳动力市场采取了“灵活保障机制”,即劳动力市场的雇主方有雇佣和解聘的灵活性,而雇员失业后享有政府提供的良好的社会保障,接受政府提供的就业培训。目前,荷兰已经引入丹麦的劳动政策。
改革的阻力
不过,长期习惯于接受财政供养的民众,必然不能接受大幅度削减福利的结果。5月初在希腊爆发的群众示威就显示了这一点。
意大利参议院副议长爱玛・博尼诺(Emma Bonino)认为,在危机形势下,民众的一些短期视角和选举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阻碍政客作出正确决策。为此,欧盟的政客需要拿出“领导力和勇气”,推动应对危机的政策。
不过,疑问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到底如何平衡社会市场经济中“社会”与“市场”的关系?改革将会维护社会市场经济还是削弱乃至消灭高福利?未来的欧洲会不会随着改革的进行,权力的界限会更偏向市场而非政府?而巴罗佐所说的“领导力”会不会造就一个权力更为集中的欧洲政治?这些都有待观察。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此次危机以及对危机的应对,将会改变欧洲政治经济版图。(摘自2010年5月17日《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