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促进产业转型与金融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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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pe当前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这要从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特定阶段、金融体系所呈现出来的趋势、以及PE所具有的金融特性来把握。
所谓PE，从当前广泛的涵义上，实际上是指企业在上市前不同发展阶段的权益投资,包括种子期、初创期、发展期、扩展期、成熟期和上市前等所进行的投资，以及企业在重组期间所进行的权益性投资，较之狭义意义上的PE已经有很大的扩展。
从金融业的发展趋势看，现资银行的崛起，呈现出较之传统的商业银行更为灵活的市场化特征；但是，经过次按危机的冲击之后，传统的投资银行商业模式正在经历空前的挑战，有研究者甚至认为经过此轮次按危机之后传统的投资银行商业模式会逐步消失式微，即将代之而领市场的，将是融合了传统商业银行融资功能、传统投资银行的市场研究和交易等功能的各种类型的基金，也就是我们在最为广泛的意义上谈及的PE。
在面临资源价格上扬、劳动力和环保成本上升、外需下滑等压力下，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压力正在逐步显现，特别是在对出口依赖程度较高的部分地区，这种压力表现得更为显著。在探讨这些压力的化解时，同样需要关注金融业的转型。没有一个多元化的、灵活的金融体系来满足产业转型中的金融服务的需求，促进技术的进步，那么，产业转型可能需要付出更为艰苦的努力，付出更大的代价。
在一个微观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其所需要的金融服务是有巨大的差异的，贷款这种融资形式，所要求的是相对稳定的、可以评估的现金流和偿还能力、相对较低的风险，主要适用于企业发展进入到相对成熟、平稳的阶段。但是在企业的创业、成长以及调整、乃至退出的阶段，贷款这种融资形式显然是不合适的。从产业结构角度看，所谓产业转型，必然需要大量的新的企业的创立、新的技术的应用、大量资源的重组、大量企业的退出等等，在一个贷款融资占据主导地位的金融环境下，产业转型所需要的金融服务必然难以得到满足。例如，在经济转型时期，大量企业有并购整合的需求，需要推动并购重组基金、杠杆收购、垃圾债券等发展，其中许多就是PE的功能。
当前的信贷紧缩，使得局部地区的企业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这既表明直接的信贷控制可能会放大经济的波动外，也显示中国现在的企业融资基本还是过分依赖银行信贷，信贷的紧缩对于企业运作的冲击相当显著，实际上从总体上看，在局部地区微观企业感受到强大的紧缩压力时，宏观经济依然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也同样速度不低，关键还是企业缺乏信贷之外的其他的融资渠道来平衡信贷大幅波动带来的财务冲击。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债券市场现在依然分割，发展依然严重滞后；PE市场刚刚起步。现在资本市场高度关注和担忧“大小非减持”带来的冲击，大小非为什么可能有强烈的意愿减持？除了估值的因素外，实体经济的资金紧张和融资渠道的欠缺所形成的资金挤压，也是十分关键的原因；如果有更多样的融资渠道的选择，有可能大小非减持的意愿会相应降低。
转型时期所伴随的信贷紧缩政策，在当前的金融环境下，必然是中小企业经受的紧缩压力更大。这一方面是中小企业本身的竞争能力所致，同时也是银行贷款的调整所致。总体上的信贷紧缩，促使商业银行在有限的信贷安排上向大型企业集中，压缩中小企业的融资；向期限较长的贷款集中，压缩期限较短的、中小企业十分依赖的票据融资等。这反映了现行银行体系主要还是为大型的企业服务，更多依赖的是抵押担保等作为风险管理的工具。
从特定的角度看，所以经济转型，就是从原来较多依赖资源的投入带动的增长，转向更多依赖技术的进步。不过，技术进步和创新往往是难以事前规划和设计的，一个突破性的技术进步和创新，需要广大的企业进行充分的试错和探索，具有较大的风险，这就要求有恰当的金融服务形式来分散这种技术进步中可能产生的风险，同时也应当有足够的激励来奖励符合市场需求的创新和技术进步，这显然是难以依靠银行信贷来推动的，也是难以完全依靠财政资金来规划的，需要一个运行有效的、能够对技术进步形成有效的风险分散和激励的资本市场，这既包括PE等，也包括创业板等市场，还包括灵活运用现有的资本市场的机制来实现这种金融的功能，还包括通过税收负担的降低和税务工具的激励来促进企业有积极性加大对技术进步和研究的投入。
从经济转型的产业角度衡量，转型同样也可以理解为降低对低附加值、高污染的出口的依赖，转向扩张内需、扩大本土的消费和服务业。这种转型的难度之所以较之想象的大，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30年中逐步在沿海地区发展企业的这种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通过低资源价格、对出口部门更有利的汇率水平和汇率制度以及鼓励出口的种种政策措施，得以在全国的许多地区“固化”，要重新打破这种有利于出口的、已经部分“固化”的经济运行方式，把资源调整到内需部门，同样需要金融部门的积极转型。现行的金融服务，在对于传统制造业等方面的金融服务已经较为熟悉，但是长期以来对于服务业的支持十分滞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银行甚至不允许核销服务业的不良资产。在新的经济转型的阶段，要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就需要吸引更多的金融资源，通过适当的方式，从原来的低附加值出口部门，逐步转移到内需部门和服务业。显然，包括PE在内的金融形式更有市场化的运作能力。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现在外资并购（非人民币股权投资基金）目前呈现出向中国加速流动的趋势。其并购重组的对象中，境内企业占比较大。包括国内四大资本管理公司，在处理不良资产时，往往是由很多外资的投行、PE主导。正是因为本土PE没有发展起来，国内企业并购重组中的很多利益都被外资赚走了，本土充足的储蓄得不到有效的运用。外资通过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主导优势地位把触角伸向中国，加上中国国内本土的资本市场力量发展经验不足，造成了外国PE一度主导了此类市场。PE市场当然应当充分竞争，不应当有特别的偏向，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储蓄充足的国家，要达到宏观层面的国际收支平衡，以运用本土储蓄为主的本土PE应当占据主导地位。
在PE的发展过程中，北京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地位。北京作为全国经济金融信息最为关键的形成、传播和处理的平台，天然具备为全国经济金融发展服务的职能，这使得打造北京PE市场的主导地位，既是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促进全国金融、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可以说是国家利益的需要。而在金融领域，强调国家利益，应当成为当前金融改革的重点所在。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