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可生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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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育决策细分化；人口惯性与去惯性；生育僵化反应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延续，人口生育就成为必然。而作为组成社会的人口，生育行为又必须遵循社会秩序与规范，维系社会秩序的良好发展，这就是科学的生育决策所负有的使命。在我国人口生育已全面进入低生育趋势的情况下，如何把握低生育的运行与发展同人口再生产的内在关系，充分预见持续低生育的社会后果，适时实施细分化生育决策，这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
一、 我国人口持续的低生育水平
我国人口在政策因素条件下的低生育现象，是对历史前期的高生育现象的制约与调节。由于高生育水平所带来的人口增长后果，在一个历史时期内难以得到遏制的情况下，坚持实施低生育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和完全必要的。据资料显示，我国在大力开展计划生育的1975年以前，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ite, TFR）一般都在4―5的水平，最高的1963年，TFR高达619（见表1）。在我国强有力的计划生育国策推进下，到2000年人口普查时，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下降至TFR=1.22的低生育水平，进入低生育水平的省市自治区的覆盖面已高达97%（见表2），由此表明我国人口的生育水平已全面进入低生育时期。
所谓低生育，一般是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以下的生育水平而言。［2］①因为，处于生育更替水平以下的人口，反映在人口真正（内在）自然增长率（Intrinsic Rate of Natural increase）上，其表现为负增长的人口；反映在代际关系上为新一代人口较上一代呈缩减型人口。生育更替水平的计量描述方法有二：②一是用总和生育率（TFR），一般认为，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死亡水平条件下，TFR=21,即认为可实现人口生育更替水平。其具体含义为，平均一对夫妇一生中生育21个孩子，当这些孩子成长到再成为新一代父母时，在扣除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的死亡因素后，其子女一代与父母一代的人数规模恰好相等，故称可实现生育更替水平。另一可用净再生产率（Net Reproduction Rate, NRR）进行描述。由于NRR是已经考虑了死亡因素的指标，所以，一般认为，当NRR=1时，即可认为所研究的人口可实现生育更替水平。其内在含义为，某一妇女群所生育的女儿人数，在她们存活到能够真正接替其母亲的生育职能时，其人数规模同母亲一代完全相等，由此而可实现人口生育更替水平。所以，生育更替水平就成为研究与界定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生育水平高低属性的基本标准。
从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获悉，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122的水平，其值已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TFR=21的基本标准，由此表明我国人口已全面进入低生育时期。人口的低生育现象，是相对于人口高生育水平而言，据此我们可以按总和生育率高低的不同，把我国的计划生育发展历程，划分为前后两个性质不同的时期，即前计生时期和后计生时期。在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水平下降至生育更替水平以下的时期，对此时期即可称为后计生时期。后计生时期的此前时期，则称为前计生时期。所以我们称低生育现象是后计生时期的标志性特征，或者人口的低生育现象，标志着我国的计划生育事业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这一划分，还不仅仅是在时期称谓上的差异，而更重要的意义，是在我们计生决策的指导思想、方法与措施上，更加体现不同时期的方针与特点，从而使我们的计生事业更加科学、有序地发展。很显然，当我们的计生工作已进入后计生时期时，如果在计生的指导思想与实践中，仍然沿袭前计生时期的做法，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本文在后面还将专门进行讨论。
