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农民教育培训 造就一代新型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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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中国“三农”问题的总根源是小农生产方式，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在农业科技推动下，进行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而实现这一变革依赖于农民素质的提高。而农民教育培训有其特殊性，加强农民教育培训应采用系统的方法，并在实施过程中树立整体的、联系的、动态的、发展的观点。

关键词：农民教育培训；生产方式；系统方法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6月3日

美国农业经济学家米凯·吉瑟（1965）的研究表明，在乡村农业地区，教育水平提高10%，将多诱使6%～7%的农民从农业迁出，同时农业工资会提高5%；世界银行早在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就认为，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年限增加一年，GDP就会增加9%；国内有关研究得出，与文盲相比，小学毕业生能提高劳动生产效率50%，中学毕业生为100%，大学毕业为300%。小农生产方式是“三农”问题的总根源，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变，当务之急是提高农民素质，造就新型农民。为贯彻落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1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快发展面向农村职业教育的意见。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明确了我国今后一个时期农民教育培训的重点任务。本文从“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入手，提出解决“三农”问题当务之急的任务，进而认识我国农民教育培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三农”问题的由来及基本观点

“三农”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均需面对的问题，也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三农”问题的产生，既有历史的、制度的和社会的原因，也有经济原因，更有农民自身的原因。从制度角度看，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社会等级高低决定了先后发展顺序，接受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多少以及就业和发展的机会等。从权利来看，虽然解放后农民开始当家作主，但至今农民没有土地的私有产权，集体产权存在着虚设和被少数人或“利益集团”支配的现象，农民缺乏利益表达的路径，甚至住房也只有房产权，难以通过市场实现其最大化。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看，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紧迫性，决定了社会有限资源的配置不利于农村，长期的收入再分配倾向于工业和城市，从1952～1989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和农业税从农村中抽走近1万亿元资本，而同期支农资金仅3，000亿元，净流出7，000亿元；从比较利益的角度看，一方面由于农业技术进步速率慢，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农业总体呈边际收益递减的状态；另一方面最近农业部韩长赋认为，“农业生产正在进入高成本阶段”，消费品价格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不断攀升，导致居民生活成本和农业生产成本在上升，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外出打工是为了获得收入并回流农村建设家乡的话，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定居城市。

上述原因导致很多地方农业生产只能依靠体力、采用简单生产工具的传统生产方式，农民组织程度差，“靠天吃饭”和等待支持的现象仍然存在，依赖传统思路“三农”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农业和农民利益在农业生产资料购买和农产品加工运输中两头受损，影响了农户的积极性，问题的根源（实质上也是中国“三农”问题的总根源）是小农生产方式，这就要求在农业科技推动下，进行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实现这一种变革，一要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二要培养农村带头人，促进农业组织化发展，有效地实施资源配置。由此，我们认为，制度和意识的调整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条件；在农业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农业和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充分条件，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农民素质的提升和农村带头人的培养。解决“三农”问题当务之急的工作是加强农民教育培训，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

二、我国农民教育培训制度变迁及农民教育培训存在的问题

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而重中之重是发展现代农业。现代农业是通过生产经营的专业化、社会化和集约化，将生产、加工和销售相结合，产前、产中和产后相结合，生产、生活和生态相结合的综合性产业，其发展依赖于制度变迁基础上的农业组织程度的提高。实现这一目标，归根结底靠的是人的思想和观念，而人的思想、观念又取决于人的知识及获得知识的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教育培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1978～1984年除扫除剩余文盲外，主要是办农民技校，组织农民学习农业技术。1985～1997年在基础教育继续普及的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尤其是1988年国家教委开始组织实施“燎原计划”，并推动“燎原计划”与“星火计划”、“丰收计划”紧密配合。“燎原计划”在“星火”、“丰收”计划开发的新技术与农村经济之间，架起教育的“桥梁”，使科学技术在很大范围内得到推广应用，使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再经过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初步建立了农业、科技、教育结合，“三教（即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统筹”为特征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1998年10月以来，是农村改革的快速推进阶段，1998年的《国家教委、国家经贸委、劳动部关于实施职业教育法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在职业教育发展中必须把办好农业职业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在制度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农民素质不断提高，尤其是农村带头人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和经济水平的日益提高，特别是现代农业发展以及农业科技进步，农民越来越感受到自身知识和运用科技的能力不足，希望通过培训来改变自身状况，适应日益变化的新要求，特别希望通过学得一技之长，提高自己致富的本领和寻得致富之路的途径。但是，农民教育为什么教、教什么、怎样教及教育发展的程度，受到一定社会的教育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影响。现阶段我国农民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农村的建设者，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促进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但在转型时期，我国教育投入、教育内容、教育评价，偏向于义务教育，尤其是偏向于城市；采用收费补偿机制的非义务教育中，成人教育重文凭轻技能，强调的是收益性，农民教育需求不足；社会培训机构，受比较利益驱动，更愿意在城市举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业余培训和各种资格认证培训；高校更愿意在高层次人才，如各类专业学位、企业家等的培训；政府有关部门基于培训任务的完成，实用性不强，对农民吸引力不够；企业受教育培训作用的滞后性和职工流动性的影响，在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下，不愿支付教育培训的成本。总体上看，我国农民教育培训的供求非均衡性比较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