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麦新村里的白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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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十月革命后，有7000名俄国难民蜂拥抵沪，大批贵族。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后，又有大批俄侨从哈尔滨转移到上海。30年代上海俄侨总数为1.5万到2万人。1934年，法租界有俄侨8260人。（公共租界1935年有俄侨3017人）。他们在法租界修建了2座漂亮的东正教堂：圣母大堂和圣尼古拉斯堂。

白俄在上海虹口提篮桥一带站稳脚跟后，都设法移居到法租界居住。1920年，法租界仅有210名俄侨，1934年，增至8260人。他们多数居住在法租界中部吕班路、环龙路、金神父路一带，在霞飞路中段开设服装店、面包房、咖啡馆，使得霞飞路成为上海最浪漫的一条商业街。笔直的法国梧桐树，在马路两边伸展而去；面包房早上新出炉的是松脆的牛角面包，还是三十年代的法国配方；而这些面包房当年的店主则可能是一个来自白俄的流亡贵族。一部分人在DDS舞厅当，也卖身，也跳舞。

上海人把这些白俄叫做罗宋瘪三，把霞飞路也称做“罗宋大马路”。罗宋是RUSSIAN的谐音。后来，上海人爱上了俄国人的鲜奶蛋糕，也爱上了俄式大菜中用牛肉、西红柿和洋葱烧出来的罗宋浓汤。他们中的一些女人，与华人联姻，定居下来，与中国一起经历了无数劫难。

绍兴路上有一条弄堂，叫爱麦新村，里面住的全是白俄。六十年代初，弄堂口还有一家专卖俄国食品的小铺子的老板娘是一个中俄混血，十分的妩媚，亦有俄罗斯人的强悍泼洒在做人的风格里。

窗外。黄浦江的一个弯道，挽进来一角水，一角天，坚实的外白渡桥，霸道地横亘在那里，显示出大工业时代的钢铁意志。

临晨4点，远的天际里，疏淡的、不彻底的暗灰，俄罗斯领馆的形态，比如肥硕女人的石榴裙，沉静而骄傲。偶尔的几声汽笛，越过江面，越过铁的桥，落定在窗前。

这是一个适合怀旧的场景。岁月和战争覆盖了人们的记忆，而这幢楼复活了往事。

二十多年来，英国格林邮船公司的董事长格林先生，总是用一个同样的姿势，右手支撑在玻璃上，前额略微前倾，站在这扇窗前，守候着自己的邮轮远去或者归来的。

这是1948年的一个晚冬。

太阳出来了，落地的玻璃窗，被刷上了一层灿烂的光。格林先生掐灭了雪茄，坐了铰链式的电梯，下得楼来。

是的，那天早上，格林先生的脚上是TOD'D牌皮鞋，老式而经典。他走上外白渡桥，凛冽的风里已经有了一丝春的温和。

格林先生走进了北苏州路2号的百老汇大厦。他拉开公寓的窗帘，让江水缓缓地涌进来。

安娜已经在那里吃着蜂蜜麦饼了。

安娜在一家夜总会工作。手指上有一枚沉甸甸的戒指，是她的祖母留下来的。谁也不知道安娜的祖母是谁，只有格林先生知道。多年来，他一直小心翼翼地照顾着安娜的一家。

安娜说：“母亲请你晚上过去。”

安娜的家在绍兴路上的爱麦新村。一栋三层楼的房子。底楼是厨房和饭厅，二楼两个卧房，其中一间做了会客厅。这个会客室很有点万国钟表陈列室的感觉。酒柜里，壁炉架和案几上，还有墙上，各式各样的钟表，滴滴答答，到了报时的那一刻，比如巫婆出场，其怪诞和诡异，实在是匪夷所思的。

这天晚上，安娜的母亲薇尔坦就在这间客厅举办了一个很私人的酒会。

薇尔坦拿出了一套镶了紫罗兰色花边的精制的杯碟，一把闪亮夺目的银茶壶。这是她和母亲逃命时仅能带出来的东西。

薇尔坦永远的记得那一天。炎热的午后，大家都睡去了。她不想睡觉，可是也不能弹钢琴，所以，她开始读《安娜卡列林娜》。她已经读过一遍了，但还是喜欢重读沃伦斯基对安娜说的那些温柔的话语。在她这个年纪，14岁，当然啦。薇尔坦崇拜军官，欣赏他们完美无瑕的礼节，洁白的军服，勇猛高尚的品格。她幻想着，在一个晚会上，她与一身洁白的军官跳华尔兹，一位接着一位，她会与其中的一位坠入情网，他将是沃伦斯基和自己的叔叔姜斯的混合体。

白色的梦戛然而止，蜿蜒的路上，传来马蹄声。薇尔坦认出了他的制服，姜斯叔叔。他们家是沙皇的亲戚，叔叔是沙皇宫廷禁卫队的军官，每天都可以见到沙皇的。

“大概只有你一个人醒着。”叔叔抚摸着她的面颊。

“沙皇被了。”他说。

这句话几乎很惊人，但对她而言却没有意义。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又说：“沙皇一家被囚禁了，没有人可以救他们，一切都太晚了。告诉你的父母，叫他们别等我。保住自己的性命是最重要的。”

叔叔吻了薇尔坦，跃上了马背。

薇尔坦看着他远去。

那天的空气里，她闻到了栀子花香。

他们逃出来，很艰难的过程。

住在上海，还可以有一个仆人，全靠着格林先生的不动声色的接济。

客人到了。薇尔坦用高脚玻璃杯和细长的汤勺招待客人们喝俄罗斯茶，银盘子上堆着蓝莓酥饼和杏仁卷。

薇尔坦时不时的感叹词是：“哦，祖国俄罗斯！”

客人中有位眼神十分敏感的中国母亲，着的是洋装，她身边的少女，她的女儿，穿一件银色织锦缎的短外套。女儿是薇尔坦的学生。薇尔坦平日里教授钢琴。

格林先生来得晚了一些。他递给薇尔坦一朵白色的百合。

薇尔坦觉得是叔叔姜斯站在面前。

“我要走了。”格林先生说。

“是的，我知道。”每天都有人来告别，薇尔坦不再惊讶。她和一个中国男人结了婚，她不想走，她要留在上海。

格林先生是在第二天的晚上，乘坐自己公司的轮船回伦敦的。

走的时候，他在怡泰大楼外站了很久。他的大衣口袋里有一只镏金的小闹钟。

薇尔坦送的。他能够带走的只有这个了。

很多年以后，格林收到了安娜的照片。她和一个中国男子结婚。男子的家族先在宁波发迹，到上海后，经营码头上仓库，还开了一家银行。不过，当安娜与这位男子结婚的时候，男子家族的产业悉数献给了政府。他们吃利息，过得也还算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