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从钱庄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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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庄信守承诺，经销商气定神闲，洋行买卖畅行，是谓三方共赢；因商业和流通的呼唤，受外国资本在华开办银行的刺激，倡办中资银行开始星火燎原

上海是中国近代金融业滥觞之地。从一个简陋的小渔村，发展成闻名遐迩的繁华商埠，金融因子的潜入，无疑起着激活作用。“商人集则商市兴，财富集则金融裕”。在上海这个善于兼容并蓄的都会里，银行、钱庄、票号等形形的金融机构，曾经一度交相辉映，演绎着经济屋檐下的化妆舞会。

追本溯源――

“混搭”经营见雏形

上海的钱庄，起源于何时，众说纷纭。翻开《中国金融发展小史》，有“明代中期以后出现了私营的钱庄、银号、票号等金融组织”的记载。《旧上海金融业综述》亦称“上海邻县常熟在明万历年间(1573―1619)，已有钱肆，估计这时国内外贸易已较发达的上海，不会没有钱庄”。不过迄今为止，比较靠谱的史料，是现存豫园内园中的一块碑文。内园是早年钱业公所的所在地，有一块1921年勒写的碑文中记述：县治北城隍庙有东西二园。西园即明潘恭定豫园，中更芜废，而玉玲珑三峰仅存者；东园一名内园，广袤不逮西园而幽邃过之。乾隆年间，钱业同人醵资购置为南北市总公所，以时会集……盖自乾隆至今垂二百年，斯园阅世沧桑，而隶属钱业如故。在内园另一块嘉庆二年(1797年)碑记上，还刻着乾隆年间上海各钱庄名录，尚可完整辨认的有82 家。由此可见，上海早在乾隆年间，即距今二百多年前，就已在孕育着金融业“梦开始的地方”，钱庄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

钱庄的萌芽，用眼下时髦的说法，当数商铺经营的“混搭”效应，与米店、布店、煤炭店等有着牵丝攀藤的关系。上海开埠前，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伴随着商品交换与货币流通，资金借贷应运而生，于是不少商铺也捎带做些资金拆借的买卖。当时任钱业公会会长多年的秦润卿曾著文说：实始于旅沪绍人开设之煤炭肆，兼营小规模之存放业务，积之稍久，各方称便，业务日见发达，相继开设者日众，渐次形成钱庄之一专业。此外，早年的书报惯于用“钱米店”和“钱布店”字样，可见当年有些米店和布店也不甘寂寞，以兼营货币兑换和存放款为副业，做活生意。就这样，经年累月，款项进出日益浩大，金融调度日趋频繁，原先的“带带过”显然无法适应市场需求，于是反客为主，副业渐渐地做成了主业，钱庄业顺其自然，得有创业成功之机会。“钱业为百业之首”。钱庄业与工商业有着天然的相互依存关系，钱庄的作用是协助工商融通资金，商业需要的营运资金，有赖于钱庄予以短期的周转，同时，钱庄又靠广大工商业开展存放汇业务，两者唇齿相依。

旧上海的钱庄大多聚集在黄浦区。据1942年进泰来钱庄当学徒的夏弘宁老先生回忆，当年，宁波路、天津路、北京路、四川路等几条马路是钱庄的集中地，马路两旁挂着各式各样的钱庄招牌。即便在这些马路两旁的狭小弄堂里，也是钱庄林立，如天津路的福绥里、同吉里、鸿仁里；宁波路的兴仁里、同和里、永清里；北京路的清远里等。仅在兴仁里这条不长的里弄中，就有挤挤插插布满了十一家钱庄，可谓“夹缝中求生存”。虽然钱庄规模有限，设备简陋，操作方法陈旧，而当时已经出现的洋商银行则资本雄厚，似乎难以与其相抗衡，但钱庄在旧上海“小车不倒只管推”，仍然稳步经营，经久不衰，可见一定历史条件下，钱庄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根深蒂固――

“小块头”有大能量

“土枪土炮”的钱庄，能在群雄逐鹿的旧上海金融市场站稳脚跟，分得一杯羹，究竟靠什么？洋商银行尽管规模浩大，但“大有大的难处”，成本高、开销大、调头慢，繁文缛节，水土不服；而钱庄经理土生土长，熟悉地情，拥有丰富的人脉资源，他们在上海扎根经营比洋商银行早，“先进山门为大”，而且对上海工商界的头头脑脑都熟悉，对外地携眷避居上海的富绅、官僚、政客也多有往来，易于营销。钱庄若能拉到这批客户，存款金额大，变动性少，可以长期运用生息，确是“宝大祥”生意。同时，钱庄机构精简，分工明确，经理、襄理之下，分设清账、跑街、汇划、钱行、跑银行、洋房、信房、客堂（俗称八把头），连同所有学徒、栈司，少则几十人，最多也不超过一百人，薪津开支较少且工作效率较高。有个故事颇具说服力。豫源钱庄经理秦润卿，鉴于钱庄规模小，发展慢，征得豫源创业人的同意，于1919年2月改组为豫源商业储蓄银行，结果银行的营业收益反而不如钱庄多，只好硬着头皮“翻烧饼”，不出三个月，豫源商业储蓄银行关门大吉，改设福源钱庄，仍由秦润卿任经理，重整旗鼓，获得良好业绩。

