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克:一个诗人必须“留存”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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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资深诗人”，“第三代实力派诗人”、“民间写作”重要代表性诗人之一，这几年来，杨克谈得最多的话题却是孩子，参与最多的活动，是到各大小学给老师和学生们讲诗歌。

这一切的起点是：从2010年开始，杨克担任“小学生诗歌节”的评委会主任，“忽悠”了于坚、王小妮、舒婷等一批著名诗人给小学生的诗歌习作评奖，还像交作业似的认真写点评。

有些人说这是“大材小用”，有些人认为他“不务正业”，甚至有批评家言辞犀利地指出他过度沉溺于诗歌的普及化与社会化之中，在诗学追求方面却越来越趋向于保守和平庸，过于放弃诗歌技艺上的难度。

对于这种质疑，杨克在一次和诗人骆英的对话中回答：“在我的写作立场里，文学的标杆不仅仅是现代主义，而是几千年的人类文学。从更长时间的文学谱系出发，我认为诗人和作家应该对自我之外的世界发言，应该并不仅仅追求在文本上突破，也要探索怎么传递人的普遍情感，让读者口口相传——我的写作的理念就是这样，到现在也一样。”

灯光是橡皮擦，把黑暗擦掉

孔子有一则训子名言：“不学诗，无以言。”两千多年过去了，如今自然不会有家长再执着于孩子是否一定要“学诗以言”了，但作为一个诗歌普及的呼吁者，杨克提出，让孩子学诗既不是为了成为诗人，甚至也不是为了“言”，最重要的是一颗诗心。

“诗心”听起来很玄，但往往最玄的东西也是最简单的，如同比起大人，孩子才是离诗最近的人。“我看过一个孩子写的一句话，‘灯光是橡皮擦，把黑暗擦掉’，成年人很难想到‘橡皮擦’这个概念，但在小学生的眼中却是天天见到的物品，因此产生的联想是有创造力的。”杨克说，在担任“小学生诗歌节”评委会主任的三年时间里，他看到过无数被毁掉的想象力和真情实感：眼睛一定是心灵的窗户，老师一定是园丁，红领巾一定是烈士的鲜血染成……“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许多高年级学生虽然掌握的词汇量比较丰富，但写出来的诗却不如低年级的学生。为什么比喻同一事物很多人会撞车呢？那是我们的思维也模式化了，以为唯有那样形容才是最恰当最高明的。”

童年天然的语感与未被污染的想象力，是孩子们与生俱来的天赋，而大人们要做的，就是不要将这些美丽的汉语囚禁在牢笼里。小学生诗歌节期间，为了让更多语文老师了解思维的模式化是多么可怕，写诗并不是“你全家都是文艺青年”的小圈子游戏，杨克到广东各地给语文老师们做讲座，聊现代诗歌该如何鉴赏，聊如何让孩子们通过诗歌去与这个世界对话、与自己的内心对话。“通过写诗，我们对于世界的感觉会更加清晰，对人生的感知也会生动起来，这是一种境界，是人文教育的基础需求。黄磊曾说，在演《人间四月天》的徐志摩之前，他自认为感情方面是比较粗糙的，但出演之后，他用一颗诗心去感触树叶的飘落，对万物产生了美好的感觉，这就是诗的作用。参加我们比赛的孩子们以后也许有人成为了诗人，有些并不想做诗人，重要的是通过诗来加深对宇宙和自然的感知，让生活变得更加生动多彩。”

杨克认为，无论对于成年人还是孩子，无论对于专业的诗人还是普通人，“我手写我心”始终都是最值得珍视的品质。抛弃一些浮夸的辞藻包裹，用最真诚的语言触摸内心，这是一个诗人必修的课业，也是需要向社会大众普及的道理。

在诗人的圈子里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话：“30年前，诗人堪比摇滚明星，那时候，诗歌是受人尊敬的艺术，随便在大街上丢一块石子，就可以砸到一个诗人，20年后即使下一场大雨，也不知能不能淋到一个诗人。”不可避免地，诗歌的黄金年代永远停留在了上世纪80年代。然而，随着杨克等诗人参与到诗歌社会化普及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家长们相信即使孩子长大后不会成为诗人，也能拥有充满诗意的生活。

