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瘾国标诊断标准诞生记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网瘾国标诊断标准诞生记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今年5月，总医院陶然团队制定的《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被美国精神病协会纳入当周正式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标志着中国人制定的这套标准正式成为网络成瘾疾病诊断的国际标准，这是我国第一个获得国际医学界认可的疾病诊断标准。
2006年博士毕业后，她就来到该基地工作，并全程参与了《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的制定。得知团队的标准被国际采纳，刘彩谊直言“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我们这个行业老是不被人信任，被负面事件影响。我们的标准能被使用，这对大家是一个很大的认可。”
3个月前，曹海琴连哄带骗，总算把她的儿子撵出了屋外。这位45岁的会计师母亲，决定带着他12岁的孩子，从兰州来到1000多公里外的一个隐蔽军营。
这处军营，位于北京南五环外的大兴，里面有一栋四层的粉色筒子楼，乍一看，外观与前后坐落的部队宿舍楼并没有什么区别。
两点半刚过，曹海琴的儿子穿着迷彩T恤，和其他77名青少年齐刷刷地从楼里跑了出来。带队的除了两名教官，还有两名穿着白大褂的心理医生。他们正前往军营北面的体育场进行体能训练。曹海琴倚在四楼的窗台上，平静地看着这一切。
就像许多中国的父母一样，她深感无奈——儿子沉迷于网络，得了“网瘾”。“有些事已经完全脱离了我的控制。”她眼里闪烁着泪花，“来这里之前，我的儿子经常打我，就因为我不允许他碰电脑。”
在一个同事的介绍下，她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这里——总医院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这是对外的正式称谓，医院内部把这个地方叫作“网络成瘾治疗中心”。基地的主任叫陶然，中国人民上校，在过去8年里，他率领团队先后帮助5500多名网瘾患者“恢复了社会功能”。
5月18日，美国精神病协会（APA）首次将陶然团队制定的《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纳入当周正式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这标志着中国人制定的这套标准正式成为网络成瘾疾病诊断的国际标准。”
陶然表示，“这也是我国第一个获得国际医学界认可的疾病诊断标准。”曹海琴不怎么关心这些新闻，她只想能早一天带着儿子走出这个军营。孩子戒网瘾，家长先吃药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哨兵在军营大门口把记者拦了下来。记者只好打电话，让基地的工作人员出来接。那位工作人员在一个仪器上按压指纹后，门自动开了。
记者在传达室上交了身份证，那位哨兵严肃告诫道：“除了他们那栋楼（指基地）内部，其他地方不准拍照！”
记者被这位工作人员带到了基地一楼的一间普通办公室。过了10分钟，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阵嘈杂声。“陶主任，谢谢你们啊，现在孩子的状态非常好！没有你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门开了，“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陶然径直走了进去。这时是上午11点，他刚刚给基地的“学员”（即来此戒除网瘾的青少年）上完两个小时的抗挫折课。每个星期的一、三、五，陶然在东四十条的总医院成瘾医学科坐门诊；每周二、四就在基地给学员和家长上课：星期二给学员上，星期四给家长上，都是两个小时。“给患者上自我认知、人际关系、情绪情感还有抗挫能力这四大部分课程；给家长上如何当一个合格的父母，如何和孩子交流，如何和孩子建立良好关系的课程。另外把他们过去错误的认知都给整理出来，重新建立与孩子的关系。”陶然说，基地坚持使用“家长陪伴式治疗”方式帮助学员矫治网瘾。
基地一楼是办公与治疗区，二楼是男学员宿舍，三楼为女学员宿舍，四楼是家长宿舍，现在住着4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父母。这里一个疗程（3至4个月）的治疗费为8400元，不包伙食。为了鼓励家长陪同接受治疗，家长不缴费，基地仅收取每晚30元的住宿费。
据早前媒体调查，中国矫治网瘾的机构在两年前就已达到300多家，治疗方法和理念也不尽相同——如心理辅导与军事拓展训练相结合，药物治疗、座谈治疗等，但业内逐渐取得一个共识：“孩子有网瘾，家长要吃药”。
