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春》看库切小说的创伤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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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是南非籍作家库切的自传体小说，不同于传统的自传体作品，库切在《青春》中独辟蹊径地采用了第三人称的手法。对于很多读者而言，阅读这部小说很容易将书中的约翰与作者J・M库切联系起来。“有一点可以肯定，库切本人的年龄和履历都跟书中的主人公相吻合，至于那里头的诸多细节是否也是作者所亲历，想来已难以考证。”[1]1

一、后殖民语境与《青春》

作为一位在南非出生的作家，库切的文化定位是漂浮的。一方面，他的白人身份使他无法获得黑人占据话语权的现代南非社会的认同，他属于肉体的漂泊者；另一方面，在英国的求学经历使得他在情感归属上倾向于英美文化，他同时属于精神上的漂泊者。因此，我们在库切的文学作品中强烈地感受到他对殖民地的特殊情感。正如萨义德所说：“后殖民地作家中的流浪人士将成功地扮演殖民地知识分子中最具代表性的代言人。”[2]

小说《青春》为读者讲述了一位叫做约翰的大学生几十年间的人生经历，他从一名普通的大学生到朝九晚五的公司白领，享受着稳定、体面的生活。但约翰的内心世界却是郁闷的，时而焕发出年轻人的意气风发，时而展现出初入职场的焦躁不安，但却始终停留在肤浅的层面，没有能够创造出他自己所渴望的辉煌事业。在约翰的身上，时间的流淌没有带给他任何的变化与机遇；即便是获得肉体的愉悦，他的人生道路也没有产生飞跃性的发展。在库切的笔下，读者看到的似乎是所有人在现实生活中都熟视无睹的生存状态。在平淡无奇之中，库切将约翰的人生置于南非独特的文化语境之下。从本质上而言，他是将自己曾经走过的人生道路和青春岁月作为一个看似“客观”的他者来对待。当作者站在今天去看待既往的那些岁月时，青春的彷徨之中多了些许深沉的理解――后殖民语境中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如果读者将约翰视为南非社会中众多年轻白人青年中的一分子去理解，就会发现在他的身上有着很多与这个社会的历史进程紧密相关的事件。对于这一代的白人而言，父辈曾经拥有的特殊社会身份已经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消失弥散在历史的时空中。从精神层面而言，他们所认同的文化并非诞生于南非本土的文化体系；从物质层面而言，他们又试图在新南非的发展中谋求属于自己的位置。于是，约翰一样的人物出现了，在他们的身上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社会对他们造成的“创伤”。这种“创伤”的表现并不同于《耻》中那般强烈，而是以较为隐蔽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在大学学习数学的约翰同时迷恋着文学，于是他到欧洲寻找自己的梦想，不经意间在伦敦成为了精神世界的“孤儿”；当他回到南非后，稳定的工作、丰厚的收入仅仅填喂了约翰的肌体，没有让他寻找到精神的归属，于是他又一次开始了“孤独”的旅程。

很多读者试图在小说主人公约翰的身上找寻到库切的人生轨迹，不同于米勒、海明威等作家的人生境遇，库切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追求秩序化的社会。在他们走向成熟的道路上，少了青年人的悸动，多了社会的羁绊，少了时代的风起云涌，多了平平淡淡。对于生活在后殖民语境的“约翰”来说，他是游走在主流文化与地层文化之间的“中间人”。这对于“约翰”而言是最大的伤害，也是他一切痛苦的真正根源。作为一种文化态度的表达，《青春》中的库切并未在人生的迷茫中走得太远。对于每一种可能的未来，他都在徘徊与犹豫中不断纠结着。这一点恰好说明了小说《青春》中对“创伤”主题表达的模糊，身处后殖民时代的库切并不认为“创伤”是不可治疗的，所不同的仅仅是伤害的程度不同而已。

二、没有归属的“创伤”之痛

作为一位从殖民地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库切将自己对于自我人生位置的设定表达着疑惑的情感。在他试图寻找到自我与南非社会主流文化的契合时，他不禁生出无限的感慨，这一片曾经养育他的土地对于成年之后的他而言是如此的陌生；在他试图在南非社会寻获自己的归属时，却发现自己是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精神存在。这些都在小说《青春》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库切笔下的约翰正是作者本人青年时彷徨岁月的某种折射。

当约翰离开幼年的家试图凭借自己的努力赚取大学学费时，他的内心已然在渴望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对于约翰而言，摆脱家的束缚是证明自我能力的最佳手段，但这仅仅是开始而已。他所要获得的并不局限于狭小的大学校园和开普敦的世界，为了自己的文学梦想他来到了伦敦。约翰原本认为自己是一名白人，以英语作为母语，可以在伦敦找寻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但当他来到这里之后，残酷的现实告诉他这里并不欢迎他的到来。这时的约翰又一次感受到了被梳理、被逐放的“创伤”之痛。在试图证明自己的价值以及获得属于自己的社会地位的道路上，约翰一次次将自己推向痛苦的深渊。作者正是将情感表达的焦点定位于约翰的身上，让他在一点点的挖掘中经受着从肉体到精神的折磨。

