糟糠妇的“情”与“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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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琵琶记》里的赵五娘是中国古代社会“贤妻孝妇”的典型，本文从当时社会的伦理纲常和情感态度这样一个理性和感性的双重视角，分析和欣赏这一形象所展现的感人魅力及古代戏曲中所表现出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审视在封建道德下中国古代妇女的生活状态。

关键词：伦理道德；情感态度；封建妇女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131-03

《琵琶记》是高明根据民间传说，尤其是早期南戏《赵贞女蔡二郎》创作而成。在《琵琶记》的“副末开场”中说“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他是要通过这个故事来表扬和赞美孝子、贤妻，以行教化、正风俗。高明塑造了有贞有烈的赵贞女这一中国古代妇女传统美德的体现者，现在我们只要一提到赵五娘，她的整个的面貌就会显现出来：温顺、善良、勤朴、坚忍的妇女典型。一个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能坚强不屈、不动声色地付出与奉献、舍己为人的妇女形象。她的遭遇是千百年妇女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赵五娘成了“苦难”的化身，成了中国妇女忍辱负重的典型。

一

在戏剧开头，作者便为我们介绍了赵氏小娘子。她“仪容俊雅，也休夸桃李之姿；德性幽闲，尽可寄蘩之托”，这样一个内外兼修的新婚小娘子。如此花容月貌，且正值新婚二月，按理来说，应该是与丈夫闲情逸趣、玩乐打闹、甜蜜生活的阶段。这时春闱不合时宜地逼近，朝廷皇榜招贤。蔡公希望蔡伯喈快赴春闱，争取脱白挂绿，改换门闾，及早换金章紫绶。而蔡婆则持相反的态度，认为“真乐在田间，何必区区公与侯”，明确表示不希望儿子赴京应试，趋向于对和平安定生活的赞美与向往，功名俸禄的鄙视与否定。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然而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思想有着严重的禁锢和限制，必须遵循“夫唱妇随”“在家从父，待嫁从夫，老来从子”这些三从四德的道德伦理，并且儿子也必须要遵守父兄的安排，这样才符合“孝悌”。所以，蔡伯喈是一定要赴春闱的了。我们来看看，女主人公赵五娘的心路历程，新婚不久，她是否极力挽留丈夫，念念不舍呢？“闻到才郎游上苑，又添离别叹”她是有埋怨和感叹的，“你爹爹行见得你好偏，只一子不留在身畔，我和你去说咱，休休，他只道我不贤，要将你迷恋。苦！这其间怎不生悲怨？”可见，赵五娘的情绪是多么激动，多么希望丈夫能留在身边留在家里一起尽孝，当要去和公公理论时，“休休”二字阻止了她的行动，表明理智战胜了情感，无形的约束战胜了暂时的冲动，她不能违背父命，违背长辈的命令。

在当时的社会，宋元理学把“三纲五常”作为社会伦理道德的中心内容，不仅规范着人们的道德实践，而且还作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社会的一把无形的手，区别等级并且等级差别神圣不可侵犯，下对上、卑对尊的绝对服从关系。《琵琶记》在一开始便映射了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蔡公逼试，作为儿子的蔡伯喈只能绝对服从，蔡婆尽管埋怨，反对儿子离家，夫为妻纲，最后还得服从蔡公的决定。作为儿媳的赵五娘，既不能当面与公公讲理，也无法反对丈夫屈从公公的旨意上京赴试，她的情感状态被严格地限制在道德伦理的范围之内。情感被限制是否就意味着没有情感了呢？不是的，我们在剧中看到，当赵五娘刚听到丈夫离家赴京的消息时是心烦意乱的“断，临镜绿云撩乱。闻到才郎游上苑，又添离别叹。”紧接着，对丈夫是留恋不舍的，并且希望丈夫不要忘了她、求取功名不要忘了这个家，言语中处处反语提醒“云情雨意，虽可抛两月夫妻；雪鬓霜鬟，更不念八旬之父母。功名之念一起，甘旨之心顿忘，是何道理？”但我们这位新婚妇还是深明义理，并且通情达理的“奴不虑山遥路远，奴不虑衾寒枕冷；奴只虑，公婆没主一旦冷清清。“这样一位孝顺的妻子，明明自己一样也冷清清，却处处想着公婆，而隐藏着自己的需求。只此只言片语，一位明大理、懂孝顺的妇女形象便浮现于脑海之中。对丈夫的温顺依从，对家长的无条件服从和孝顺，这是封建宗法家长制这个社会作为一个妇女和人妻的必备条件，而赵五娘真是这样一个典范，非常懂得在这个法度森严的社会生活，体现了古代社会妇女的真实性。