金融以信为本。很难想象，一个信用缺失的金融机构，客户敢拿自己的血汗钱往它的钱柜里扔。当年的钱庄庄票，曾被工商界人士誉为“金蝴蝶”，意思是庄票可以满天飞。工商界之所以信任庄票，源于钱庄为资本家的合伙组织，合伙的股东大多为工商巨富，不但负有无限责任，还负有连带责任。在合伙股东中，如出现不能垫付对外债务的情况时，则由其他富裕的股东连带负责清偿。钱庄有了股东支撑，腰杆子就更加硬朗了，庄票的信用与日俱增。还有钱庄与钱庄之间，也互为联号，结成“信用同盟”，例如福源钱庄、福康钱庄与顺康钱庄，成为经济上的三庄一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工商企业开出的银行支票，有时遇头寸不足，不能付现，变成“空头支票”；而钱庄开出的庄票，素有信用，到期付现，口碑一传，庄票比支票吃香。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上海辟为国际通商口岸，洋商银行相继在沪登陆。由于洋商银行在我国内地缺少分支机构，天地两不应，洋行买办深入我国内地推销洋货或收购物产，都要通过各地的经销商，而洋行对各地经销商的信用两眼一抹黑，这种跨越地界的买卖，全凭信用，因此必须请出八面玲珑的钱庄为之担当中介的重任。譬如经销商为洋行推销十万两银子的洋布，由经销商请其钱庄签发一张二十天期的庄票，洋行收到庄票就介入洋商银行，并将货物发给经销商，经销商卖出货物收到货款后立即归还钱庄的贷款。所以经销商推销洋货向钱庄申请贷款，乐于付出较高的利息和手续费，钱庄坐享其利。这般周而复始，钱庄信守承诺，经销商气定神闲，洋行买卖畅行，是谓三方共赢，皆大欢喜。难怪乎气势汹汹的洋商银行也不敢看轻钱庄，不得不与之“攀亲结缘”了。钱庄庄票名声漂洋过海，至今伦敦大英博物馆中还陈列有上海福康钱庄的一张庄票。

柳暗花明――

本土银行风潮起

当然，本土钱庄兴盛一时，并不能成为诊治社会经济病症的灵丹妙药，随着西方银行经营理念的渗透，中资银行的推出，也就变得“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考量中国近代史，最早向中国人介绍西方银行的大概要算和林则徐同时代的魏源了。1847 年他在《海国图志》中就向中国人打开了金融的一扇窗，介绍了英国的英格兰银行和其他的商业银行，并解读了英国的债券、银行券以及银行存放款和汇总等业务活动。那时，魏源还未提及到银行两字，他只是把英文中的Bank 翻译成“银局”。差不多与此同时，英国商人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家外资银行，这家银行原名丽如，其优雅犹如淑女一般，但是它做的生意当中，有一大宗却是鸦片。

无独有偶，最早留学美国的容闳也曾向太平天国提出了七条建议，其中第五条是“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容闳将银行看成是一种新的制度，这是“吃洋面包”的经历给他带来的切身体会。这些建议虽然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而未能付之现实，但倡办中资银行的星星之火，因为商业和流通的呼唤，特别是受外国资本在华开办银行的刺激而开始思想的燎原。1892 年，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提出了创建银行的条议。在他看来，“中国钱庄资本二三万，放款数十万，稍有倒欠，呼应不灵……子为今之计，非筹集巨款，创设银行，不能以挽救商情而维持市面也。”这是他看到旧式钱庄资本经营的弊病后，提出的以创办新式银行来挽救商情市面的设想。同时，他还连珠炮似地历陈开设银行的十大好处，诸如“聚通国之财，收通国之利，呼应甚灵，不形支绌”，“国家有大兴作，如造铁路、设船厂，种种工程可以代筹”，“国家借款不须重息，银行自有定章，无经手中饱之弊”，“出洋华商可以汇兑，不致如肇兴公为洋人掣肘”等等。

中国人自己银行的出现，比外资银行晚了整整五十年。1897年5月，由洋务派官僚盛宣怀创立的中国第一家银行，亦建立在上海外滩，起名为中国通商银行。第二年即发行纸币。中国通商银行的英文行名开始为“银行”，此银行的官方性质由此可见一斑。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私人资本银行，当推1906年在南市大东门外万聚码头开办的信成银行，其股东为华人富商和海外归来创办实业的游子们。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李鸿章、盛宣怀等人积极筹办中国通商银行的同时，“海归派”容闳更显开阔的思路，坚持先创办国家银行。为了向中央政府力陈己见，容闳广引博证，大展身手，“啃”下了1875年美国法律中有关国家银行法的资料。按照容闳的美好蓝图，政府先筹集1000万两白银作为国家银行的开办资本，其中200万两用于购置各种机器，重印制国债券及钞票，铸造银币，另外200万两用于购地建屋，其余600万两则存在银行库中，用以购买金银铜等贵金属，铸成各种货币，流通全国。容闳还主张仿效美国，“向美国财政部商酌此事”，“调查设立国家银行最良之法”。但是，容闳的国家银行计划，终因中国通商银行的面世而寿终正寝。

（本文作者系上海市银行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