(二)我国进入低生育时期的时间认定
上面已述，低生育是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以下的生育，即表现在总和生育率上为TFR＜21以下，反映在净再生产率上为NRR＜1以下的生育水平。出于资料采集上的方便，本文在计量分析上，采用TFR数据来进行阐述与说明。这里需要首先回答的是，在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低于21时究竟出现在哪一个年份？因为，这个年份既是观察我国低生育水平延续的时间，又是确切界定后计生时期起始时间的基本依据。［3］
在人口生育统计上，最权威的统计资料是人口普查资料，而又由于人口普查资料的时间间隔较长，所获取的资料只反映了普查年份的人口状况，所以，对TFR＜ 21 出现的具体年份，尚不能直接得到反映，为此，我们采取依据人口普查资料，通过数理分析手段来获取说明。
从1981―2005年间人口普查资料（包括抽样调查资料）的TFR数据的变化趋势看，表现为一个典型的下滑指数趋势曲线（见图1），由此这就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间不同年份的生育水平提供了理论前提。亦即我们可以把我国这一时期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描述为下述指数模型：
TFR0+i=TFR0ert (1)
式中，TFR0+i为从基年到最终观察年份的总和生育率；TFR0为研究所依据的基础年份的总和生育率；r为从基年到最终观察年份期间总和生育率的变化速度；t为从基年到最终观察年份所经历的时间，即年份。
上面已述，我们的研究目的，在于找出我国低生育水平出现的具体时间（年份），亦即总和生育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TFR＜21）出现的具体时间（年份），由此以确切观察迄今为止我国低生育水平运行的时间长度。
具体做法是对（1）式两端取对数：
ln TFR0+i= ln TFR0+ rt （2）
为实现这一研究目的，首先需要找出低于生育更替水平的那个TFR值，由此其所出现的相应年份，也就可以确定了。为此，我们需要将TFR0中的脚标0改写为z，即低生育水平可能出现在0+i期间任意一个年份，于是再将（2）式改写为：
ln TFR0+i=lnTFRz+ rt (3)
为实现上述研究目的，我们将（3）式直接表达为：
lnTFRz= ln TFR0＋i- rt (4)
为了实现TFR即低生育水平具体值的计算，必须先计算式中总和生育率变化速度r。r的计算，可据（1）式并整理为：
r=ln TFR0+i-ln TFR0t(5)
t为从0―i所经历的时间（年份）。
又从表1资料可见，我国低生育水平出现的时间，只可能在1989―2000年这一时期内发生，所以，我们只需计算这一时期TFR的变化速度就可以满足我们的研究目的。现将（5）式具体描述为：
r=ln TFR2000-ln TFR1989t=ln122-ln 22911=-0057245
计算结果表明，在1989―2000年期间，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每年以平均572%的速度下降。据此我们即可依据（4)式计算出这一期间每一个年份的总和生育率值。当然，我们最关心的是TFR＜21出现的年份。
由（4）式：
lnTFRz= lnTFR0+i－ rt
于是，lnTFR1990= lnTFR2000－r×10 = ln122-(-005724)×10=07713
对其取反对数得：TFR1990=216
同理，可计算, TFR1991=204
因为，204＜210，所以，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我国低生育水平出现的年份为1991年。此后则继续走低，直到2000年时总和生育率仅为122，较之生育更替水平TFR=210来说，低了088个总和生育率值。值得人们关注的是，在2000年以后，由于一些省市区对生育政策进行了一些微调，因此反映在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时，总和生育率较2000年时有所上升。依据这一变化趋势，我们运用（1）式，即可以计算出2011年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即：
TFR2011=TFR2005ert
先计算2000―2005年间TFR的变化速度r：
r=ln TFR2005-ln TFR2000t=ln 133-ln 1225=001727
所以，TFR2011=133e00173×6=148
由此可知，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即便是按照2005年的发展趋势继续上升的话，到2011年的人口总和生育率也只为148，亦即继续表现为低生育水平。由此我们可以得到，我国从1991年进入低生育时计算，到2011年时，我国人口进入低生育水平的时间已经运行了20年！
二、 持续低生育的严重后果――去惯性后生育僵化反应
