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多苓:我是这个时代硕果仅存的人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何多苓:我是这个时代硕果仅存的人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以审美的眼光体验知青生活，以诗意的画笔承载这一代人的俄罗斯情结，何多苓认为自己很幸运，以旁观者的身份穿越中国人的苦难岁月。
在即将过去的2006年中，何多苓间或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带着他的作品――1月，北京、上海，《2005年何多苓新作展》；5月，北京，《何多苓油画展》；7月，南京，《何多苓个展》……展示了时间跨度将近30年他的创作成果。在作品中，我们发现何多苓呈现着一种特别的恒定感，不被时代潮流所改变的恒定感。
“我是这个时代硕果仅存的一个人了。”曾经，何多苓如此评价自己，“使我满意的是，从一开始我就是只身一人，潜心作画，未成为任何潮流的主将或附庸――在喧哗的潮流中是多么寂寞。”
面对面
《新周刊》：1980年代《春风已苏醒》曾引起巨大的轰动，这幅画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何多苓：《春风已苏醒》是我研究生的毕业创作，当时刚接触到美国现实主义画家安德鲁・怀斯的画作，他在美国也是一个很边缘的画家，我一看到他的画就一见如故，马上模仿他的画法来画彝族。《春风已苏醒》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它奠定了我最初的绘画风格，我秉承这种风格进行创作大概有10年时间，其间的作品都是以乡土生活为题材的现实主义作品，这种风格对中国新美术的发展也带来很大的影响。这幅画直到现在还被认为是我的代表作之一。
《新周刊》：听说《春风已苏醒》在发表过程中有一些周折，你当时是什么感受?
何多苓：当时在学校，首先是作品导师不通过，认为油画没有这种画法，甚至他没有给作品打分。然后画送到“四川省美术作品展”也被枪毙，说题材比较晦涩，有些颓废。一直到后来，栗宪庭发现这幅画，介绍给《美术》杂志，《美术》杂志把它作为封面发表才使得这幅画得到认可。
1980年代，何多苓凭借油画《春风已苏醒》震动了整个中国油画界，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现实主义风格。他在时代的风口浪尖，被冠以“伤痕艺术”的代表，而他决然拒受这一称呼。如今，何多苓的画作不仅再次得到了艺术界的认可，更是受到诸多油画收藏者的高价热捧。在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热潮中，何多苓依然和这涌动的潮流保持着距离。
何多苓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不是因为他多么先锋新锐，恰恰是因为他的古典和传统。
如今，何多苓一个人生活在“闲散”的成都，时常去另一座闲散的城市――南京，和朋友聊天、吃饭，有时画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用自己的笔来画诗。
这个曲折的过程给我造成的后果就是导致我毕业后半年多也没找到工作。后来我被分配去一所学校教书，因为人事方面的原因，我在中学教书和回美术学院画画之间周折了很多来回。因为那所中学把分配去的我的档案给退回来了，说研究生教中学没有先例，然后美院又不接受，最后几经周折我才回到成都画院。
当时我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完全无所谓，就是想画画，到哪里都行，只要可以画画进行创作就行。
《新周刊》：当年名噪一时的“四川画派”以压倒性的优势占据了画坛，你觉得“四川画派”的特点是什么?
何多苓：我们当时进入四川美院学习的时候，年龄差别很大，有老有少，我是年龄最大的四个人之一。而且我们这班学生生活经历复杂，有当过知青的有当过工人的，罗中立就是工人。当时大家绘画都有一定的自学基础。我们当初画画都是出于兴趣，根本就不知道油画是可以作为商品，可以卖的。
后来成长起来的四川画家基本上都是四川美院培养出来。每一届都会出些人物，这届和下一届都有很深的联系，基本上都是朋友熟人。与北京的画家圈不同，我们和大时代多少都保持一重距离。四川这边的画家都沉浸于自我创作当中，和时代有一定距离。一直到1985年“新美术运动”之后，四川画派逐渐走入了一种边缘化的状态。虽然当时四川出的画家最多，但部不是追逐潮流的创作，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的东西。
《新周刊》：你对当时同属于“四川画派”的几个画家的评价?
何多苓：我和罗中立、张晓刚他们相比，个人的创作道路一开始就有不同。罗中立钟情于农民题材的创作，他高中在四川美院附中就读，当时就很喜欢到农村去画速写。现在他还在画农民的生活，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画家，很重视细节。
张晓刚曾经在云南插队，他受云南地理、人文的影响比较深。所以一开始作品中神秘主义、象征土义的东西比较多，他也画现实主义作品，就像《红土地》那种画。但加入了少数民族的宗教意识、神秘主义的元素在画里面。他的画从80年代后就走了那种符号化的中国人形象的道路，之后就变化很大。
《新周刊》：能描述下你的知青生活吗?这段生活对你的影响大吗?
