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隐性权力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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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被确定为我国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各界已经越来越多地谈论起，艺术在实施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过程中的意义。把此前奉为“审美王国”的艺术转而投放到“国家文化软实力”竞争的层面上，这一新角色或新视角对艺术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里就国家文化软实力问题引入后，艺术面临的角色状况作初步探讨。
一、通向艺术的多重维度
首先要看到，在“文化软实力”或“国家文化软实力”问题引入之前，艺术领域已经存在多重观察维度或视角了。简要地看，至少可以见出这样几重维度：伦理学、美学、政治学等（当然远不止这些）。
艺术的伦理学维度，在中国和西方都有着久远的历史。在中国可以上溯到孔子有关“兴于诗”、“诗可以兴”的思想中，这反映了孔子对诗歌的兴起作用和人伦和睦作用的认识和张扬。在西方，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在《理想国》第10卷中提出将诗人和画家都逐出“理想国”的著名主张。这个主张从表面看，实在是对诗歌及绘画的力量采取了坚决的否定态度：“因为像画家一样，诗人的创作是真实性很低的；因为像画家一样，他的创作是和心灵的低贱部分打交道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拒绝让诗人进入治理良好的城邦。”但实际上，这种表面的否定态度，假如把其本身的推理角度倒过来看，就很有意思了：柏拉图认定诗人和画家及其作品确实拥有特殊的力量，但这力量却是“恶”的力量：“因为他的作用在于激励、培育和加强心灵的低贱部分，毁坏理性部分，就像在一个城邦里把政治权力交给坏人，让他们去危害好人一样。我们同样要说，模仿的诗人还在每个人的心灵里建立起一个恶的政治制度，通过制造一个远离真实的影像，通过讨好那个不能辨别大和小，把同一事物一会儿说大一会儿说小的无理性部分。”①这种对诗歌和绘画的恶的力量的承认态度，恰好从反面说明，柏拉图对艺术所具有的影响人伦风尚的力量其实有着高度清醒的认识。这给人们的反向启迪在于，假如艺术的作用可以反过来激励、培育和加强心灵的高级部分呢，那不正等于反过来承认艺术的感召力了吗？
艺术的美学维度，在今天尤其不陌生——它早已成为大量公众内心对艺术的一种近乎无意识的属性认定。在中国魏晋六朝和西方18世纪以来分别获得了高度的自觉。特别是地处欧洲的德国古典美学家如温克尔曼、康德、谢林、席勒、黑格尔等，自觉地复兴希腊传统，大力伸张“审美王国”及“审美教育”对文化与社会的巨大影响力，把艺术的美学维度挥洒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随着越来越加剧的全球化浪潮在清末经过日本中介而传入中国，引发了持续而久远的中国现代美。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相继伸张艺术的美学特性，把艺术与审美的内在关联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似乎艺术的其它维度都变得不重要乃至不合法了（例如“”结束后一度沉浸于“美学热”中的人们，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人文学科师生们）。
艺术的政治学维度，虽然并不发端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但却可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洞见为重要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希腊神话的永久魅力，以及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等作家的艺术影响力的深切洞悉，赋予艺术的政治学维度以积极的社会解放意义。其后的列宁、普列汉诺夫、葛兰西、卢卡奇、阿尔都塞、本雅明、阿多诺、杰姆逊等有关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艺术的社会作用等的认识，为把握艺术的政治学维度，提供了一整套富于阐释效力的概念与方法系统，从而在与西方20世纪语言论美学的持久较量中，成功地把艺术的政治学维度，提升到与艺术的伦理学维度和美学维度同等重要的高度，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同西方种种美学的较量中，具有一种不可忽视和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上面的伦理学维度、美学维度和政治学维度都是有关艺术的社会角色的把握途径，显示了艺术在社会中的多方面的和彼此不同的作用。其实，艺术的维度历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转变而转变的。艺术的哪种维度才是正确的，这不是一个真命题，而是一个无法证明的命题。关键的是两条：第一条是历代人们都承认艺术具有其它文化形态无法比拟和替代的特殊吸引力；第二条是人们总是为了特定的社会生活目的而巧妙地借挪艺术的吸引力。当全球化程度越来越剧烈，社会生活高风险程度愈加严峻，艺术被借挪来安抚社会生活的机率就越来越大。
如今，在原有维度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由文化软实力所把握的维度。如果说“实力”概念属于显性的权力维度，它突出的是国家力量的刚性征服；那么，“软实力”概念无疑可以被视为隐性的权力维度，它突出的则是文化的柔性力量。如此看，文化软实力所呈现的艺术新维度，不妨被暂且称作隐性权力维度。这样的话，有几个问题则是需要辨析的。
第一，艺术的隐性权力属性，意味着艺术具有着大而无形的国际竞争性。因为，伸张艺术的文化软实力，意味着寻求在全球化时代，赢得全球文化的主导权和主动权，是一场以富有兴味的符号（或象征）形式去赢得各国之间的实力较量。这种符号性的国家实力较量具有一种特殊性：它比拼的不再是显性权力维度所依赖的枪支、坦克、大炮、战机、航母等军事装备，而是向来被视为纯粹审美品质的艺术品——诗歌、小说、散文、电影、电视剧、绘画、雕塑、舞蹈、音乐等富有兴味的符号形式。而这种比拼要达到的目标不外乎两方面：一方面是尽力弱化乃至消解对象国的艺术及其文化对自身的吸引力（当然又同时需要吸纳对象国艺术及其文化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是尽力强化乃至尽情释放本国的艺术及其文化的吸引力，由此向外部世界树立中国文化的富于魅力的形象。
