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济:决策者要敢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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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过去的改革经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决策者要大刀阔斧、身体力行，敢于承担责任，冲破利益集团的阻挠，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持。
今年的“两会”刚刚结束，我在“两会”上的讨论，特别是经济界委员的讨论中（来自企业的经济界全国政协委员比例较高，既有来自国企、民企的委员，也包括金融、制造、运输、房地产等各个行业），会上我有两个方面的体会非常深刻。
一是有些事越来越看不明白了，越来越“纠结”。二是最近几年来，两会上对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今年尤甚，正酝酿着新一轮的发展的势头：用改革启动经济转型，迈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下一个十年，我们有条件开创又一个“新时期”。
回顾近年来，特别是去年的经济形势，有三件事让人看不明白，也可以说是三大矛盾。
一方面要刺激消费，另一方面消费品价格高过境外。中国是全球消费品第一大生产国和出口国，国内的消费却始终不景气。近两年还出现了消费品价格倒挂现象：同样的商品，境外的比国内的还便宜。据统计，2010年“银联卡”境外刷卡消费1800亿元，去年全国政协提案，希望能降低关税，刺激国内消费，没有实现，一直到去年年底象征性调低了一些。去年，银联卡境外刷卡消费达3000亿元，比2010年增长了40%，这还不包括VISA、万事达和中国人最喜欢用的现金。
另一方面流动性过剩，另一方面企业又融不到资。因为流动性过剩，中央银行去年不断提高准备金率，限制银行贷款，企业又很缺钱，只能去借“高利贷”。我听一些大企业主说“2分利就很不错了”。小企业的融资成本更高。大小企业都在抱怨融资压力大，银行却成了“暴利部门”，这也是去年的一大“奇观”。政府总说要转方式、调结构、发展新兴产业，资金流动不起来，方式怎么转变，结构怎么调整？
第三大矛盾，大家都说自己分到了“大块蛋糕”，合起来却和“整块蛋糕”的差别很大。去年，公共财政收入增长24.8％，全国24个省份最低工资平均增幅22％，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增长25.4％，农民工人均收入实际增长11.4％――好像谁涨得都比GDP快，这些钱从哪里来的？有人说是挣了外国人的钱，但去年的贸易顺差是下降的。这些数字从哪个方面看都是巨大的成绩，但是放在一起就成了一道难解的题，现实的情况是：一开会，官员、企业、学者都在发牢骚，都觉得日子不好过。
是什么“牢骚”呢？今年两会上，经济界政协委员反映的问题集中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税负过重、税制不合理。
产品流通的每个环节都要征税，造成了流通领域成本过高，产品价格上涨，这也是消费品国内外价格倒挂的一方面原因。流通成本高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只有一个多年前的数字可供参考：18%，现在有专家说是27%，反正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我个人估计要远远高于18%。
去年开始，上海试点税改，希望能减税，但是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对税改的要求也很“纠结”：减税不能减收入。上海方面则表示，如果因为税改试点减少了中央财政收入，他们会自己拿钱出来补贴。
税收问题影响面很广，不仅涉及消费品的价格、企业活力，还涉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比如养老金的问题。我经常看到政府部门说我们的社保覆盖到什么范围，说老实话，我觉得里面的水分很大。据我所知，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普遍没有保险，对于农民工这些流动性比较大的群体，正规企业即使给他们上了保险，它也不是“全国粮票”，所以当地政府很高兴：走了没关系，保险都留下了。
很多老年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去银行存款，在大厅里有穿银行制服的保险公司职员推销商业养老保险，好像必须要经过投资理财的“伪装”商业养老保险产品才能赢得客户信任，还因此经常被人说成是骗子。西方的社保制度包括强制性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商业保险由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政府在税收上给予“递延”政策：企业的保费支出在征税时予以免除，个人所得税在劳动者退休时获得保险金给付时再缴纳。
如果实现政府通过税收杠杆鼓励商业保险参与社会保障，对企业和劳动者都有好处，但要实行这个制度很难，政府方面认为，这种制度会造成有钱的企业和没钱的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现在很多情况是这样，只要有反对的人和理由，整个改革项目就会被搁置甚至否决。
其次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限制越来越多。
民企反映的情况是，贷款难、进入市场成本高，即使企业有钱，也没有投资渠道，除了房地产、矿产、出口加工等传统部门，其他行业大多需要经过准入审批，当然，现在审批制改革了，改成核准制或者备案制，但是结果都一样：必须有政府的相关文件，才能从银行获得贷款。金融机构也承认，比起民企来，更倾向于贷款给国企，这样相对“安全”。虽然没有哪个文件有这样的规定，但得到贷款的几率，民企显然是大大低于国企的。
国企则认为政府的管理呈现出改革回潮现象，权力有收回的态势，“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根本没有实行过，或者曾经实行过，现在已经不实行了。国企体制改革中曾经提出，企业可以只上报计划，不用上报每个具体项目，这些都是写在文件里的，但是没有实行，企业还是要到政府那里批项目。
“纠结”这个词现在很时髦，我看总理也很“纠结”。现在的经济形势复杂，社会问题很多，政府承诺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在某些领域，甚至可以说是“渐行渐远”，各个阶层的怨气越来越重，做事的人也很苦恼：想做好事结果做了“坏事”，或者做了好事大家也不理解。
要打破这种状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深化改革。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改革方面相关措辞的比重，是近年来最高的。去年政府的工作报告中只有一个自然段讲改革，今年是两页半篇幅，七个自然段。除了点题之外，还就财政金融、所有制、价格、收入分配、事业单位、政府等方面提出了具体任务。关于改革的内容，比以往的报告都更丰富、更具体。
关于改革，不能只有愿望、目标和政府的号召，还要有实际行动、明确的共识和广泛参与。回顾以往的改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国有企业改制、加入世贸，哪一样不是困难重重？结果还是过了这些坎。在改革关键时期，没有不触动利益集团的，也不可能所有人都轻易赞成。关键要看决策层，有没有这个决心，信念坚定不坚定。
总结过去的改革经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决策者要大刀阔斧、身体力行，敢于承担责任，冲破利益集团的阻挠，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持。
去年中央公共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国家实力和政府掌握的资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这是推进改革的利好，问题是该怎么花。如果没有制度上的改革和优化，缺乏社会的广泛共识和积极参与，只靠政府去“补窟窿、撒银子”，哪里闹事就给一点钱“维稳”，对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于事无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