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扩大内需的制度和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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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既能促使我国经济稳步复苏，又能避免虚假泡沫产生的关键在于如何启动消费需求。只有居民消费带动市场回暖，企业恢复良性运转，巨额的信贷和投资才会真正进入生产领域，而不至于“飘”在股市和楼市上，抬高资本和大宗商品的价格。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09)06-0041-06
一、当前我国扩大内需面临的新形势
(一)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脆弱性，对扩大内需提出了新的迫切要求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我国经济过度依赖外需的脆弱性迅速暴露出来。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部需求大幅减少，导致我国实体经济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实体经济受到较大冲击，并呈连锁反应态势：首先是我国出口商品的需求量大幅下降，然后是出口商品生产企业开始减产、停产，甚至倒闭，再接下来就是与出口相关的行业面临经营困难，最后波及到上游的能源、原材料生产企业，这给我国投资和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进出口行业受到的冲击最直接也最严重，原先一直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净出口，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特别是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二季度出口额同比大幅下降，导致我国经济增速迅速下滑。我国经济增速由2007年的13％大幅下滑至2008年的9％，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GDP增速继续下滑至6.9％和6.1％，创下近10年来的季度新低，虽然2009年第二季度GDP增速回升至7.9％，但仍属近几年来的较低值。上述情况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十分明显。也十分脆弱。
这次金融危机给我国的一个深刻启示是，如果我国缺乏一个坚实的内部需求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无法从出口驱动转为内需拉动，一旦国际市场大起大落，我国经济容易遭受严重影响。
从未来发展来看，作为全球性经济大国，我国过度依赖外需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日益明显。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快速提高，截至2007年顺差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8％，即使是出口大幅下滑的2008年，顺差占比也超过7％。有关研究表明，如果我国经济继续按过去10年的增长方式发展，即出口平均每年增长22％。GDP平均每年增长9％，物价平均每年上升2％，那么到2015年，我国出口将达到4.4万亿美元，贸易顺差将超过600047，美元，外汇储备将达5万多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7％，占我国GDP的60％。如果上述情形出现，那么不但国际市场难以容纳如此多的中国产品，而且中国的外汇储备也难以在全球找到合适的资产进行投资。
(二)全球经济面临再平衡，外需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将明显减弱
次贷危机的不断加剧和蔓延，对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主要发达国家陷入持续衰退，全球面临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整个经济活动迅速收缩，全球贸易大幅下降。据国际贸易组织(WTO)统计。2009年第一季度全球出口贸易环比下滑22％，同比下滑31％。
长期以来，宽松的信贷条件使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消费增速远远高于收人增速，同时导致欧美家庭的债务率居高不下。债务增速远远高于可支配收入及家庭财富(房产、股票)的增速。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房屋资产缩水、消费信贷收紧、失业率处于历史高位等因素，欧美等发达国家以往负债消费的模式遭受颠覆性冲击，家庭储蓄率大幅上扬。
以美国为例，自2007年年初以来，美国消费者的财富蒸发了15万亿美元，有经济学家测算，美国家庭财富完全从次贷危机中恢复过来，可能需要15年。加上失业率接近10％，这必然会影响他们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模式，迫使美国人增加储蓄并减少消费。图1、2显示，截至2009年6月份，美国消费信贷已连续5个月下降，同时家庭储蓄率大幅攀升。按照目前储蓄率回升的速度，美国储蓄率还需5-10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到健康的水平。
美国家庭储蓄率的提高也是家庭去杠杆化的过程，这期间即使税收优惠政策促使居民家庭收入增长，但可能被上升的储蓄率所抵消。因此，未来美国居民家庭的消费能力将遭受重大打击。按照美联储旧金山银行的预测，假如未来lO年美国家庭的负债，收人降至100％，至2018年底美国的家庭储蓄率将升至10％左右。在储蓄率由目前的4％升至10％的过程中，与储蓄率不变的情况相比，年消费增速将降低0.75个百分点，与2005年以前储蓄率下滑的情况相比，未来消费增速减缓的幅度会更大。
由于美国家庭的去杠杆化将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这将严重制约其消费的稳定增长。而美国家庭消费占全球GDP的比重达17％，以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消费支出的减少将直接影响到相关国家的出口规模。
一方面，由于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模式(包括发达国家的负债消费模式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导向型模式)都面临调整，加上本次金融危机是“二战”后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已经导致全球经济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衰退，故短期内难以出现强劲复苏，未来3～5年全球经济可能陷入低速增长。另一方面，与20世纪90年代初信息技术革命引导了全球经济复苏及较快增长的情况不同，目前新的经济增长点还不明朗，未来几年全球经济还难以找到新的增长动力。
在全球经济可能进入较长时期的低速增长的情况下，我国的出口难以再现过去10年的高增长势头。外需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将明显减弱。过去10年我国的真实出口增速达到22.3％，未来3-5年的真实出口增速将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如果未来全球经济增速为1％～2％，那么我国的出口平均增速将只有个位数。因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积极开拓国内消费市场。
(三)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扩大内需赋予新的内涵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基础薄弱，起点较低，只能依靠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吸引外资，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产业推动经济增长，这样的经济增长战略选择符合比较优势原理，实践证明大方向是正确的。虽然出口驱动模式非常成功，不过，这也使我国经济形成了“投资驱动、出口拉动”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的最大缺陷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难以相应提高人均收入水平，进而抑制了我国居民的消费能力。