在IBM里，他不能讲出对莫妮卡・维蒂的幻想，也不能说出自己其余的艺术上的奢望。由于他并不清楚的原因，他被一个名字叫比尔・布里格斯的程序编制员同事当做了哥们。比尔・布里格斯是个矮个子，一脸小疙瘩。他有一个叫辛西娅的女朋友，他打算和她结婚。她期待着能够给在温布尔登一所联立房屋付购房的首付款。[1]55

当约翰在伦敦完成学业成为IBM的雇员之后，他每天穿着黑色衣服上班，阅读着中产阶级的报纸，却无法真正融入到伦敦的社交圈中。唯一将约翰视为朋友的比尔是一个和他一样漂泊在伦敦的小雇员，正是由于精神层面的契合才促成了二人的“友谊”。对比自己的过去，约翰认为自己只要从种族隔离的南非社会逃离出来就能够获得找到心灵的归属。他试图用逃避的方式来完成心灵世界的慰藉，却不料在南非没有找寻到归属感，在伦敦依旧没有找到。

现实的痛苦在带给约翰多重的折磨后，他力图去寻找一种慰藉。于是，文学、艺术便闪耀登场。他当初离开南非时正是怀揣成为一名诗人的理想而来，在这个孕育了英国古典文学和现代艺术的城市里，俯拾皆是的文学、艺术并没有给约翰带来心灵的平静。读者看到，下班后的约翰永远只能独自一人打发着属于他的时间，尤其是当约翰徘徊在大英博物馆空空荡荡的走廊时，这种感受来得更为强烈。面对着大英帝国辉煌的历史，曾经的日不落帝国仅仅是陈列在博物馆中文物而已。约翰曾不止一次来到这里欣赏它们，试图借助这种形式将自己与英国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孰料，越是接近英国社会的历史越是感到自己与英国文化的疏离。

回首自己离开家乡来到南非、再从南非来到英国的旅途，约翰忽然发现自己虽然摆脱了曾经给予他物质养分的家园，成为了英国社会的一分子，却没有在这里找寻到属于自己的梦想和人生。这不仅是因为文学并没有给予他足够的安慰，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在约翰所度过的每一天中，他都在经受着无尽的痛苦。最终，这种痛苦升华为精神的折磨，在约翰的心中留下了无法抚平的伤痕。

三、“创伤”来源于“边缘”的文化身份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膨胀，来自于不同地区、不同地域的人由于各种不同原因成为漂泊在异乡的“边缘”人。在他们的身上，双重的文化身份使得他们很难真正融入到城市中，成为这个城市的主人更是奢望。在小说《青春》中，约翰也正经历着这样的一种折磨。所不同的是，他所经历的折磨远甚于从乡村来到城市的人们，在约翰的身上凝聚着殖民者文化与被殖民地文化的矛盾、冲突。

所谓“边缘性”，原本是指被殖民地与殖民国之间的关系，这一概念在当下已然泛化为对于人类精神状态的描述。一方面，殖民地的人民处于被疏远、被逐放的社会地位。从形式上而言，他们似乎应该纳入到殖民者所构筑的整体文化氛围之中；从内容上而言，他们又仅仅是游离于主流文化核心的。另一方面，在人生成长道路上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被他人梳理的对象。无法被拥有强势地位的他者认可就必然成为被孤立的对象，这样的人内心深处必然产生“边缘”感。在小说《青春》中，主人公约翰所经历的人生正是一种身处“边缘”的尴尬身份。在他幼年的成长道路上，南非的土地和历史使得他将自己定位于南非这片土体。待其稍长，约翰才逐渐意识到自己作为白人并不是南非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于是，他渴望寻找到自己的“根”。当约翰来到伦敦之后，现实的一切再一次深深地伤害了他。

他不能永远向在开普敦的母亲证实自己有了坚实的生活，因而她不必再为他担心。他通常并不知道自己的心思，也不想知道自己的心思。在他看来，太清楚自己的心思意味着创造活力的死亡。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他经不起总是在优柔寡断中稀里糊涂地随波逐流了。他必须离开IBM。他必须摆脱出去，无论会丢多大的脸。[1]118

在经受了长久的折磨与痛苦的煎熬之后，约翰终于决定要离开IBM了。对于他而言，抛弃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而已，更为重要的是抛弃了一种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曾经，约翰认为自己来到英国学习、工作能够解除自我的精神痛苦。事实证明这仅仅是他个人的一种幻想而已，在这里他无法融入英国主流社会，无法获得自己所期望的精神家园。

诚如苏珊・朗格所说：“艺术品所包含的情感的形式就是生命的形式， 也即有机体的形式。各种情感和情绪的相互关系和组成本身就反映了生命的存在方式， 因此优秀的艺术品总是具有与自己生命的基本形式相似的逻辑形式。流浪作家往往喜欢用个人史或家庭史来写民族史或族群史， 以之作为确认文化身份、记录集体无意识和历史记忆的主要形式。”[3]在小说《青春》中，约翰的身上映射着库切本人的身影。作者所描绘的发生在约翰身上的“创伤”就是作者自己的人生体验。

[参考文献]

[1] [南非]库切.青春[M].王家湘，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

[2] 刘惠玲.库切的后殖民书写[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05）.

[3] [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29.

[作者简介]

黄昆（1978― ），女，江苏泰州人，本科，四川农业大学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