二

在剧本“吃糠”、“祝发买葬”、“乞丐寻夫”和“一门旌表”等关目的安排，最集中地表现了赵五娘的“情”与“义”，即被伦理所规范了的情感和情感中流露出的道德纲常。在封建社会里面，像赵五娘那样的人物，要她完全没有封建思想，那是不可能的。她身上的封建色彩那样浓厚，那样单调地在心里和嘴里好像一刻也忘不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却显然是作者要借用这个人物来宣传封建道德。然而人们却不顾赵五娘身上的封建性，深深地同情她，为她的遭遇和行动所感动，比较蔡伯喈更能获得一致的肯定，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她的孝行不仅仅是由于她头脑里面的封建思想，我们透过她的行为被她的情感所感染、打动，她把这份“孝”不仅仅做得十分好，更做到了十二分。

那什么是“孝”呢？我们要对这 “孝”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一个历史性民族的精神，在其直接的真理性之中就表现为其伦理生活。在构成古典中国的伦理生活的诸要素之中，“孝”这一德性或活动一直是最为重要的内核。《孝经・开宗明义章》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可以认为，在中国人的自我理解中，“孝”从来就不只是一种外在的礼法或强制性的义务（尽管它常常被误解为此），更不只是对实际存在的父亲之权威的无条件服从，而是生命本身的一种活生生的展现方式和存在方式。在由“慈－孝”的交互活动创造出来的家的空间中，每个人的生命不仅获得了归属感和温暖感，并且获得了其完整和深厚。因而，孝德对于中国古人的幸福来说至关重要，不仅对于接受孝敬的父母是如此，对于施行孝举的儿女也是如此。将孝作为百善或百德之首，意味着孝乃是中国式幸福的首要条件。

一起来看看“糟糠自厌”这一出，吃糠写的就是赵五娘的孝。自己吃糠，让公婆吃米，这是孝；在婆婆冤枉怀疑她私自藏着好食物，仍默默忍受，躲在伙房里继续吃着难吃的糠，这更是大孝，这一情节将赵五娘的孝行推到了高潮。写到吃糠的时候，不但描写了糠的难以吞咽，而且赵五娘以糠自比：“呕得我肝肠痛，珠泪垂。喉咙尚兀自牢嗄住。糠那，你遭砻被春杵，筛你簸扬你，吃尽控持，好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苦人吃着苦味，两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 再下面就是历来相传的神来之笔了：“糠和米本是相依倚，被簸扬作两处飞。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与夫婿，终无相见期。丈夫，你便是米呵，米在他方没寻处；奴家恰便似糠呵，怎的把糠来救得人饥馁，好似儿夫出去，怎的教奴供膳得公婆甘旨! ”这一出是整部戏剧的催泪部分。那么深厚的“孝行”是出自一个低微、柔弱的困难女子。其实正是这样一种伟大与渺小的对比震撼了我们。所以尽管戏剧中这一出的最后一句又回到了“公婆甘旨”，回到了这“些封建教条”，我们仍不能不为这些抒情的句子、为赵五娘所感动，而且感到这里面所表现的内容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孝的限制了，在这里我们也能感受到赵五娘被伦理情感化了的那颗悲悯的心。