“投资驱动、出口拉动”既是对外开放条件下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表现形式，也是“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必然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过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在国际经济环境较好的情况下。“高投资――粗放增长――高出口――再高投资――再粗放增长”的高增长循环能够实现，但其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迟滞、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技术创新动力不足、国际贸易摩
擦加剧等不断累积。
当前全球经济景气度大幅降低，使过去被高增长所掩盖的结构性问题得以暴露，也是粗放型经济增长难以为继的重大警示。当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高增长循环后，以出口为导向的过剩生产能力难以在短期内被国内市场所消化，经济必然面临着低增长和通缩的压力。从长期来看，产业结构升级迟滞、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等因素将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因此，只有大力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才能从根本上优化国民的收入支出结构。切实扩大国内市场的需求。
(四)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提高消费率的新阶段
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消费率呈u型走势，即消费率在快速的工业化过程中不断降低，随着高速工业化进程的结束，消费率也逐步回升。从G20的经济发展和消费率的关系来看，消费率的这一变化具有普遍的规律性(参见图3)。有关学者根据计量分析的结果得出，消费率的最低点出现在人均GDP为2322美元(2000年不变价)，即人均GDP低于2322美元时，消费率随着收入的提高而下降；当人均GDP高于2322美元时，消费率随着收入的提高而同步上升(参见图4)。
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着快速工业化的进程，我国消费率处于持续下降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的65％左右降至50％以下。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消费率快速下降，从2000年的62.3％降至2007年的48.6％，8年下降了13.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投资率从2000年的35.3％上升到2008年的43.5％，上升了8.2个百分点；净出口率从2000年的2.4％上升到2008年的7.9％，上升了5.5个百分点。
2008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2300美元(2000年不变价)，这意味着我国的消费率已位于u型底部，加上国民经济的转型，我国步入场券高速工业化后期，未来我国的消费率有望停止下降趋势并逐步提升。
此外，今后我国将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加快服务业发展、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措施，激发消费潜能的释放，促进消费需求的扩大，消费需求必将逐步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动力。
(五)要抓住机遇，化“危”为“机”，成功实现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我国经济的本轮调整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002-2007年我国经济经历了持续的加速和繁荣，积累了许多不平衡因素，加大了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因此，这次金融危机对我们一直担忧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既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带来一次重大契机。危机虽然会带来暂时的困难，但由此带来了宏观政策的重大调整，将经济增长的重点从出口转变为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为我国进一步推进各项重大改革提供了新的动力和必要的压力。这将加快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国民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调整制度和政策，扩大内需
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是内需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互为条件。只有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保持协调，才能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如果投资与消费不协调，投资率长期偏高，居民消费被压抑，必然导致产能过剩。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国内消费不了，就要到国际市场寻找出路，从而导致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度不断攀升。一旦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必将对国内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并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这就是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严重影响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性，必须依靠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而且中国的消费市场和消费潜力非常广阔，因此，今后我国要采取多项措施，切实“以消费需求为纲”，尽快改变消费与投资、出口结构不合理的局面，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正确协调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比例关系，在投资与消费的均衡增长中扩大内需
在一定时期内，为了调整经济结构或刺激经济增长，提高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长期保持很高的资本形成率，不但会造成投资过度和生产过剩，还将明显加大投资对消费的挤出效应，严重阻碍消费需求的扩大，最终导致消费率连续下降，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协调稳定发展。因此，面对当前投资偏热、消费偏冷的突出问题，有必要采取切实可行的、能够有效协调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比例关系的政策措施：
1，正确处理投资增长与效益提升的关系，将注重投资数量的增长转移到投资效益的提升上来，合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着力优化投资结构。坚决控制高能耗、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的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对目前已经出现投资过热的行业(如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进行结构性调控，从行业准入制度、投资审批、土地供给、环保评估、银行贷款以及进口设备退税等方面进行控制。同时采用必要的经济手段，对过热行业实行扶优扶强的策略，通过兼并重组消除过剩和重复建设，培育一批技术水平高、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集团。