何多苓：知青生活对我人生观的形成，包括艺术道路的走向都有直接影响。我正当知青之前一直在上学，高二的时候我的生活突然被打断，一下子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当时，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往哪里，醒来摸到的都是农村的泥土墙。当时插队在凉山州，那里和成都完全不同，是那种天高云淡、很辽阔、风很大的环境，有点像云南那边的高原气候，我非常喜欢。
当时是1969年，我21岁。我是一个审美的人，这点决定了我和其他知青对同样的生活就有了完全不同的体验。我从审美的角度宋体验知青岁月，而不是从生活的角度来进行体验。这个理论很奇怪，以前没有人这么教育我，这是一种自发的状态。我再回头和以前的老知青聊天的时候，彼此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对很多知青来说，那段岁月是不堪回首的，是完全艰苦的岁月，是蹉跎岁月。本来应该去上大学的，一下被打断。10年的时光就葬送了，青春被埋葬在那种地方，而我觉得是种快乐。
当时，我要是进了兵团，就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了，那是在一种完全被监管的状态下劳动。而在农村的我们太自由了，我可能这辈子都没有那么自由吧。
凉山州和四川其他地方不一样，那里地广人稀，农活非常繁重。很奇怪的是，我对农活非常感兴趣，以前从来没干多，但就是很喜欢。刚开始就是新鲜，但我一直把这种新鲜感维持下来了。现在想起来那种一天三顿连菜都没有，一年也吃不到一顿肉的生活，我可能一天都过不了。
《新周刊》：知青生活留给你最深刻的印记是什么?为什么对你很重要?
何多苓：那种自然环境非常符合我对自然和人生的一种想象，就是荒凉很奇怪，我喜欢这种东西。当时也没有看到怀斯的画，但就是喜欢这种自然。当时也画画，但更喜欢音乐，以后想做一个作曲的人。
知青生活对个人生活习惯、人生观的影响很大。我在身处大自然时，始终是一种很欣喜的状态。空气很新鲜、很大风，晚上躺在草地上，看星空。星星太多了，就感觉自己处于宇宙当中，因为四千里都是黑的。
知青生活对我很重要。因为第一那是对自然的关注。当时身处大自然之中，跟自然产生联系之后的那种全新体验，你吃的东西，都是自
己种的，你自己看着它从土地里长出来的。那种体验是前所未有的。第二是我完成了一个原始阅读阶段，所有的文学名著啊、哲学啊都读过来了。有一点时间就看书，生活再苦也压不倒。20多岁的时候，精力太旺盛了，有什么苦都能吃。阅读量很大，而且记得住，那段时间的阅读对我后来的创作影响很大。
《新周刊》：你是用哪幅作品来了结知青情结的?
何多苓：1984年，我画了一幅《青春》，我用这幅画来表现知青的生活。也算是用这幅画作为我对知青生活的一个了断。之后再也没有创作过和知青有关的作品。
《新周刊》：你们那一代人受俄罗斯文化影响很大，能谈谈俄罗斯文化对你的影响吗?
何多苓：当时学画的都看俄罗斯油画的印刷品接受最初的绘画启蒙。当时西方很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不学主流，要学支流。但我认为这好像也是一种歪打正着的感觉。俄罗斯和小国还是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同样广阔的土地，同样地遭受了长年的战乱，那种气质不是悠闲、闲散的，而是压抑的、忧郁的。
我以前也谈到印象派在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和发展。中国可能无法孕育那种享乐主义的东西，只能产生现实主义。这和俄罗斯文化在某些方面是一种契合，无论俄罗斯油画还是文学作品都给我一种很熟悉、很自然的感觉，当时看了很多俄罗斯的画、俄罗斯的朽。我画画早期受俄罗斯的影响很大，美院也还是那种俄罗斯教育体系。包括当时的那种环境和氛围，我后来对这种俄罗斯的情结通过《带阁楼的房子》进行了一个了断。包括对俄罗斯的历史、俄罗斯的画法、俄罗斯的技巧。就来了一种了断，从那以后就再也不碰这个了。
我很喜欢用画来对以往的一些情结进行了断，用《青春》对知青生活进行一个了断，用《带阁楼的房子》对俄罗斯情结进行一个了断。
《新周刊》：能描述《带阁楼的房子》的创作过程吗?
