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牛归来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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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对于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研究，一般是着重于从艺术的本体，如风格、造型手法、美学意义诸方面的阐释。国防大学教授黄宏少将，长期以来对中国传统艺术中具有雕塑形态的艺术品，进行了文化及社会因素等方面的探索，本期所刊的是黄宏先生诸多文论中之“犀牛归来”，这是一篇具有文化学意义的文章。

当你在屏心静气地细审中国古代艺术珍藏的时候，你会惊奇地发现，有那样多与犀牛有关的文物瑰宝。汉之前青铜器的代表性作品中，就有铸有27字铭文的商代小臣艅犀尊、造型极为准确的战国错金银云纹铜犀尊、精美华丽的四川昭化宝轮院出土的汉金银错犀形铜带钩，汉唐以降，还有唐代的丛篁双犀铜镜、三彩犀牛枕，更不用说那许多精美绝伦的明代犀角杯了。你一定会感叹，犀牛原来曾是一个与中华民族有过那样亲密关系的物种，穿越时空隧道，通过这些文物会唤起我们什么样的文明记忆，启发什么样的历史、生态反思呢?

“荆有云梦，犀兕麇鹿满之”

三千年前的中国，气候温暖、潮湿，植物繁茂，当时的华南地区，气候湿热，适于犀牛生存。在珠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遗址，曾发掘出犀骨，经研究发现，应为食后抛弃的，可见犀牛当时曾为人类驯养。《尔雅正义》引《交州记》称：“犀出九德”，这个“九德”即当今的越南。长江流域，更是犀牛活动的天堂，《墨子·公输篇》描述：“荆有云梦，犀兕麇鹿满之”。古之云梦泽，包括了整个洞庭湖区域，据称方圆上千里，我想恐怕不亚于今天的东非大草原野生动物保护区，犀牛应是成群结队的出现。先秦文献，强调我国南方和西南是犀的主要产地，《山海经·中山经》记载：“岷山其兽多犀象。”就是当时华北大地，也是水草丰盛，森林茂密，应是犀牛的天堂。考古发掘证明，从华北到华南，都有犀牛的骨骼化石出现。

犀牛有几种，世界现存的有分布于印度、尼泊尔、不丹的独角犀，分布于马来西亚、缅甸、印度尼西亚的小独角犀，分布于非洲南部的白犀，以及分布于印尼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等地的双角犀。从我国出土遗物看，汉唐以前文物所反映的犀牛形象最多的当是苏门答腊双角犀。现存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小臣艅犀尊，据说是道光年出土于山东寿山梁山，这件流失于海外的国之瑰宝，造型生动、准确，头生两角，双耳耸立，稳健而不笨拙，概括而不粗疏，虽不及后来战国秦汉的青铜器错金银加镶嵌的华丽，却也显现出一种古朴的大气，尤为珍贵的是腹内底铸有4行27字的铭文，记载了商代晚期帝乙十五年征伐人方的一段历史，刚好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相印证，有重要的考古历史价值。如果还要追溯更早，那么在这件商代小臣艅犀尊之前，在故宫所藏殷代“刀父辛卤”“四祀邮其卤”都有双角的犀首作装饰。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错金银青铜犀尊应是中国古代青铜艺术中一件当之无愧的国宝重器。这件犀尊是1963年1月，陕西兴平县豆马村农民取土时发现的。当时此尊被放置在一个大陶瓮中，埋于一圆坑内。瓮中还有带钩、铜砝码、铜镜残片等物，而唯有这件铜尊异常精美，通高34.4cm，长57.8cm，重13.3kg。这也是一件苏门答腊双角犀，鼻上、额上长有角，犀尊造型写实，比例准确，蹄分三瓣，皮厚而褶裂，腿短而臀肥，鼻角长而额角短，昂首伫立。各部细节都交待十分清楚。可见这件青铜艺术杰作的雕塑者，对犀牛原形的观察细致入微，应是直接源自写生造型的艺术杰作。从技术工艺上说，通体饰以流畅的云气纹，花纹中嵌金银丝，华美富丽。这本应为皇室王族使用、陈设的酒器，“旧时王谢堂前燕”，不知为何原因“飞入寻常百姓家”。是躲避战乱，还是被盗窃而出，而被草草置于陶瓮中，埋藏之地虽属秦汉遗址，却决非宫阙皇陵之所，一段引起人们无限遐想的传奇故事，已经永远地湮没在历史的迷雾中。专家迄今还在争论，此尊究竟是秦汉之物，还是战国所铸。有埋藏地为汉遗址说，有瓮置物件为秦汉之物说，还有纹饰为战国图案说，如此种种，皆有其理。虽然国家博物馆设定为西汉，但我认为，在断代问题上，应以所具判定时代最早的标志性特征为主。所以我是支持战国说的。

除苏门答腊双角犀外，还有独角犀，留世雕塑中多为唐宋之后物，其中以唐高祖李渊献陵所置的大型石犀最为有名。石犀长3.5m，高2m多，重约10t，石犀原为一对，已残，其中之一已迁入陕西省博物馆，并已修复，此犀的底座上刻有“(高)祖怀(远)之德”之字，当为纪念外国献犀而作。李渊于贞观九年去世，登基之初，现今处于越南中部的林邑国曾“遣使贡驯犀”。这与曾在我国广泛存在过的双角苏门答腊犀显然不同，应为产自越南的爪哇独角犀。从这个“贡驯犀”可以看出，此时产于我国的苏门答腊双角犀可能已经非常稀少，甚至绝灭。人们视犀为神物，所谓的“灵龟神犀”，有种种附会之说，帝王对犀牛喜爱有加，视为神兽。1971年，韩国曾发掘原百济第25代武宁王陵墓，也曾出土高40cm石雕动物一具，头上插有一铁制的角，韩国考古学界没有为此石雕具名，但我看也是爪哇独角犀，武宁王所处的三国时代，高句丽、暹罗和百济鼎足而立，最后于660年，百济为暹罗和唐所灭。这个石雕犀与唐高祖献陵置犀，应为同一时代。这说明，汉以前的苏门答腊双角犀，到唐时已不在文物上出现。我收藏的唐丛篁双犀铜镜上的犀与宋犀牛望月镜上犀的造型与苏门答腊犀相去甚远，那种写实的双角犀形象，已不复见了。

我收藏了三只犀的雕塑，两只为苏门答腊双角犀，一只为三角玉犀，均应为汉唐之前物，因淘自冷摊市肆，非科学发掘，其具体年代已不可考，但显然为高古之物。两只双角陶犀，造型准确，形态生动。另一只头有三角，一只大角置于头顶，肩有左右对称之两小角，故为“三角犀”，古时又称文犀。1977年，河北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出土了不少青铜器，其中就有错金银的三角“文犀”器座。“三角犀”，《后汉书·章帝记》章怀太子注引刘欣期《交洲记》中曾有记载：“犀，其毛如豕，蹄有三甲，头如马，有三角，鼻上短，额上、头上角长。”中山王墓出土的嵌金铜犀牛头有三角，当为三角文犀。我收藏的这只玉犀，正是头上有长角，肩上有对称短角的三角文犀。妙在利用石头的纹理，犀角上现出环形的花纹，这正与蔡邕《月令章句》称犀兕“其角之异者为之文犀”和《吴语》韦诏注：“文犀，其角之有文理者”相应。可见，虽是流于市肆的一般之物，绝非国宝，但当时的工匠即使不是有写生作本，也是费心作了考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