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柏拉图正义论中的“身”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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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正义论是柏拉图哲学的主题，也是历来受学者们批判较激烈的部分。柏拉图对正义问题的探讨集中于对城邦正义与灵魂正义的一致性的论证，但这种论证工作困难重重。究其原因，柏拉图没有彻底解决“身体”与“灵魂”的关系，没有给予“身体”始终如一的角色定位，而是将“身体”看做一种“患”，因而他的正义理论隐含着自始至终的脆弱性。
关键词：柏拉图；身体；灵魂正义；城邦正义；患
中图分类号：B502.2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0-0041-02
柏拉图的正义理论分为灵魂的正义和城邦的正义两部分。由于柏拉图没有彻底解决“身体”与“灵魂”的关系，还将“身体”看做一种“患”，因此在论证城邦的正义与灵魂的正义的一致性时困难重重，备受批判。
一、柏拉图灵魂正义中的“身”之“患”
身体与灵魂的关系问题是哲学中的古老问题，也是古希腊哲学中的核心问题，其关注焦点是：灵魂是否必须依存于肉体；灵魂与肉体何者优先、何者更重要。柏拉图的灵魂理论同样需要对此作出解答，只是这种解答始终透露着以“身”为“患”的基调。
首先，身体有成毁，灵魂无生死。柏拉图区分了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这两个本质不同的世界，并认为有些原先生活在理念世界的灵魂由于活力不强，或未能用理性控制欲望而由理念世界跌入尘世并附着于身体，由此开始了人的生命，柏拉图称之为“生灵”[1]160。柏拉图指出，“灵魂是与神圣的、不朽的、理智的、统一的、不可分解的、永远保持自身一致的、单一的事物最相似，而身体与凡人的、可朽的、不统一的、无理智的、可分解的、从来都不可能保持自身一致性的事物最相似。”[2]84因此，灵魂是不死的，身体则是可朽的。当死亡降临一个人的时候，“死去的是他的可朽的部分，而他的不朽的部分在死亡逼近的时候不受伤害地逃避了，他的不朽部分是不可灭的。”[2]120这也决定了灵魂必须是向善的，“由于灵魂是不朽的，因此除了尽可能变得善良和聪明以外，它不能逃避恶而得到平安。”[2]121此时，身体之“患”主要表现为一种缺陷，即身体与灵魂相比是“可朽的”、“不统一的”、“无理智的”、“可分解的”、“不可能保持自身一致性的”。
其次，身体的感觉只能获得关于现象世界的意见，并阻碍灵魂通过理智获得关于理念世界的真理。柏拉图把思想、知识、智慧、真理等归之于灵魂，而将感觉归于肉体并排除在灵魂之外，并指出，“只要我们还保留着不完善的身体和灵魂，我们就永远没有机会满意地到达我们的目标，亦即被我们肯定为真理的东西。首先，身体在寻求我们必须的营养时向我们提供了无数的诱惑，任何疾病向我们发起进攻也在阻碍我们寻求真实的存在。此外，身体用爱、欲望、恐惧以及各种想象和大量的胡说，充斥我们，结果使得我们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机会进行思考……最糟糕的是，如果我们的身体有了某些闲暇，可以进行研究了，身体又会再次介入我们的研究，打断它，干扰它，把它引向歧途，阻碍我们获得对真理的关照[2]63-64。可见，“身”之“患”在此主要表现为身体充当灵魂跌入尘世、遭受感官欲望玷污的物质载体，他形象地称之为“坟墓”和“坟场”[2]86。
最后，身体以己之“死”实现灵魂的正义。灵魂有居住于理念世界和存于肉身之中两种存在状态，与之对应，灵魂达到正义也有两种方式：对于居住在理念世界中的灵魂，柏拉图指出让灵魂中的理智在激情的协助下一起“监视欲望”，“以免它会由于被所谓的肉体快乐充斥或污染而变得非常强大，不愿再守本分，乃至于试图控制那些它所不应该控制的部分。”[1]442而对于已经附着于肉身的灵魂，柏拉图则指出必须摆脱身体之“患”，即身体以己之“死”为灵魂净化和轮回扫除隐患。“如果有身体相伴就不可能有纯粹的知识，那么获得知识要么是完全不可能的，要么只有在死后才有可能，因为仅当灵魂与身体分离，独立于身体，获得知识才是可能的。”[2]64柏拉图还认为哲学家才能坦然做到这一点，哲学家能“自愿地为死亡做准备”，他们“终生都在期待死亡”，因此不会为死亡的来临而恐惧[2]60。
所以由上观之，在柏拉图那里，“身体”与灵魂有两种存在状态：有灵魂之“身”和无灵魂之“身”，以及存在于“身”之中的灵魂和存在于“身”之外的灵魂。无论是对于在知识领域获得真知，还是在伦理领域通达至善目标，柏拉图都将“身体”指认为灵魂堕落和灵魂净化之“患”。柏拉图将身体之欲对抗理智而沉溺于物欲享受看做违反灵魂正义的行为，看做是灵魂堕落之“患”；而将灵魂之理性支配身体之欲望看做符合灵魂的正义行为，看做是灵魂重返理念世界之“救”。一“患”一“救”、一“抑”一“扬”构成了柏拉图灵魂正义论的逻辑。
二、柏拉图城邦正义中的“身”之“患”
如果说柏拉图的灵魂正义理论中彰显的是一种抑“身”扬“灵”的基调，那么在城邦正义的论证中，柏拉图则是依靠对“身体”的直接回避来解决“身”之为“患”的问题。只是这种回避已更加隐蔽的方式进行。
柏拉图认为，与灵魂的三个部分相对应，城邦也可划分为生产阶层、军事阶层和统治阶层三个阶层。其中，生产阶层对应于灵魂中的欲望部分，主要包括农民、建筑工人、纺织技工等，都是为了满足城邦中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军事阶层则是由一群数量固定、天性“激情”的护卫组成，主要担当保卫城邦安全的重要责任，因而对这个阶层实施音乐教育和体育教育可以让他们变得既节制又勇敢；而城邦中的统治阶层则天性理智，他们不考虑城邦的具体事物，而是把城邦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如何改进城邦的对内和对外关系。柏拉图指出，只要“构成国家的三个阶层的人各司其职”[1]421，城邦正义就能实现，亦即一个城邦“之所以被认为是正义的，乃是因为城邦天然生成的三种人各自履行其功能，还有，城邦之所以拥有节制、勇敢和智慧，也是由于这三种人拥有这些情感和习惯。”[1]412所以对正义原则的坚持，就是每个人“做自己分内的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1]410。由此，柏拉图完成了城邦的正义与灵魂的正义的一致性的论证工作，即理性的部分就如同城邦的统治者或牧羊人，而激情的部分就如同城邦的辅助者或牧羊犬，他们共同支配和生产阶层的欲望。在此，柏拉图特别强调要让哲学家担当城邦的统治者，或者让统治者研究哲学并将政治权利与哲学理智结合起来，“否则我们提出来的这个国家理论就永远不能够在可能的范围内付诸实行，得见天日。”[1]462究其原因，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作了很好地说明：“因为哲学家的灵魂经常专注于对这类事情的回忆，而神之所以为神也正是对这些光辉景象的关照。”[1]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