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蒙 纪录片是生产知识的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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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多堂”的写字间里，生产了中国纪录片行业的绝大多数“大片”。据说，当年《大国崛起》的正版碟售出40万套，还不算数量惊人的盗版。但不为人所知的是，在这个写字间专事生产的、包括“三多堂”掌门人高晓蒙在内的编导，他们隐藏在办公桌厚厚的资料堆后，更像是一群“挖媒”的人。这句形容虽然是高晓蒙的自谦之说，但做为纪录片行业里声誉日隆的内容供应商，“三多堂”的发展历程，并不是一个财富故事……
高晓蒙小档案：
“三多堂”影视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从事纪录片的创作和运筹。迄今已带领团队与中央电视台等机构合作制作了数十部大型纪录节目，是国内纪录片界和机构合作最多、最成功的公司。
主要作品：
《唐之韵――唐诗》
《晋商》
《大国崛起》
《公司的力量》
做纪录片是有尊严的
“三多堂”出品的纪录片，以人文类长篇居多，这跟高晓蒙的个人审美不无关系，他的主创团队，也都是有家国情怀的人。他认为，这是纪录片导演最重要的素质。
“一个好的导演，要对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有关切，这是根本。现在，能潜心下来做对国家、社会有正向帮助的事的人很少，我也希望有这种志向的人能够加盟‘三多堂’。一个创作者没有情怀，他的东西一定宏大不起来。”
高晓蒙坦言，虽然市场的投资环境变好了，但从事纪录片工作的优秀人才还是欠缺，这是让他最担忧的地方。一来这个行业的创作人员报酬不高，二来很少有人能耐住性子把几年时间投入到一个项目里。而培养一个优秀的纪录片导演，最少需要五年时间。
“其实，我们对优秀的导演，也可以开出十万一集的价格，但因为他投入的时间精力会很长，这样分摊一下时间成本，报酬可能会降低。但可以说，纪录片未来绝对是吸引人才的片种，我们现在的主创收入都比央视高，我们要让行业里的优秀人才，觉得做纪录片是有尊严的。”
在“三多堂”的合作客户中，除了主力中央电视台外，还有地方电视台、各地宣传部、国家部委等。这也使“三多堂”在主攻人文历史之外，涉足政治经济、旅游文化领域。
获得金鹰奖长篇纪录片大奖的《晋商》，是“三多堂”创作史上的一座高峰。当时，接到山西省委宣传部委托时，身为山西人的高晓蒙感到特别自豪。开讨论会时，主创们提了一个思路，就是抓住晋商的思想内核――“诚信为本、以义制利”。
“我觉得这个点抓得非常准，既符合晋商的经营理念，也对当今商业社会的乱象起一个正本清源的作用。据说播出的时候，这部纪录片让很多山西人有了归属感和荣耀感。之后，全国各地掀起宣传地域文化的热潮，也掀起晋商题材影视剧的一个热潮。”
“直到现在我都有一个愿望，希望有一天重拍一版《晋商》。现在来看，当时的节奏有些太慢了，我们还能做得更好。我想让人们看到传统文化里那些高贵的东西，看看过去的人生活得多么从容，优雅，而不是今天这样，名牌加身行为粗鄙，处处呈现一种戾气。这个社会，如果每个人都能做一点正向帮助的事情，就会好很多。”
《大国崛起》的效应
做为生产知识的车间，“三多堂”的编导们对自己要求甚严。除了丰厚的学养，还有对纪录片持之以恒的热爱。这批人可以说是“三多堂”最大的财富。他们为“三多堂”获得了连续不断的片约，同时，做为最好的内容制造商，也得到了国内最大影响力的播放渠道。如《公司的力量》，在中央二套黄金时间播出。2006年的《大国崛起》、2003年的《晋商》等都是如此。
直到今天，《大国崛起》仍在持续销售，并被盗版商青眼有加，而它的海外影响力更是惊人。在某次电视论坛上，一位来自韩国的电视人说，《大国崛起》在韩国播出后反响非常热烈，前总统卢武铉在去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的11个小时飞行途中，观看了全部的12集《大国崛起》，此后和部长见面的时候，他提到了让所有的部长都看，一些大企业如三星CEO，建议他们都要观看还要递交观后感。在韩国的出版和音像市场上，《大国崛起》同样取得了成功。
巧合的是，在与韩国一衣带水的朝鲜，看过《大国崛起》后说，这将是我未来的治国理想。讲到这个段子，高晓蒙说，当时主创们听后都笑了，这的确是我们没想到的结果。
可以说，虽然“三多堂”在《大国崛起》的制作中担负了6集的任务，但它仍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我在看到样片时，还心存疑惑，几个大国五百年的历史，都是中国观众不熟悉的，他们会不会感兴趣？当时真的捏把汗。在我看来，造成这部片子反响强烈的原因，应该与中国崛起的背景相关联，他激起了人们的热情，讲到了人们心底都在关注的一些东西，比如西方的政治制度、民主科学，以及对文化的尊重。”