每个人都是“玻璃人”

在成为诗歌的社会普及者之前，谈到杨克，最醒目的标签当属“民间诗人”。虽然民间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对垒古已有之，但对于拥有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头衔的杨克来说，如何在官方的身份下保持民间立场的写作？对此，杨克的回答是“做个普通人”：“我任何时候的写作，希望没有这么高深，没有这么有思想，没有这么深刻，而只是以普通人的视角来写。就像我去贵州的时候，看到那些蜡染很喜欢，但我不会像某些诗人那样，把这种传统技艺美化到很高的程度，把现代性生活写得很恐怖，因为我们知道贵州人很想变成深圳这样。”

杨克特别强调“精神立场”的民间，他连续主编了15年的《中国新诗年鉴》不仅关注那些业已成名的诗人，更多地将目光投射到了年轻的、底层的诗人身上，打工诗人郑小琼、网络诗人木桦等人都被这本年鉴隆重推荐过，而这种开放性正是1999年引爆中国近20年来最激烈诗歌辩论“盘峰论剑”的起点：打破传统的精英话语权：“民间不是一个诗人的身份，民间的指向不是特定的几个人或一群人，民间是敞开的，吸纳的，永远吵吵嚷嚷，民间天然的复杂性和含混性，是诗歌最具活力所在……民间是诗人的精神立场和写作的出发点，是诗歌的在场。”

在他的概念里，“在场”不是冲锋陷阵明察暗访，那是记者做的事儿，但也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诗歌本质上是关于世界的诗歌，这个世界与内心有关，与灵魂有关，但是也跟其他人和万事万物发生关系，因此，“在场”是一种描述和呈现，一种人对生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的映现。“一个诗人应该呈现你所在的时代的语境，告知存在的本相，而不仅仅只是写自己的梦呓。”

上世纪90年代处，杨克从广西来到珠三角，在当时处于改革风口浪尖的深圳、珠海、广州绕了一大圈，写下了《在商品中散步》、《于房地产炒风中怀念家园》、《时装模特和流行主题》、《广州》、《火车站》、《天河城广场》等诗，这些带着明显城市色彩和时髦语汇的诗成为了批评家们笔下“物质哲学”和“商品美学”的代表。现在看起来这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消费时代不可避免地已经侵入了我们的生活，诗人们即使再向往“采菊东篱下”的田园生活也无法回避这个事实。但在当时，“乡土中国”的情结和商业浪潮缠绕共生，人们一方面向往商业发展所带来的新鲜感，另一方面却又害怕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冲击。

凯撒大帝说：“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但到了杨克这儿变成了：“我来了，我看见，我记录。”对于周围不断变革的环境，无论是90年代铺天盖地的商品大潮，还是如今日新月异的网络社会，他都能以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融入其中，并能敏感地发掘其中的诗性，这也就让他在写作中少了一些自我身份认同障碍者的别扭和矫情，正如“80后”诗人郑小琼所说：“我见过很多写都市诗歌的诗人，他们无论从生活的本质与生存的本质都在城市生根了，安营扎寨了，但是在其诗歌中依旧把自己比作城市的拾荒者、流浪汉、假行僧等，这种思维就是一种城乡结合部的思维，这样的思维写出来的诗歌，当然并非真正的城市诗歌。杨克老师的这些诗是观察城市题材诗歌的窗口，他的诗歌呈现了一颗真正进入城市的心灵。”

在回顾这段时期的写作时，杨克说这并不是对商业社会单纯的赞美，而是一种“现代浮世绘”的叙事，关注的更多是人们在当下的状态：“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写了很多关于商品时代与消费社会人的当下生存作品，使用了许多中国已有的诗歌中少见的意象，像石油、玻璃等等。当词语蜕变，意味着存在的异化，比如人在今天都成了‘玻璃人’，个人信息如此容易被‘人肉’搜索，被从中介公司等你办过事的机构买到。”

