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与“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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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是半个词。当人们提起“南方”的时候，总意味着一个隐含的“北方”。“北方”较少被说出，是因为在“南方—北方”的二元对立中，“北方”居于主导地位，而使人焦虑、呈现在话语中的总是相对次属的一方，就像人们常说的“支援西部”和“女性主义”。“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鲁迅《南人与北人》）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中心在北方，偶有南迁，也不免落得个“江南最是伤心地”。“南方”在政治上的附属性因之无可更改。汉语中的“南方”成为确证华夏民族主体性的“他者”，一个接纳异质性的容器，一片“在野”的土地，正如后殖民视野中“东方”之于“西方”的意义。

在世界范围内，肇始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在英国、法国、美国等欧美国家都首先在北方城市展开，而南方相对停留在过去的状态。工业革命带来的后果之一是美国爆发南北战争，最终北方打败了南方；另一个后果是，时至今日发达国家多处于北半球，发展中国家多处于南半球，形成“南北对立”。这些都为南方相对于北方的次属性提供了现实支撑。上述政治经济层面的现实加上南方固有的地理特征，转化为文化层面的叙述，使得“南方”成为一个相对于“北方”的阴性概念。它在流传过程中偏离了最初的所指，成为一个“超级能指”，不断生产、繁衍、强化关于自身的叙述：南方是偏向传统、怀旧、阴柔、可供休憩的地方，代表着奇异、瑰丽、想象力丰富、落后保守之地。以福克纳为代表的美国“南方文学”有力阐发了上述意蕴。在此意义上，“南方”不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成为某种风格、情调、社会氛围的代名词，成为想象力的产物，诚如威尼斯双年展主席奥利瓦先生谈到英语世界中的“南方”时所言：“在每一个国家，南方并不是一个地理位置，一般来说更不是工业发展的条件。它却象征着艺术创作的地方。在那儿，个体的人通过想象力的表现，在一个封闭的和工匠式的方式中来反抗主流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说，南方代表了典型的艺术空间，一个反抗外部环境的个人的想象空间。”

尽管有可能现实中的南方已经丧失了“南方”这个概念的最初含义（如中国南方已成为新经济的火车头，英格兰南方的发达程度已远超北方），但在话语层面，“南方”仍然在既定的方向上增值。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南方》中主人公达尔曼在南方有一座庄园，他病后想回到南方休养，在途中，“达尔曼几乎怀疑自己不仅是向南方，而且是向过去的时间行进。”来自北方的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在小说《最后一个南方女郎》里写到：“诗歌，我以为，就是一个北方人关于南方的梦。”中国可以归纳到这种“南方想象”之下的文学传统上可追溯至《庄子》、楚辞，中迄韩愈、柳宗元的南方诗文，下至沈从文的“湘西”和韩少功的“鸡头寨”。在大的区域内部也在不断产生裂变，重新分裂出“南北对立”，而位居“南”的一方仍然承担着上述所指，林海音《城南旧事》的怀旧情绪与城之南的地理方位结合得亲密无间，而电影《海角一号》中的“南台湾”被刻画为相对于台北的退守的家园。

汉语中关于“南方”的叙述关涉到异常宏大、旷日持久的南北人口对流。西晋张翰藉“莼鲈之思”而回归故乡吴中，这是“南人北上”后回望故乡的典型；北人白居易多次流寓南方，他描绘南方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带有和南方初次相逢的新鲜。无论是南人北上，还是北人南迁，“南方”都成为一个有距离感的审美对象，而南方之所以被作为观察的对象，其大背景正是自始至终的北方中心视角。近代中国出现大规模的“南人北上”潮流，在著作中重提南北差异的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林语堂等人都是南人北上的典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主要来自南方，而一部现代文学史差不多是“江浙文学史”。来自南方的作家在一种“怀乡病”中极大丰富了关于南方的叙述，如俞平伯与朱自清的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郁达夫《江南的冬景》等。

在“南方”概念内部，还存在着“南方”与“江南”的分裂。历史上“南方”与“江南”有过重叠的时期（杜甫的“正是江南好风景”说的是长沙一带，韦庄的“人人尽说江南好”说的是四川），但在当代，“江南”的区域被大大缩小，专指江浙一带。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当代的“江南”更多是在消费符号的意义上发挥作用，对“江南”的宣扬直接推动了江浙古镇旅游、苏杭旅游、婺源乡村旅游的兴盛。“江南”获取温柔富贵之乡名声的另一面是，它是奔逃、在野、避乱、隐居之地，它和东晋永嘉南渡，唐末南徙，宋人南渡，南明痛史，清兵南下之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乃至抗日战争之“南迁”、“南京大屠杀”等汉人的血泪史联系在一起。“江南”自有庾信的《哀江南赋》和吴梅村的“世间何物是江南”所提示的沉痛的一面。

流人对江南的思念与追忆，本质上寄托的是家国之恨，是乡愁，是对漂泊离散的命运的反驳。一个不太为人提起的线索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于港台的以金庸、古龙、梁羽生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复兴了中国传统中源远流长的关于江南的想象。金庸的武侠小说处女作《书剑恩仇录》可以看做是一部江南秘史，它的主体构架建筑在一个江南传说的基础上。古龙轻灵跳脱的文风，笔下风流倜傥的佳公子楚留香、陆小凤、李寻欢等使人嗅到江南的俊逸。梁羽生《云海玉弓缘》开首便是一个自回到江南的名叫江南的孩子。这些新派武侠小说中的“江南”，更确切地说是“乡愁”，是家国之思。这些小说的作者也是流人，不过却是流向了“南方之南”。他们对江南的追忆和郑愁予的名诗《错误》、余光中的《乡愁》、周杰伦的《青花瓷》一样，是对绵长的中国文化寻祖归根式的缅怀。

鲁迅说：“我不爱江南，秀气是秀气，但小气。”（鲁迅《致萧军》）鲁迅祖籍河南汝南。南人王国维在北方追随他所推崇的楚人屈子，用跳水的方式殉了他的“国”，他的祖籍是河南开封。他们都是流民的后代。这些人性格中的怪癖、血液中的基因、骨子里的硬气投射了几千年人口迁徙、文明争斗的倒影。在中国的土地上，布满了流民的后代，谁又能干干脆脆地说出自己是南方人或北方人呢？在此意义上，关于“南方”、“江南”的表述不是地理性的，而是历史性的，从中我们触摸到时间的层层叠叠，就像面对一块断层繁复、色彩斑斓的岩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