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队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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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千后来也被我们叫来了，大家一块儿到附近最好的馆子吃了一顿饭。说是最好的馆子，也就是卖卖水饺、宫爆鸡丁什么的。在饭桌上，我们确定了名字、计划，还有几条纲领性的东西。大致有这么几条，“谁要画画谁就是傻逼”，“写歌有旋律是可耻的”，诸如此类。北京东村就这么诞生了。当时圆明园也有个艺术村，比我们开始得早，影响也比我们大。于是我们就想，一定要跟他们较劲，就是干不一样的事情。我们觉得他们都太老土了，都是画画的，而且还有什么晚间新闻之类的乐队，看这名儿就感觉没劲。我们也不大懂，那时候就是以貌取人，以名取人，觉得这些东西都不靠谱。还有什么“忧伤”、“彷徨”、“迷茫”、“远方”啊之类的词，我们都觉得太文艺，看不上。但后来，圆明园的很多人，像方力钧、岳敏君、杨少斌、刘炜、杨卫，还有老郭啊，等等，都成了我的朋友，经常在一块儿玩儿。

我不爱写日记，所以好多事儿都记不清了，我怕哪天被人给抓了，让人逮到把柄。那时候警察经常来找我们，一天也不休息。马六明、朱冥都被抓过，说他们搞活动什么的，画家们搞行为艺术老是光腚。警察也抓过我，我听到风声，躲过去了。而且我觉得人死如灯灭，过去拉倒，记下来也没多大意思。马六明好像一直在写，我想他会记得更清楚。当时我们都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我意识到我们是一群真正凶猛的暴徒。

由于当时就我们几个人，力量有限，也很难上个报纸什么的。可是媒体过来采访的时候，我们的口径都很一致，告诉他们我们这里有很多的艺术家，都出门儿了。这儿也确实有一些艺术家，有的并不住在这儿，但是常过来，像栗宪庭、艾未未，尤其是未未，都常过来玩儿，也都听过我唱歌，《走失的主人》里的歌九成是在东村写的。

慢慢地，乐队的人也找齐了。通过夜千，我们找到了边巴平措，他父亲是自治区的一个干部，平措住在驻京办事处，因为夜千的哥哥在，干一些运输方面的事情，所以他认识平措。平措当时是中央民族乐团的二胡手，乐感超级好。鼓手卢琦当时和中央戏剧学院里面的一帮人搞了个IM乐队，夜千把他给挖过来了。1994年，老哥王昕波找到了我，我们几个人花了两天时间录了一首《无解》，收在一张拼盘里。那是我们第一次进录音棚，鼓手卢琦告诉我他很紧张，我让他喝了点酒，以为这样就不紧张了，结果喝高了，第一天干脆就废掉了。当时我告诉他不要紧张，其实我自己也很紧张。这首作品我并不满意，但它也体现了中国摇滚乐一种新的可能性。不过当时画家们都不让我录单曲，他们认为我是大师，要做就做专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