“一个诗人，必须‘留存’他的时代，哪怕所写的是再世俗不过的生活，发现诗性就意味着神性乍现。将生存现场转化为精神现场，这就是一个诗人的使命感！”杨克说。19年前，美国诗人大卫·艾诗乐就指出：“作为一个读者我们不应该抱怨杨克的诗欠缺某种哲学的一致性，惠特曼说：‘我自相矛盾吗？一点不错，我自相矛盾。’妥协并非我们今天理解的那样一无是处。”在杨克的诗作中，矛盾或焦虑都是并不刻意回避的情绪，他说：“在真实的生活中我不是旁观者，而是置身其间。”

数字时代的“未来主义者”

许多人说，杨克是一个“新潮”的诗人。这种新潮并不体现在衣着打扮的时尚上，而在于网络时代的十八般武艺——博客、微博……他都耍得样样精通，至今杨克还在博客上保持着相当频繁的更新记录。

一直以来，纯文学作家们与网络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友善，仿佛网络文学是洪水猛兽，无情地侵蚀着人们的理解和阅读能力，而且可悲的是，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但杨克却并未对网络诗歌敬而远之，相反，他担任《网络文学评论》的主编，还为新锐的网络诗人撰写评论。对于纯文学与网络之间微妙的关系，杨克说自己并不悲观，相反，他是一个“未来主义者”，相信诗歌会找到数字传播的有效途径。“很奇怪，难道真的有人认为网络自由对写作有妨害？我觉得自由还远远不够。对于诗歌作者，在开放性、娱乐性恣肆的‘我媒体’时代，关键是守护内心对写作的敬畏，警惕集体狂欢式的发泄。对于诗歌读者和批评家，则要在繁复性、无序性导致文字爆炸的虚拟空间，从眩晕中清醒过来，致力于沙里淘金。我主编的《网络文学评论》，期待‘全媒体’研究能发掘‘多文体’课题，而非单一地梳理类型小说。”

在杨克看来，网络时代的传播特征正好应和了诗歌中“口口相传”的传统，创造了一个与“精英化”截然不同的评选体系：大家认为好的诗才是真的好诗。“深刻、复杂的诗歌自古以来都有，比如说但丁的《神曲》，我一直赞同诗人有这样的实验，但是我从来不认为写一首流传的诗就是容易的。像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食指《相信未来》等等，大学教授会说人家的东西不深刻，但是诗歌永远在流传的，恰恰是他们认为不够深刻的、不够有思想的。灵动而表达人普遍情感的好诗，而不是非要讲深奥的东西。一个好诗人，像李白，他有《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也有《静夜思》、《观庐山瀑布》这样很简单的诗；他一方面传达了你独特的感受，另一方面也让不写诗的人也可以捕捉到你的感受。不要只把内容庞杂视为难度，语感、语气、语调、语境在诗歌中非常重要，这恰恰也是技艺和难度。比如那些脍炙人口的传统民谣、童谣，很多在逻辑意思上都说不通，但是充满语言的谐趣，这同样是一种高超的创作。”杨克说，这么多年，许多诗人自费出了许多诗集却无人问津，恰恰是因为媚了“先锋”的俗：“很多人写的诗歌太相似，而我们把这种相似叫做先锋。我觉得任何诗人都要警惕，无论叫先锋还是叫什么，这只是一种称谓而已，一个诗人应该呈现自己独特的写作、有自己与众不同的路径。”

与年轻时着重宏大叙事的风格不同，杨克近来的诗越来越趋向于“小品”，或是旅游时的即景抒情，或是书斋中的点滴感悟，这在批评家们看来无疑少了一些成为大师的品相。杨克则认为题材没有好坏，写作决定一切。“我喜欢李白的自由精神，喜欢他什么都可以写，碰到什么就写什么。我认为李白的自由精神是中国诗歌最缺乏的，他什么都能入诗，都能把诗写好，而不是像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禁忌。那么，即景抒情这种题材就是李白写得非常多的诗，随便举一个例子，《观庐山瀑布》是看见瀑布写的，‘朝辞白帝彩云间’也是坐船过三峡写的。行万里路，跟读万卷书，一样重要。”杨克说，“在路上”是一种艺术状态，不能说在房间里冥思苦想的题材，就一定高过与世界遭遇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