由政策因素形成的人口低生育现象，与此始终相伴随的另一人口现象――人口惯性现象。我国自1975年大力开展计划生育以来，一方面，人口高增长势头得到迅速遏制，人口生育水平逐步下降，直到当前，如2005年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远远低于人口生育更替水平的133的水平。另一方面，反映在人口自然增长率上，却又表现为一直保持继续增长的趋势，③这种增长趋势反映在人口总量上，即表现为缓慢增长趋势。这种在生育控制决策下，人口总量表现为继续增长的趋势，即为人口惯性所使然，亦即只要在生育决策上有控制因素存在，人口惯性因素将始终相伴随而存在。为此，对于持续低生育，人口惯性与去惯性后的人口生育特征问题，将是下面要进行开发讨论的许多新的、深层次的人口现象与问题。
(一)低生育、人口惯性与去惯性
低生育在我国是人口控制决策的结果与表现。美国人口学家安斯雷・寇尔（Ansley J Coale）在1980年代初曾形象指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就像是在激流滚滚的江面上筑起了一道堤坝，［4］这道计划生育堤坝使我国一直居高不下的生育水平得到了迅速遏制，计划生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可喜成就。直至1991年，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实现了低于生育更替水平（TFR=21）以下的低生育水平，从此我国人口进入了低生育的发展时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与计划生育堤坝同时共生的另一人口现象――人口惯性也就应运而生了。所谓人口惯性，是指在生育控制条件下反映在人口总量上继续呈增长趋势的人口现象。人口惯性有如下基本特征：（1）人口惯性的产生是与生育控制决策的实施为前提的，并与生育控制决策实施过程的始终相伴随，直至生育控制措施的取消才会相应自动消失。（2）在人口惯性发生作用过程中，反映在人口总量上即表现为呈继续增长的趋势。这是因为我国现行的生育决策为一对夫妇一般生育一个孩子。同时又由于我国育龄妇女人数规模大，自1981年以来，每年的出生人数一般都保持在1500―2000万人左右，而每年的死亡人数为600―700万人上下，因此，这就为我国虽然在生育控制条件下，人口总量继续保持增长具备了基本条件。（3）反映在人口生育水平上为一直保持走低的趋势（如表1资料所示），这是我国实行生育控制决策取得巨大成效的表现。由此表明，人口惯性只对人口总量产生影响，而与生育水平没有直接联系。因为，生育水平的高低只与育龄妇女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大小，即人数规模具有密切联系。同时我们已经知道，人口惯性与生育控制决策乃为两个相伴而行的人口事件，且人口惯性依附于生育控制决策的起始与终结。而生育控制决策实施的目的与任务，就在于使过高的生育水平逐渐地降下来，因此，人口惯性对生育水平的影响也就不具有直接意义。
由于具体生育决策具有可变性，对于我国来说，我国现行所实施的是生育控制的决策，当我们为适应经济、社会与人口发展的客观特点而改变现行生育控制决策时，前面已经提及的与生育控制决策相伴随的人口惯性，也就会随之而相应消失。人口惯性随生育控制决策的取消而消失的现象，本文称之为去人口惯性现象。因为，对于一个实施生育控制决策的国家，在改变生育控制生育决策后，依附于生育控制条件而产生的人口惯性也就会相应消失，这个时期的生育特征，也就表现为去惯性特征。由于去惯性的前提是对原来的生育控制决策的取消，因此去惯性后的生育特征，相对于原来的低生育特征而进入一个生育复苏期的生育特征。但当去惯性后我国人口生育是否为人们所想象或者所顾虑的那样，马上会进入一个生育膨胀期或新一轮生育热潮？这是接下来要讨论的亦为人们所关注的问题。
(二)去惯性后人口生育的僵化反应
去人口惯性的基本前提是放开现行生育控制决策，因为，人口惯性的产生是与生育控制决策的实施而出现的、且为与其始终相伴随的人口现象。而放开现行生育控制决策，又是以持续的且为较长时期的低生育趋势为其背景的。因此，在这样一个人口背景下来讨论放开现行生育决策问题，这立刻给人的第一反应乃至本能的反应是，我国又将出现新一轮生育热潮。对此，我们的回答是完全否定的。因为，我国人口现实表明将不会出现新一轮生育热潮，而是将产生去人口惯性后的生育的僵化反应。所谓生育僵化反应，是指在持续低生育形势下，人口生育行为在短期内不为生育政策放开因素所驱动的生育停滞现象。出现生育僵化反应的基本原因是，我国人口在生育控制决策因素条件下，经历了较长时期的低生育，因此，人们对生育数量的观念已经逐步淡化，并且随着经济发展与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在权衡生育数量与生活质量提高的选择上更加理性。所以，新一轮生育热的顾虑是不成立的。