“祝发买葬”［前腔］“望前街后街，并无人在。我待叫一声，咽喉气噎，无如之奈！苦，我如今便死，我如今便死，暴露我尸骸，谁人与遮盖？将头发去卖，奖头发去卖，卖了把公婆埋，便死何害”！当我们明白在古代头发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时，就会充分地体会到这一出戏中赵五娘的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孝经》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在那个时代除非出家当和尚尼姑，就是男人也不许剪头发，更不用说女人，更不用说卖发了。倘非出于心地的善良，出于自我的牺牲精神，五娘怎么舍得剪掉自己的头发拿出去卖呢？无怪她剪发之时那样伤情：“一从鸾凤分，谁梳鬓云。妆台懒临生暗尘。那更钗梳首饰典也，头发，是我担阁你度青春，如今又剪你资送老亲!剪发伤情也，怨只怨结发薄幸人! 思量薄幸人，辜奴此身。欲剪未剪，教我先泪零。我当初早披剃入空门也，做个尼姑去，今日免艰辛。咳，只有我的头发恁般苦，少甚么佳人的珠围翠拥兰麝熏!呀，似这般狼狈呵，我的身死兀自无埋处，说什么剪发愚妇人! 堪怜愚妇人，单身又贫。头发，我待不剪你呵，开口告人羞怎忍；我待剪你呵，金刀下处心疼也!休休!却将堆鸦髻舞鸾鬟，与乌鸟报答鹤发亲，教人道雾鬓云鬟女，断送他霜鬟雪鬓人!”一个艰难地只有剪发卖发才能资送公婆、而且从这想到了她全部不幸遭遇的妇女的慨叹、怨恨和悲泣。她想到了长期的离别、想到了生活的艰辛、想到了自己的茫然的前途。她不得不剪发，而又依然表现出一个妇女对于自己的头发的爱惜。她对头发说，是她耽误了它的青春。她叹息只有她这种贫穷的女子的头发才会遭遇这样的苦的命运。这种曲折的描写，是比直接地悲痛她自己的青春的虚度和愤慨人间的贫富的不平更为动人的。《琵琶记》里的这种浓烈的情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削弱了或者说冲淡了它从头至尾都有的封建意识。正是因为这些有生活实感的描写、有真实性的人物的存在，这个戏剧才没有完全成为一个概念化的作品。

从上面两个细节，我们充分感受到了在封建伦理覆盖下的一份真挚感人的心，她不是像大多人说的那样，只是高明用来宣传封建道德的工具，她是有自己的真情实感的。但是，毕竟在那个社会是以道德为本的价值模式和以伦理实现为最高境界的目标导向为主要的构成因素。所以，在戏剧中我们也深深地看到了赵五娘身上传统妇女的烙印，她的感悟生命与自然还是规定在封建的伦理纲常的范围内。在她身上，深刻地印证了伦理纲常给予了她思想的根，而她自己那朴实、感性的情怀正是在这株根的支撑下默默发展。所以，在她身上生长着真挚的情、驻扎着道德礼仪的根。

三

中国古代社会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将社会伦理道德本体化、超越化，变成一种先验的道德人性和自然本体，把握天理、人性是认识的终极目标。 然而，把握天理、人性，并不是对它的认知，理性思维是把握不了天理、人性的。因为天理、人性是一种合理的道德观念，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人皆有之。儒家将这种先天的道德观念称为仁义礼智四端，把恻隐、羞恶、谦让、是非之心看成是人与生俱来、永恒不变的道德情感，并认为人的思维就是通过道德实践或体验，使这种道德情感升华为具有普遍的道德理性，变成天地万物的本体存在。

所谓道德伦理，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的修养活动。中国古代哲学特别重视德行、躬行践履，认为德必见之于行动，行动必须体现道德，德与行是统一的。道德观念是至高无上的，它先验地存在于人的心中，但先验的道德观念是潜意识，需要通过实践使其显现出来，人们要在道德实践中存心、养性、事天，在个人的躬行践履中获得道德上由凡人到圣人的升华。

而情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心理感受和心理需要。人在与自然、社会打交道的过程中，总会产生某种心理感受、情绪倾向等心理活动，这些心理活动会引起人们对某一事物喜欢或厌恶的情感，人的情感因素支配人的认识活动，一切客体对象都被人涂上了一层感彩，这种情况在古代人的认知活动是十分普遍的，古代人在认识周围世界的时候，总是带着自己特有的情感色彩去认识的。

赵五娘正是在这种伦理和情感的夹缝中，执着地奉行着做人的规范：活着，首先是为了让别人能活，为此，即使维持自己的生命是一种苦刑，也要咬紧牙关活下去。

以风化自命的《 琵琶记》 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功，特别是赵五娘形象的感人魅力，引导人们对戏曲艺术教化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化，并进行全方位的探索,而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对《琵琶记》 高度赏,把它与“四书五经”相提并论,则是肯定作品的伦理精神，进而强有力地引导戏剧艺术在伦理精神、情感态度方面更加自觉、全面深刻。

致谢：本文是在我的导师韩学君副教授的亲切关怀和悉心指导下完成的，在此谨向韩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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