“造成网瘾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家庭因素排第一位。这类患者的父母都有同样的特点，都要求孩子比较完美，当一个家长要求孩子完美，他对孩子的指责和不满就多了，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家长没有肯定，没有鼓励，孩子的自我评价就低，然后就自卑了，自卑就抑郁了，抑郁了就得找个地方发泄一下。”陶然解释。
刘彩谊博士是《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科研团队的核心成员，除了临床方面的工作，她的另外一个主要任务是给家长上课。“你问他原因，什么事情让你不想去上学，对不对？”7月30日下午，刘彩谊穿着军队的制服与套裙，在四楼的一间教室里给家长讲授亲子关系课。像这样的课程，她每周要上3次，每次两个半小时。但实际往往超过了这个时间，每堂课结束，家长总会围拢至讲台，继续提出心中的疑问。
在这里，每名学员至少有一名家长陪伴，同时接受心理辅导和教育。在基地学到的知识，让曹海琴感到相知恨晚：“为什么我们在5年、10年甚至15年前，不知道这些知识？”
基地一楼的走廊墙壁上，贴着这样一幅标语：“任何成功都抵不上教育子女的失败。”
曹海琴说，此前自己忙于工作，和孩子交流很少，发现孩子沉迷网络之后，母子关系更加紧张；如今她认识到，这种僵持的关系“是造成孩子沉迷网络的重要原因”。“沟通的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他对我有一种不信任感。”曹海琴反思，“以前我比较多地否认、指责孩子，很少相信孩子，这是我们在基地的家长共有的一个缺点。”
在家长接受教育的同时，孩子也在基地接受着每天的心理辅导和军事训练。他们每天6点准时出操，7点回来整理房间内务，吃过早餐后，8点半开始进行8到10个学员为一组的分组心理治疗；下午会参与室外拓展活动，晚饭后要例行点评，睡觉前还有半个小时的强化体能训练，9点半熄灯。
“每天晚上，由我们的心理医生确定一个主题，比如：‘为什么我以前和父母关系不好？’我们确定了主题后让孩子发言，最后由我们的心理医生来点评和总结。”基地书记苏太贵介绍，“可能今晚是点评，明晚是播放励志的片子，让孩子们看完发表意见，或者自我反思，写写这一个星期你有什么成长和收获。”
学员在这里自然接触不到网络，手机也禁止使用，这让刚来不久的许梓涵一度很不适应。她是一名来自吉林的高一女孩，网瘾最严重的时候，几乎可以几个月不出门，不和别人接触，就为了宅在家里上网。上个月，她和另一名女孩策划了一次“越狱”。她们已经冲出了那栋粉色小楼。军营大门正对着一个圆形的水池，离小楼不到200米。基地工作人员绕着水池跑了两圈，把她俩抓住了。
“门口那两个哨兵都挺二的，在那边愣住都没反应，后来听到‘抓住她们’，才过来抓我们。”说起这个事，许梓涵面露羞涩。她因此被关了3天“小黑屋”，出来后的感悟是“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以前是觉得没事干，看见网络就想玩。现在回去以后要找一些事情干，譬如逛街、旅游，然后可以尽量不去碰它（指上网）。”经过70多天的治疗，许梓涵恢复得不错，在记者示意采访结束时，她又补充了一句，“也不知道为什么以前不想去旅游逛街，现在突然有了（这样的想法），也许是突然对生活有希望了吧，人生是一个很微妙的过程。”“少1条不行，多1条也不行”
由于治疗效果佳，越来越多的家长打算把沉迷网络的孩子送到这个基地。
在采访间隙，不断有工作人员向陶然示意，大厅里有远道而来的家长等待向他咨询详情。由于床位与心理医生的数量有限，陶然和同事需要判断，哪些孩子属于真正的网络成瘾？
DSM—5中的“网络游戏成瘾”一共有9条诊断标准，全部来自陶然团队制定的《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这9条标准被美国精神病协会认可，相当于确立了精神病的一个新病种。
之前，当这一消息甫见报端时，也引起不小争议：网瘾怎么就成精神病了？如果我每天连续上网超过6小时，我是不是就得了精神病？中国2400多万城市青少年有网瘾，他们都是精神病吗？
陶宏开被称为“中国戒网瘾第一人”，他在2008年接受采访时，也曾公开对陶然表示质疑：“瘾是一种非理，表现为耐受性及戒断性。《标准》制定的基准是应该以非理性依赖的程度，而非时间及症状这些表象。”
“严格地讲，这次被列入精神疾病的新病种是玩网络游戏成瘾，这也是首个非物质成瘾的精神疾病的病种。”陶然提醒，并不是符合其中的一条，就说明某人有网瘾，“必须要同时符合其中5条或5条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这9条标准是紧密联系的。“你没有达到第四条标准，就不会有第五条的症状；你没有同时达到5条标准，就不可能导致社会功能受损（即第九条）。这9条标准，少1条不行，多1条也不行。”
以基地曾经接待过的一个云南男孩为例，男生来的时候19岁，体重70多斤，面黄肌瘦，头发1米多长。陶然见到他的第一面就被熏到了，“全身臭味，站都站不稳”。