1去惯性与人口生育僵化反应的时间特征。去人口惯性后，亦即在放开现行生育控制决策后，我国人口生育趋势走向的僵化反应具有明显的时间特征。对时间特征的讨论，首先应明确所涉及时间的起界点。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从1975年算起，已经经历了35个年头，亦即我们是在这一时间背景条件下来讨论去惯性后人口生育趋势的特征问题。去惯性后人口生育趋势的基本特征是：去惯性的时间愈迟，人口生育僵化反应会愈严重；反之，去人口惯性愈及时，人口生育僵化反应就会愈轻。从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看，在我国的一些大城市，在前些年就已出现一些育龄人口不愿接受计划内的生育指标，这一事实已经反映出在一些人群中已经出现了生育僵化反应的苗头。试想，如果我们现行的低生育决策再继续推行20年，到那时再来考虑放开我们现行的生育决策，那么我们就会从现在一些地区出现的人口生育僵化信号，预知那时的人口生育僵化现象可能出现的严重程度。因此，我们在人口生育决策上，能及时做出科学、合理和有序调整，以最大程度地避免人口生育僵化趋势对我国人口健康、安全发展带来的影响。
2去惯性与人口生育僵化反应的地域特征。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较大差异，反映在人口生育水平上也就具有相应差异，例如，就我国当前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而言，有的地区已经进入了极低的低生育水平，而有的地区则刚刚迈进低生育的门槛，所以，就低生育水平而言，在全国不同地区也有高低不同的明显差异。因此，我们在讨论去人口惯性问题，亦即放开现行生育决策时，就应当充分考虑人口所处的地域特征，这样才能使我国计生工作的开展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地发展，不至于因未顾及地域特点而带来的被动后果，以致出现为顾及一些地区的生育僵化反应，而导致另一些地区可能出现的生育反弹，干扰了整个计生工作健康、有序发展的大局。
3去惯性与人口生育僵化反应的人口素质特征。人口素质特征可以从多重角度进行描述，如受教育程度、思想品德、身体健康状况等，而与本文研究最为密切的是人口的受教育状况。一般来讲，人口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反映在生育态度上是有明显差异的。从我国历次的人口普查资料已经表明，人口生育水平与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关系是：受教育程度愈高，生育水平愈低；反之，受教育程度愈低，生育水平则愈高。其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表现为高度负相关关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差异，反映在生育僵化反应程度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异，亦即受教育程度愈高的人群，其生育僵化反应的程度即愈高；反之，受教育程度愈低的人群，其生育僵化反应程度则相对较低。由此可见，受教育程度高低同生育僵化反应则表现为呈正相关关系。这是因为，受教育程度愈高的人群，反映在对生育数量选择上，一般都选择少生育，甚至有部分高学历妇女选择不生育。所以，当在去人口惯性后，反映在生育僵化反应程度上，受教育程度愈高的人群，其生育僵化反应程度则会愈高。具体来说，即便是放开现行生育控制决策，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其结果也只能是一种淡化反映，而不会因放开现行生育政策而对生育局势有所冲击。由此可见，人口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对生育僵化反应有着明显差异，这也为我们在考虑人口生育决策细分化问题时，提供了可供遵循的依据。
三、 生育发展趋势决策的细分化思考
我国是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存在地区差异较大的国家。从1975年开始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已经经历了35个年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并已形成了持续的低生育特征。我国人口生育这一特点，也就提示我们，我国人口发展将如何继续往前走，这就需要对我国的基本国策的具体内涵，再度进行思考与决策。这也是本文提出生育决策细分化研究的初衷和动因。
(一)人口多元化特征呼唤生育决策细分化
人口多元化特征，在客观上要求生育决策由单一性向多元性转化，特别是在后计生时期，这种转化的思想基础、经验积累和管理能力都已具备和成熟，由此为生育决策细分化的实施奠定了充分可行的基础。细分化原本是市场营销学中的一个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以消费人群为对象，并根据消费人群的不同消费差异，将其划分为不同类型的消费群体，即消费市场，由此来设计商品种类及门类的配置的营销策略与方法，最终实现经营效益的最大化。本文把细分化概念引入生育决策研究，即以对具有不同特征的人群，实施有差异的细分化生育决策，由此实现全面统筹人口发展目标的最优化。