第二，在标举艺术的这种文化软实力时，一个潜在的拟想对象主要的是外国居民，其次才是本国居民。因为，只有当外国居民而非本国居民承认你的文化吸引力时，你的文化软实力才能获得有效的确证。当然，本国居民的承认也具有重要价值，因为这有利于树立本国居民在国际交往中的必要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只有当本国居民对自身文化充满自信与自觉时，该国的文化软实力才有可能释放出来。艺术的文化软实力较量，就意味着在不同国家的平民之间展开艺术较量，也就是作为平民的艺术家向外国平民传播本国艺术，由此间接地展现本国文化的吸引力。
第三，哪些艺术形态可以在国家文化软实力较量中扮演活跃角色呢？这里不妨从艺术的跨文化沟通角度，并根据艺术形态作用于外国居民的不同效果，提出一种观察：假如艺术可以划分为主导艺术、高雅艺术、通俗艺术和民间艺术等形态的话，那么，这四种艺术形态在面向外国居民实施传播时，往往可能呈现出不同的作用力面貌。首先，在外国居民中最容易产生沟通效果的可能是通俗艺术（或称通俗文化），例如电影、电视剧、流行音乐等。具体的作品如张艺谋执导的影片《英雄》，在北美取得了可能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电影的最高票房。其次易于沟通的艺术形态应当是在乡村代代传承的民间艺术（或称民间文化）了，如民间舞蹈、民间剪纸、秧歌等，它们可以向外国居民呈现富于本国传统风貌的东西。再次才是以文化人趣味为中心的高雅艺术（或称高雅文化），它由于特别致力于本国文化精英的个性化趣味和理想的表达，故相对而言所谓“文化折扣”较高，有时可能会一时难于为外国居民所理解。中国的汉语文学可能正属于这方面的一个恰当的例子，它是如此难于翻译成不减弱其原有魅力的外国语言，以致让中国人耗费如此漫长的等待才盼来中国籍作家莫言于去年首获诺贝尔文学奖。最后才是体现本国各阶层共有的主导价值观的主导艺术（或称主导文化），它由于特别贴近本国共有价值观的直接表达，故更难于在短时间内被外国居民迅速接受。例如，近年在国内获取高票房的主旋律影片代表作《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两片，就难于在国外取得高票房。
第四，艺术在被借挪作赢得文化主导权的工具时，应当遵循艺术规律而非军事规律。艺术的社会作用方式不是理性的强制，更不是身体的强迫，而是通过身体的不由自主的感动而引发的精神感召。对此，美学家曾经指出，艺术对人的感召往往要满足人的三种由表及里的“审美能力”，或者不如说要经历逐级上升的三重境界：第一是“悦耳悦目”，第二是“悦心悦意”，第三是“悦志悦神”。具体地看，“悦耳悦目”是指“人的耳目感到快乐”，看来属于“非常单纯的感官愉快”，但“积淀”社会性。“悦心悦意”则是指“通过耳目，愉快走向内心”的状态，是“审美经验最常见、最大量、最普遍的形态”，比“悦耳悦目”具有更“突出”的“精神性”和“社会性”。“悦志悦神”是指“人类所具有的最高等级的审美能力”，属于“在道德的基础上达到某种超道德的人生感性境界”。②这三个层次的区分诚然并不完备，但也能说明问题：艺术感召可以由外到内，由浅入深地进行，但主要地是通过无意识的或潜移默化的方式实现的，容不得强制方式的介入。
三、被借挪但不等于就是……
艺术是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条件下，被借挪作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工具，正由于如此，不应忘记艺术的这种借挪角色，更不能以这种借挪角色取代艺术的常规角色。也就是说，被借挪而产生的替代性角色，不应被等于常规性角色本身去对待。可以说，以上论及的艺术的伦理学维度、美学维度或政治学维度等都可以被视为艺术的常规角色（当然层次及功能各有不同），但艺术的隐性权力维度则不能不被视为艺术的非常规角色或进一步延伸角色。
这里不打算追溯艺术在其遥远的原始发生阶段及其漫长发展过程中的角色演变状况，而只是想从当前艺术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常规方式来简要地看。在当前常规条件下，艺术终究还是公民的文化生活方式之一。公民通过自由地接触艺术，虽然可以从中感发出伦理学、美学或政治学兴味，但从更基本的层面上说，可以促进自身的高素养文化心灵的养成。这种所谓高素养文化心灵的养成，既包括高素养的身体感觉的养成，也包括高素养的精神或心灵气质的养成，总之是高素养的完整的人的养成。至于被借挪作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工具，那不过是艺术在当今时代所需要发挥的诸多非常规角色或延伸角色之一。
因此，当前迫切需要做的一项工作在于，妥善处理艺术的常规角色与借挪后产生的非常规角色或延伸角色之间的关系。在当前社会生活中，艺术首要地应扮演其常规角色，服务于公民的高素养文化心灵的陶冶或濡染；其次才是扮演借挪来的延伸角色，服务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进一步说，艺术在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满足国内公民的文化生活需要，服务于其高素养文化心灵的养成。而在此过程中，艺术也不妨同时被借挪作增强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工具。假如当前艺术创作总是首要地和直接地被视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增强或提升的工具，那结果可想而知：既必然地丧失国内公众，也必然地被国外观众拒之门外，落得两面不讨好的结局。
注释：
①[古希腊]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04页。
②李泽厚：《美学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54-171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项目批准号：07&ZD03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文化产业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