这孩子3年在家，从未出门。他父亲没辙，想了个办法：不给他吃，不给他钱。结果他愣是把家里的空调拆下来卖了；不给他做吃的，他就到楼下小卖部买一桶蜂蜜，拌着凉开水喝，就这么一天天过。他玩了整整3年的魔兽世界，头发长到1米多。最后这个男孩的舅舅实在看不下去，把他架到一辆面包车上，一路开到北京，来找陶然求助。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网瘾。第一，男孩给自己或他人带来痛苦；第二，社会功能丧失。男孩见到陶然的时候，还很自负：“我的魔兽是云南省第一名，如果我身体行可以打到世界冠军！”
陶然一开始也夸他：“你的游戏确实打得好！”还把他的荣誉和游戏装备打印出来，贴在墙上，让别人认可他。接下来，陶然和同事逐渐开始“粉碎他的荣誉感”，用他父亲录下的他曾经趴在床上玩游戏的影像给他看，也给其他十几个学员看，让同伴对其进行评价，结果没有一个学员给出正面的评价，都认为他以前是丧志，“彻底否定了他过去的生活”。最后，中心采取“呼唤人性治疗法”，给他看他童年时幸福生活的照片，让他在生理心理方面逐渐恢复成正常人。
4个月后，他治愈离开基地，走的时候只留下一句感叹：“现在回头看，那些年的生活都瞎过了。”陶然告诉记者，这个男孩目前在云南省烟草公司工作，已经结婚。
就这样，在过去8年里，陶然率领团队先后帮助5500多名网瘾患者“恢复了社会功能”。
2004年，总医院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由该院成瘾医学中心联合、中央文明办等九部委共同组建而成，当年便开始招收学员，帮助他们矫治网瘾。
但中国人民总后勤部卫生部和总医院一直不肯批准成立成瘾医学科。当时有领导向陶然交了个底：“你们一定要弄清楚这（网瘾）是不是病，你们认为这是病，那不行；你要说它是病，你得拿出诊断标准。”
重压之下，陶然和同事开始进行标准制定前的先行试验。他们把2004年以来所有学员的临床表现、体征、心理症状、血型和所玩游戏的类型等信息收集整理并电子化，观察哪个症状和体征出现频率最高，把超过50%的都予以保留。接下来是访谈，同一个病人由两个心理医生来问，以提高一致性和信效度。两个医生分别把他访谈过的学员症状予以记录，并归纳出频率超过50%的症状；在两次访谈吻合的症状中，再取出现频率最高的50%。第三步，将上述两个步骤进行比对，再次找出重复率超过50%的临床症状。两年后，第一版的诊断标准出炉。
2006年，基地又招收了几百个孩子，并按照前两年的步骤整理出第二版诊断标准；两版标准比对，留下吻合度超过50%的标准。
在那3年里，基地一共在5个城市对1200个网瘾患者进行了访谈。“其实诊断标准的科研难度不大，但是过程很煎熬，很枯燥，我们光是搞统计就用了半年。这项研究可能不需要高级设备，但是需要有心。”陶然说。科研小组会问网瘾患者：“你玩了多长时间？每天最想玩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持续多久？”问完后还得问父母，然后进行比对。2008年，9条标准在这样无数次的提问、比对、统计和归纳中诞生。
“我们决定使用您的标准”
但这充其量只是“中国版”的网瘾诊断标准。此后，陶然将论文《网络成瘾的诊断标准》发表于英国的《ADDITION》杂志，美国精神病协会开始注意到这个远在北京的基地。该协会组织了一个考察工作组，由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4个国家的专家组成，他们来到基地考察时，把所有的科研结果和实验数据全部要走，并支开陶然和其他基地工作人员，带着自己的翻译，对每一个学员和家长又进行了一轮访谈。
“他们每年都会让我们到会议举办国答辩，反复询问我们科研是怎么做的，对这些孩子是怎么治疗的，然后再来考察，反反复复。”陶然说，“他们也不告诉你最后会用谁的标准，其他国家的标准他们都要拿过来审查。”
今年3月，该协会通知陶然：“我们计划使用您的标准，请您来纽约总部参加最后一次答辩。”由于通知时间离答辩时间不到两个星期，陶然没来得及办赴美签证，只好采用视频答辩。“请问支撑你们第一条中‘渴求’的统计数据是多少？是怎样定义的？怎么得来的？”答辩委员会在视频里向陶然提问。这类问题已在前几年的答辩中问过多次，各位委员的案头都放着他们此前在基地考察时自行收集的数据，以便判断陶然是否学术造假。
结果陶然团队的标准获得答辩委员会全票通过。委员会最后提了一个要求：标准的遣词造句，要让全世界每个语种都能翻译成功。陶然原先提出的最后一条标准中，含有“人际关系受损”这样的表述，但委员会认为一些国家很少使用“人际关系”这个词，建议陶然改成“友谊”。
1个月后，该协会的五名常委给陶然发来了一封联署电子邮件：“我们决定使用您的诊断标准，您是否还有异议？”
得知团队的标准被国际采纳，刘彩谊直言“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我们这个行业老是不被人信任。我们的标准能被使用，这是一个很大的认可。”刘话音未落，她又被一位家长拉去咨询。
曹海琴和儿子来到基地的第93天，一位经过数月艰苦治疗的18岁青年正准备离开。作为基地的一个传统，这位青年拥抱了每一位患者同伴。
“对于孩子来说，这肯定是一个感性的时刻。”陶然温和地说，“但对于我来说，最高兴的时刻，莫过于看见他们带着值得拥有的自信，离开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