由于人口具有多元化特征，因此，根据不同研究目的和使用不同标识，可以有不同的分类。依据生育决策细分化的要求，可以作以下一些基本分类。（1）按人口居住的地域标识分类，可以分为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两类。（2）按人口所处的地域方位分类。（3）按人口所属民族分类。根据人口普查的人口民族分类，我国共有56个民族，由此可分为56个不同民族的人口群体。（4）按人口的居住形态分类，一般可以分为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两类。
由于人口具有按不同标识可以有不同分类的特征，因此在以人口为对象的生育决策上，充分考虑人口的多元特征，实行生育决策细分化，对于统筹人口的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生育发展趋势细分化决策的基本设想
1生育决策细分化的实施可分三种基本类型。 生育决策细分化的实施目的，是在于根据人口群体的不同特征，实施相应的生育决策，由此而求得最优的实施效果。所以， 生育决策细分化实施的基本内涵应该是：有放、有控和继续保持三种基本类型。
所谓放，是指根据人口发展对总和生育率水平的目标要求（具体发展目标本文在后面有关部分将要作具体讨论），而在具体实施地区的现实人口生育水平，低于目标水平者，即应考虑实行相应放开的生育决策，以便实现全国的均衡发展。
所谓控，即继续实施必要的生育控制决策。具体是指根据人口发展对总和生育率水平的目标要求，若具体实施地区当前仍为较高生育水平时，即应继续实施必要的生育控制决策。
所谓继续保持，是指在那些具体实施生育决策细分化地区的人口生育水平，与人口发展目标要求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基本相当的地区，即应考虑继续保持按当前的生育水平发展，亦即实行既不放、也不控的方针发展，这也是保持全国总生育水平均衡发展的一种重要的生育决策与方式。
经过以上这样“对号入座”的生育决策细分化的实施，对于确保人口生育的总体发展水平按照预期目标发展，理顺人口生育与人口综合发展的内在关系，增强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2生育决策细分化的实施可分三步走。前面已述，人口在再生产过程中的最佳生育更替水平应该是：TFR=21，或为NRR=1（本文主要使用TFR=21进行论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生育决策细分化的实施，使人口发展中的生育水平，始终保持在生育更替水平的最佳状态。鉴于我国在较长时期的持续低生育之后，已进入超低生育水平的情况下，要使当前的生育水平逐步恢复到生育更替水平的要求，还需要有一个时间过程，包括人们的心理适应过程。要实现这一过程的目标要求，为此，就需要分三步走：第一步，可将总和生育率恢复到15；第二步，将总和生育率恢复到18；第三步，将总和生育率恢复到生育更替水平21。
第一步，生育决策细分化实施目标，TFR=15。这一步为较为艰难的起步阶段，其所面临的客观背景是，我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低生育时期，在一定范围内人们尚存在着较严重的生育僵化反应。所以，要从目前的总和生育率水平逐步恢复到15，就是我们所面临的比较艰难的一步，特别是在那些当前的总和生育率仅在1以下，甚至离低于1尚为较远的那些地区更是如此。
第二步，生育决策细分化实施目标，TFR=18。在经过第一步的艰难跋涉之后，已为第二步的决策实施奠定了基础。进入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生育关系已基本理顺，生育僵化反应已逐步淡化，人们的生育观念更加趋于理性。为此，依照上述TFR=18的决策发展目标，再依据不同地区人口生育差异进行细分化的基础上，对于高于发展目标者，即控；对于低于发展目标者，即放；对于相当于发展目标水平的地区，即实行继续保持的原则，由此为下一步的决策实施奠定基础。
第三步，生育决策细分化实施目标，TFR=21。这一步是生育决策细分化实施过程中把关的一步。经过前两轮生育决策细分化的实施，人们在生育愿望和生育态度上已经到了起暖回春的阶段，因此，在生育决策的掌控上很容易出现不上就下、同生育失控的风险相伴随的现象，这是在生育决策把握上难度较大的一步，而这一步又是为保证实现人口生育更替水平，推进人口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一步。
(三)生育发展趋势细分化决策的宏观思考
生育发展水平的宏观定位是生育决策细分化实施的前提和依据。亦即我们所讨论的生育决策细分化，是指在以某一总和生育率水平为宏观定位条件下的生育决策细分化，而且作为宏观定位的总和生育率，又为在生育决策细分化实施过程中进行宏观调控提供了可能与条件。
1生育水平的宏观定位与生育决策细分化的实施。生育决策细分化就其性质而言，它系属于技术层面的方法或手段，其具体实施必须是以对生育水平的宏观定位为前提，亦即我们所说的生育决策细分化，一定是指在某一宏观生育水平下的生育决策细分化，离开生育水平宏观定位这个前提，生育决策细分化就是一个不明确的概念。生育水平的宏观定位，通常是用总和生育率（TFR）来表述的。因为，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具有反映一个国家一定时期人口发展水平的国情指标。同时还表明，总和生育率指标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应用与否，它又是反映一个国家人口学的研究水平与政府在人口管理领域执政理念的重要标志。