2，将扩大内需的重点从投资转向消费，将投资主要投向民生工程、商业网点建设、信息服务、服务行业人员培训等，特别是投向有利于促进居民扩大消费的公共设施环境方面。比如加强小城镇和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从水、电、路、通信、学校、医院等设施供给上改善近10亿人口的消费环境问题，促进消费需求增长。
3，改进财政支出方式，简化对鼓励消费补贴的兑现手续和程序，减少中间环节的损耗。
(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经济转型中不断培育消费潜力
导致当前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因素，就短期而言是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部需求萎缩，但是粗放型经济增长累积的总需求结构性失衡，却是其根本性、长期性内因。因此，本次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所调整，在兼顾短期形势需要的同时，更应注重长期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经济转型中不断培育消费潜力。
1，加大自主创新力度，提升产业竞争力。进一步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加快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步伐，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振兴装备制造业，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完善现代产业体系，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
2，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
3，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将扩大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服务业结合起来。放宽服务业的市场准入，积极引导资金投向，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大力发展金融保险、物流、信息技术与软件服务、会展等现代服务业，不断拓展新型服务行业，增加服务业的就业岗位。
4，加快推动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扩大中西部地区的就业，提高中西部地区
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
(三)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居民实际消费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持续降低，原因在于国民收入分配比例中，居民收入的比重在降低。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现阶段我国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差不大，但印度居民的消费水平却比我国明显高出许多。居民整体收入水平不高，没有能力消费，消费率自然偏低。当前我国政策的重点是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最初消费需求为切入点，加快改革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使收入分配逐步向居民倾斜，形成有利于国民增收的长效机制。这是提高居民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的主要途径。
1，完善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的薪酬形成机制，增加劳动力收入。工资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据测算，工资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为65％左右。因此，要逐步建立起秩序规范、激发活力、注重公平、监管有力的工资制度，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在此基础上，应下大决心提高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特别是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2，积极营造鼓励创业的社会氛围，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创业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的发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弥补劳动收入差别的重要作用。它们的所有者既是资本所有者，又是劳动者，还是消费者。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创业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较活跃的国家，收入分配往往比较合理，社会比较和谐，经济比较有活力。
3，推动职工持股制度，鼓励企业通过各种方式为职工分红。从而增加劳动者收入，调动劳动积极性。通过职工持股，不但可以分散企业经营的风险，而且可以使职工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有利于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
4，以扩大就业为中心，大力发展就业容量大、劳动力吸纳能力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扩大和加强对新增劳动力、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继续对不裁员的企业给予财政补贴，或减轻其税收、规费负担。
5，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使居民收入的提高与国民经济的增长保持同步趋势。
(四)逐步缩小收入差距，切实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努力扩大最终消费规模
收入平等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收入分配不公和实际收入差距过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居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和国民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要进一步扩大居民消费，必须加强政策引导，从根本上缩小收入差距，切实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着力培育中低收入阶层，稳定和壮大消费主体。
1，按照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建立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不同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具体措施包括：取缔各种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保障合法的高收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标准，保障工资发放的规范化、制度化；扩展中等收入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比重，增强中等收入群体收人稳定增长的预期。
2，要按照“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原则，加强城乡收入制度的再分配环节，更多地向公共服务和社会领域倾斜。不断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廉价、优质、高效运转。
3，研究推进收入与分配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进一步平衡居民收入。促进消费最为关键的是要增加消费倾向比较高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因此，要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把富人的收入和财产通过财政杠杆转移到低收入群体当中。同时，要逐步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适当提高对特困群众的救助保障标准。