何多苓：我很喜欢契诃大的小说《带阁楼的房子》，那书百读不厌，简直都可以背下来了。我随意地就把这书中的一些场景画成了画，我虽然从来不写诗，但就是很喜欢诗意的感觉，我感觉自己就像在画诗。
当1986年的时候，我觉得时机比较成熟了，技巧啊、年龄什么的，我就开始想用画表达我心目中的对这种本书的想象。
我把契诃夫这本书中的一些话摘录下来，以典型的俄罗斯风格进行创作。男主人公就以契诃大小说中他的好朋友列维坦本人为原型。女孩米修斯，我就找了谢洛夫画作中的女性体为参考。因为我觉得谢洛夫画女性体是最好的，表现出了俄罗斯妇女那种压抑、忧郁的感觉，这是别的俄罗斯画家画不出来的。整个画画的背景就用了原书的场景来做“衬底”。这画也没人约稿，就是画给我自己的，我觉得这就是我用来养老的作品了，老了就自己把玩，绝对不会出让。
《新周刊》：为什么在所有俄罗斯作家中最喜欢契诃夫?
何多苓：当时最喜欢契诃夫，这很奇怪，对我之后的画画影响也很大。他的小说里就有很多现实主义和未来主义的因素在里面。他和托尔斯泰的小说很不一样。托尔斯泰的东西我也全都看了，但我不喜欢，我就不喜欢那种太写实、太嗦的书。其他的像雨果、巴尔扎克的小说也全看了，也不是很喜欢。我反而就喜欢契诃夫那种很抒情，完全着重个人体验的写法。他书中的描述从今天的角度看是相当现代的，而且很有幽默感，我喜欢这种调子。这也就说明我一直以来对情节性、史诗般的著作天生没有什么兴趣，我还是喜欢唯美、很浪漫、也很有诗意的艺术体验。这就对我以后的创作埋下了一个伏笔，可能从知青开始，那种独特的生活体验造就了我这种浪漫主义的倾向。
《新周刊》：你觉得1980年代是―个理想主义的时代吗?
何多苓：当时中国还没有进入商品经济时代，中国人对思想、对外宋的文化的接受与包容是前所未有的。大家都谈萨特，谈梵高，大家对这个感觉都很新鲜。那个时代充满了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正处于变革当中，而且大家都渴望变革。
当时各种各样的思潮都进来了，对大家的冲击都很大。已有的几十年的“左”的思维被打破，包括性开放啊这样的观念，冲击非常大。无论是政治还是意识，一旦国门开了条缝，只可能越开越大，新的东西一进来以后肯定会压倒旧有陈腐的东西。不管是不是矫枉过正，不管是精华还是糟粕，全都进来了。那时候，虽然生活也是很困难的，但大家就是处于一种接受新事物的时代。
《新周刊》：你一直说自己是一个具有道德感的人，今天你还会这么要求自己和他人吗?
何多苓：我今天不以道德来衡量评价一个人，我自己原来有一种英雄主义情结。原来我个人对自己很苛求，对别人也很苛求。现在对自己和他人都很宽容。这是80年代所特有的，尤其是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有了。比方说，当时觉得虚伪、贪婪、傲慢、狂妄，都是不可原谅的。现在看来都可以原谅，连虚伪都可以被原谅，那都是人与人的关系中所必要的，不可能完全被消除。也可能是年纪大了，或者说当代生活就应该是这样繁荣的。
那时候人的思想还处于幻想居多，因为当时生活本身可供思考的太少，都是来源于书本经验、幻想什么的。都有一个标准，是那种黑白分明的标准，现在灰色地带感觉比较多。我现在觉得道德还是应该有的，都是一些非常小的事情，但不会再苛求别人。比如我，我尽可能地不去迎合市场，保证自己的创作不受市场所左右。
《新周刊》：当年做过最有成就感的事是什么?
何多苓：我这人比较懒，就喜欢和朋友一起聊天。我做得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驾车绕美国一圈，和翟永明还有另外一个女孩，从东到西，从西到南。最南到圣地亚哥、德克萨斯那边，然后飞到阿拉斯加。
在路上，我们去了印第安的保留地。那里，正宗的美国人都很少去，当我们去的时候，人家都觉得不可能。一个东方人来这里做什么，当时中国人都在餐馆给别人打工呢，他们以为我们是日本人。
而我们呢，在阿拉斯加自己开着租来的车―直往北开，最后开到北冰洋边上，觉得那就是非常疯狂的事，在地理探索方面走到了最极致。
《新周刊》：你一直保持和潮流的距离，会有失落感吗?
何多苓：对潮流漠视的时候没有任何失落，甚至都没有感觉到。因为我经历了很多人生的起落。再者，这是个性使然的事情。我很被动，很消极，没那么大野心，我对生活没什么特别的要求，所以我很喜欢成都，觉得这个地方很闲散，我很喜欢，在这里随遇而安。
我不愿意去潮流中心的北京，我知道北京机会很多，生活很有意思，很多展览。但我说了，我是个不合群的人，所以我保持一个小的圈子，隔三差五和朋友聚会就很好，很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