2行政建制要素与生育决策细分化。行政建制要素是生育决策实施的保证与条件。由于生育决策的细分化过程，需要依据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差异，人口生育水平的不同特点，人口居住的不同形态，以及人口的不同民族区分等要素，就需要对所实施的生育决策进行细分。很显然，上述这些细分后的生育决策的付诸实践，行政建制要素就成为绝对重要的保证条件。根据我国行政建制的特点，生育决策细分化的实施，可按全国和省市自治区两级进行。亦即从全国来说，可根据不同省市自治区的差异，分别实施有差异的细分化生育决策；对于省市自治区而言，可根据本省、本市和本自治区人口生育差异与特点，实施相应的细分化生育决策，由此保持人口生育持续、健康地发展。
3后计生时期：保持人口生育持续、健康发展。前面已述，低生育决策，其本身只是也只能是某一历史时期背景下的特定概念，因此，它在决策理念与实践中也就不具有一般意义。在我国人口生育水平已经下降至TFR=12或TFR=13的情况下，如果再继续提为坚持低生育的生育决策，这在人口再生产理论要求上和在对维系人口生育更替水平需要保持TFR=21的客观要求来说，都是不合适的。因为TFR=12或13，就已经较远地背离了TFR=21的人口生育更替水平的基本要求。所以，将现行人口生育决策的称谓提为保持人口生育持续、健康发展，这无论在人口发展实践和在人口再生产过程中的理论要求来说，都是符合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基本国情的。所以，我们强调，我国的人口生育决策，应当是保持人口生育持续、健康发展，应当把保持人口生育持续、健康发展理念，作为我国在改革开放后30年的经济、社会与人口发展实践中的基本目标与指导方略。
注释：
① 具体的界定与表述，可参见邬沧萍、穆光宗：《低生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② 参见李永胜主编：《人口统计学》，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第217页。
③ 如1981、1989、2000和2005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14.55‰、15.11‰、5.46‰和5.89‰。主要参考文献：
［1］马赢通人口统计分析学［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9．
［2］邬沧萍，穆光宗.低生育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1995(1)．［3］李永胜主编.人口统计学［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4］安斯雷・寇尔.生育率及其计量［S］.1980年8月在中国人民大学讲学笔记.Analysis of China's Birth Development TrendsLi Yongsheng１Xu Hong２
Abstract: Low birth rate is one hallmark of post-family policy era. Now China has moved into the stage of rather low birth rate. Decision factors of population controlling are based on population trend. In terms of aggregate population, China's population is still on the rise. Nevertheless, low birth rate of population has violated basic requirements of birth cycle. The constant development of low birth rate will bring severe consequences to economy, society and population safety. And therefore, we might use more flexible birth polici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The guiding principle is to bring more flexibility to family policy.Key words:Birth Decision; Population Trend; Birth Dilem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