(五)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税收政策，逐步释放居民的消费潜能
税收作为一种非直接返还性的财政收入，其任何增加或减少，不仅会直接影响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而且将影响企业和居民的需求行为，从而成倍放大税收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扩张和收缩效应。税收本身的特点及税收调控的特点与方式表明，无论是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转。还是解决深层次的经济问题，税收政策都有较大的作用空间。因此，当前必须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在扩大内需、调整结构、促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1，推进个人所得税领域的深层次改革，综合考虑纳税人的收入支出和纳税人家庭负担等因素，目标是建立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还富于民。除了提高个税起征点外，还要不断调整累进税率和消费税征收范围，完善个税监管机制，减轻低收入者的税收和消费负担；加强对高收入的税收调节，尽快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大额财产税等。在个税制度成熟的国家，个税起征点已经与CPI涨幅等经济指标挂钩，实现指数化、动态化调整。比如，德国的个税起征点每年微调一次，以保障公众收入不受影响；美国历史上也曾多次实行全民退税。
2，适当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政府税收快速增长，在初次收入分配中，政府收入所占比重稳步上升。从当前情况看，适度减税有助于扭转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收入比重下降的趋势。
3，对与消费密切相关的服务行业给予适当的税收减免优惠，促进服务业发展。
(六)加速城市化进程，不断扩大消费潜力
城乡差距是造成我国居民整体收入差距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而这与城乡二元结构有关。因此要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还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对比钱纳里对全球经济所总结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规律来看，在我国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发展过程中，城市化进程要明显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同时也低于相应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韩国在工业化水平为30％时，城市化水平达到50％。2008年我国的工业化水平为48.6％，而城市化水平仅为45.7％，这表明我国城市化水平大大低于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滞后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消费的提高。
基于钱纳里模式，在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从目前的45.7％提升至55％的过程中，将有1.23亿农民从农村转移至城市。目前中高收入农民的人均收入为12927元。生活消费性支出为5994元，其消费率为46％。当转移至城市后，按照2007年统计，可支配收入为12042元的城镇居民的消费性支出是9097元，消费率为76％。以此推算，这1.23亿转移至城市的人口人均消费将达到9800元，即人均消费提升3806元，总消费提升4680亿元，这相当于GDP的1.6％。
(七)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有效激活农村消费市场
2008年末，我国拥有13.28亿人口，其中城镇人口占45.7％，乡村人口占54.3％，农民应该成为消费的主体，但目前农民的人均商品消费量远低于城镇居民，农村的服务消费更是几近于无。2008年，城市居民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达74.4％，农村消费支出只占25.6％。另外，2008年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为3.31：1，如果再加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因素，其
差距会更大，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也首次超过1万元。农村居民的巨大消费潜力因收入过低而受到限制，因此，亟需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尽快缩小城乡差距，有效激活农村消费市场。
1，提高财政支出的支农比重，加大对农民的补贴力度，支持农民持续增收。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农民生活设施的投入，逐步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此外，要进一步增加对农村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入，大力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推广普及农业技术，发展高产高效农业；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加大对农业的直接补贴，切实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2，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全力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有效解决农村地区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等现实问题，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义务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制度。
3，加快农村商业服务体系建设，继续扩大农村物流服务体系发展专项资金规模，大力推进“连锁店下乡”，在农村广泛设立超市等零售经营机构，切实改善农村消费环境。
4，完善金融支农制度，加大对农村农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大对农村消费补贴的力度。
(八)扩展消费领域，在消费结构升级中不断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
消费升级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短期内也会缓解消费下降。在我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阶段，经历了3次比较明显的消费升级，这都促使消费增速明显提高。例如上个世纪80年代，初级家电是消费热点；上个世纪90年代初，升级的家电和农村对家电的需求推动了消费增速的提高；21世纪初住房成为消费的热点。
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至37.9％。用于改善住、行条件和医疗、教育、通信、休闲等服务性的支出已经占消费支出的60％以上；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也下降到43.7％。当前我国人均收入进入了3000美元左右的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在这一阶段消费将升级，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一般都出现快速增长。
整体来看，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在从温饱型向发展型过渡，用于教育、医疗、通信和休闲，特别是住、行方面的消费支出将会出现较快的增长。因此，有必要加快扩展消费领域，在消费结构升级中不断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