《大国崛起》制作历时三年。写脚本时翻复修改，大规模出国拍摄、采访困难重重，文化和语言的磨合，包括审批修改，都花费了巨大的时间。因为是与中央电视台合作的项目，“三多堂”当时参与其中的导演有五人。
最初接触这个项目时，高晓蒙说只接两集，是其中的英国部分。因他对英国特别有兴趣，一直想看看资本主义的母体是怎样的？但一上手，就不由把精力全放进去，从两集到四集，直至六集。
问他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他说，“一个国家五百年的历史，用一集四十五分钟来展示，要抓住一条历史脉络，既要展示重大的历史事件，还要有细节讲故事，最终展示的东西还要让中国观众有兴趣，这太难了，导演要有多重考虑。最大的难点是看你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和了解。过去我们的渠道太窄，之后看了很多国内外的书籍和研究成果，采访了很多国内外精研世界史的专家，可以说资料浩如烟海，让人绞尽脑汁。所以，纪录片导演最重要的是他的视野和选择的能力。”
但遗憾的是，央视是《大国崛起》的唯一投资方，拥有全部版权，“三多堂”对投资收益没有任何主动权，一点都享受不到《大国崛起》的市场成果。正是从此之后，高晓蒙意识到必须转变经营模式，要参与到纪录片投资、制作、发行的整个产业链中来。直到2009年，因央视立项的又一部纪录大片《公司的力量》投资巨大，三多堂才得到一个介入投资的机会，高晓蒙也开始像个商人一样忙碌应酬起来。
努力建立行业标准
2011年元旦，央视9频道正式开通纪录片频道；互联网方面，奇艺、搜狐高清视频网站也单独成立了纪录片频道。
据报道，纪录片的收视群是最被广告商喜欢的客户――男性精英阶层，而在视频网站，纪录片的广告份额能占到所有广告的十分之一。业内人士称，未来二到三年内，纪录片将会有爆炸式增长。这对整个中国纪录片事业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它让纪录片从边缘走向舞台中央。
前一段时间，北京电影学院做了国际纪录片论坛，展映了国外的众多优秀记录片，几乎场场暴满。回想起当天的场面，高晓蒙显得特别激动。“中国目前不是没有好的记录片，而是没有市场化的宣传途径。但我感觉这一步很快会跨出来，我对纪录片在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它是现在影视片种里仅剩的一块蛋糕，看到纪录片投资前景的人也越来越多，我坚信后面的路会越来越好走。”
而此前的路呢？
“三多堂”成立于1997年，十几年时间，制作了一大批口碑、收视过硬的电视纪录片，而公司在去年之前都不是很赚钱，仅够养家糊口。
很多年来，纪录片市场都是少数理想主义者耕耘的盐碱地，既难有外部投资，也没有成熟的发行渠道，能在电视台播出，或接受电视台定制，是制作公司生存的唯一出路。而“作坊”之间的竞争，却要遵循市场规律。对于当时的“三多堂”来说，出路，就是将片子的内容和影响力做到极致，才能期待某一天成功的垂青。
在“三多堂”工作十余年的编导们，几乎都是带有浓重理想主义色彩的人，他们很多都是从高晓蒙的第一部纪录片《方寸国土万千情》一路跟来，很有拓荒者的悲壮感。“三多堂”整个办公间，更像一个生产知识的车间，所过之处，资料如山。
很长一段时间，公司跑市场的人，只有高晓蒙。而毕业于北广编导系的他，也是一个有着浓重学院情节的人。他说，在去年之前，他每年陪客户吃饭的次数不会超过十次，对一个商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我曾经跟记者讲，我们的发展不是一个财富故事，只是在养家，这份钱赚得很辛苦。好在，从来没碰到过经营的危机。”
而今年，他突然忙得不可开交。一是忙于“三多堂”承制的央视大型纪录片《公司的力量》的卖片；二是，不少风险投资看好“三多堂”，他开始忙于资本运作的事情。一个专事纪录片生产的封闭作坊，终于正式步入市场大潮。高晓蒙说，“我现在手上能够调动的资金有四、五千万，只要看好项目，自然有人送钱上门，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影视领域所有的片种要打开一片天地，都是靠质量和影响力。一部纪录大片，单集的投资在120万到180万之间，比电视剧投入高，但显性的投资回报却少得多。纪录片投资人要的是什么呢？其实，很多投资方，他们要一个行业影响力，能回收投资固然好，回收不了也无所谓。纪录片的商业价值是伴随终身的，很多企业看重社会责任感，它因此获得的社会效益相当于巨额的广告投入。真正投资纪录片的人，都是谋大势的人。”
而电视台和视频网站对纪录片的购片热情，更是整个市场前景好转的风向标。原本在各电视台之间免费交流播放的纪录片，已能按集出售。问及卖片费？高晓蒙说，现在还是没法跟电视剧相比，但买片的电视台越来越多。从长远发展来说，我们不会为了短期获利贱卖。我一直认为，这个市场，如果你不坚持标准的话，就永远没有标准，电视台会永远把纪录片当大白菜卖。这么多年来，三多堂一直在坚持，像我们独立制作的《唐之韵》，不付出能被我们认可的播出费，绝不会在电视台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