1，稳定并扩大中高收入群体的发展型消费。从当前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及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行为来看，中高收入群体既有消费能力，也有可供挖掘的消费潜力，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应支持并促进中高收入群体的发展型消费，形成满足不同层次需要的消费体系。建议调整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取消部分高档商品的消费税，并下调部分国产奢侈品的消费税，与此同时，提高进口奢侈品的消费税，鼓励并引导中高收入群体增加对国产名牌、高档产品的消费需求。
2，规范消费信贷，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住房消费仍将是未来消费的热点，要在加快个人诚信体系建设、严密控制风险的基础上，规范发展消费信贷，加大消费信贷对普通家庭的支持力度，激发城乡中低收入阶层的购买能力。
3，要积极培育汽车消费市场，继续实施中小排量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鼓励中小排量的中低档国产汽车消费，完善汽车的销售、保养、维护、加油等服务网络，积极推动汽车消费升温。
4，开发适应消费者生活方式的新产品，促进旅游、文化、休闲、健身等服务性消费和个性化消费的发展，提高服务性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的比例。
5，大力发展社区便民消费，包括社区租赁、物业、家政服务等。
(九)开拓思路，实施积极的创新性消费政策，促进消费需求增长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7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2％，考虑物价回落等因素，当月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速超过17％。在一系列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政策的刺激下，我国实际消费增速稳步上升，其中，汽车、奢侈品、与房地产相关的家具、装修装饰类商品的消费增速较高。这不但得益于房地产市场回暖带动了城镇家庭相关消费用品需求的上升。而且国家对“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汽车和家电以旧换新”等采取的财政补贴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多项消费利好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内需启动的空间似乎已经打开。但是，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47％的城镇居民在安排支出时选择“更多地储蓄”，此比例比2009年第一季度提高了9.5个百分点，升至历史最高；仅有15.1％的城镇居民选择“更多地消费”，比第一季度下降了14.6个百分点，降至历史新低。可见，我国居民的消费意愿仍在下滑，对未来消费需求的增长形成了较大的压力。因此，我国必须实施积极的创新性消费政策，切实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扩展内需启动的空间。
1，“信心比黄金重要”，当前应进一步释放经济转暖的信号，加强舆论引导，增强居民对未来经济增长和收入上升的信心，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提升消费意愿。
2，继续实施“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汽车和家电以旧换新”等财政补贴政策，及时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并不断解决各种新问题，以达到让消费者真正得到实惠、有效扩大消费需求的目的。
3，提升假日消费，利用节假日大力开展购物节、旅游节、文化节、嘉年华等活动；扩大家庭用品消费。开展家具、家电、家纺及家饰产品促销。
4，对中低收入居民发放消费券，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
5，加大流通网络建设和宏观调控的力度，进一步下调流通企业的电价，逐步实现商业用电与工业用电同价。
6，积极发展消费金融，推进消费金融公司试点工作，扩大消费信贷范围，调降信用卡费率，提高消费信贷比例。
(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提高消费意愿
我国消费率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到位，导致城乡居民的消费预期不稳定、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另外，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价格上涨速度超过了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城乡居民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被迫用于预防性储蓄，相应地减少了即期消费。因此，加快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已成为当前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
1，不断完善社会保险制度，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要进一步扩大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待遇与分配水平，定期提高养老金和低保补助标准，充分保障中小企业的职工、农民工、失地农民和农村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资金的征缴，并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完善针对低收入群体的帮助机制。
2 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加快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投入，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给予切实扶持，健全城乡的社会救助制度。
3，适当降低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扩大政府消费，增加公共支出，增强消费者信心，提高国内消费率。
4，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增加资金投入，推进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和棚户区的改造工作，真正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
5，进一步推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大幅增加财政对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投人，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立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切实解决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有效落实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
6，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切实保障教育投入占GDP比重的逐年提高。逐步将九年义务教育延长至十二年，努力提高办学质量，创造条件实现城乡教育均等化。
据《迟福林：新阶段人的全面发展与改革目标选择》中的测算，2005年我国城乡居民用于教育、医疗的额外支出对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达到5810.7亿元。初步估计，如果政府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到位，消费率大约可以提高4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