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女德的受迫者——童养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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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人道主义的关怀下，中国现当代作家对“童养媳”现象的关注，使其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母题。不同时代的作家不约而同地对“童养媳”习俗的批判，对“童养媳”命运的关注，让我们从这一民俗中透视出旧社会“人”的思想之落后，精神之麻木，对生命之蔑视。让我们了然了瓦解类似于此类习俗的急迫性，拯救女性于痛苦的深渊。

关键词：童养媳；民俗；女德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1-0092-01

一、民俗现象：童养媳

童养媳是我国旧社会中普通存在的一种社会习俗现象，由来已久。“养媳制大约起于宋元，但在周代的媵嫁制中已能约略看到后世童养媳的影子。自元代以后养媳制已经相当普遍，元律甚至还规定不能将未成婚的童养媳转配给家奴”直至民国初年，童养媳仍然普遍存在。随着法制的干预，此风虽然有所改善，但在一些偏远地区仍不乏例外。在父母包办婚姻的体制下，男方在儿子很小的时候就领养一个媳妇，等长大后再圆房，即所谓童养媳。童养媳，是男尊女卑观念的产物，它在中国旧社会中历史之久，扎根之深，对女性迫害之大是我们这些今天处于物质、精神、法制文化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中的子民所无法体会的！

“童养媳”在不断地承续，童养媳的命运，终难得完满。对童养媳这一社会习俗及其命运的关注，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文学母题。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有很多关怀“童养媳”的作品。如鲁迅的《祝福》、萧红的《呼兰河传》、沈从文的《一个女人》《萧萧》、王安忆的《小鲍庄》等等。不同时代的作家不约而同地对“童养媳”习俗的批判，对“童养媳”命运的关注，激促我试图探讨此类女性悲惨命运的根源。

二、“童养媳”悲惨命运探源

作为封建婚姻制度、封建习俗的牺牲者——童养媳，她们的命运鲜有一个完满的结局。那么她们的悲惨命运又该从何说起呢？

（一）民俗的迫害

“民俗”所涵盖的内容极为广泛，概而言之，就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这种民间民俗生活文化称之为民俗文化。民俗文化留存形态一般包括三种形式：“一是在民众中已经消亡，只存在于文献资料之中的民俗；二是已基本消失，但仍活在人们记忆中的民俗，或者在当下人们的生活中偶有显现，正在淡出日常生活的民俗； 三是当下广大民众传承、享用的活态民俗。”对于民俗我们同样应该辩证的看待和传承。虽然在今天的中国各地，争先发扬自己的民俗文化，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巨大推动力，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对于那些如“童养媳”样的泯灭人性的封建习俗，我们不得不判而毁之。

童养媳的悲剧命运首先是这一习俗内在本质所规约的必然结果。在文章开头就以提到童养媳女性是在幼年时期就被父母卖到“夫方”,或者是由男方领养的。待到“长大”，男方择日圆房。蕴藏在这一习俗背后的是对女性生命，权力的蔑视。男尊女卑的观念下，女孩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就是一个“赔钱货”，选择将女儿送或卖给人家做童养媳，不仅省了抚养的义务，更是给贫困的家庭缓解了生存压力，甚者，还能从中赚一笔，改善家庭经济状况。

在众多童养媳题材的作品中，童养媳似乎在遵循着同一个生命轨迹：在婆家做牛做马，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萧红《呼兰河传》中的团圆媳妇“不是什么媳妇，是个小姑娘”，12岁，到了婆家后，天天牵马到井边上饮水，没过几天就听见了哭声，自此也就没有间断过……婆婆“越打越厉害，不分昼夜的打”。然后就跳起了大神，一个“怪好的”姑娘就成了众人口中被鬼附了身的“小灵花”；沈从文笔下的三翠（《一个女人》），成天做事，做一个媳妇应该做的所有事体，做到应该睡觉的时候；12岁萧萧（《萧萧》）嫁到婆家，她的义务就是照料着年纪不到3岁的“小丈夫”；王安忆笔下的小翠子又何尝过过安生日子呢？她们一个被活活烫死；一个独守着“希望”计算下一个轮回；一个差点遭遇“沉谭”的酷刑；只有小翠子勇敢的反抗“屈辱”，追求爱情，但又何其的艰难！童养媳的悲惨境遇，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

难道是她们的父母不明白自己的骨肉过着寄人篱下的非人生活吗？不，只是集体无意识罢了！在20世纪初，“人性解放”的思想启蒙下，“新思想要求他们注意社会问题, 同情于‘被损害与被侮辱者’”。“童养媳”的悲苦生活、凄惨命运走入作家的创作视阈, 成为文学作品描写的客体也就成为客观必然。

（二）女德的迫害

在中国封建的“伦常”关系中，女性地位是最低下的。她们一出生，就必定束进“伦常”的牢笼，被视作孕儿的工具，交换的物拾。她们作为人所应有的人性的、情感的需求都被忽略。在封建社会中，女性和儿童同属于社会的最底层，作为既是女性又是儿童的“童养媳”，她们的境遇自是不言而喻的。

“童养媳”的悲剧命运，另一方面是来自“女德”的迫害。呈现在童养媳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最显性的矛盾恐怕莫过于“婆媳冲突”了。祥林嫂（鲁迅《祝福》）在丈夫死后，逃到鲁镇做了佣人，却最终没有逃脱婆婆的魔爪。她存在主人家的工钱，一千七百五十文，一文未用，全部交给了婆婆。残忍的是婆婆将她绑架回乡，并不是“人手不够”，而是别有用心。婆婆将媳妇卖给了别人，为的是得些彩礼钱，给小叔子办婚事。祥林嫂的命运里又被暗暗地种下的一颗悲剧的种子。团圆媳妇（萧红《呼兰河传》）因为初次到婆婆家来，一点不害羞，吃了三大碗饭，从此被扣上了“没有媳妇像”的罪名。作为婆婆“为了她好”，教训教训她，久打成疾，疾而后终。

“婆媳关系”是一个亘延千古的话题。在封建父权制家庭中，男性应该处于金字塔的顶端。而在“童养媳”的家庭结构中，公媳由于“男女授受不亲”，丈夫又尚年幼，不知行驶自己的特权。管教儿媳的任务自然而然的落在了婆婆的身上，婆婆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罪恶的执行者，她们是童养媳最大的敌人和压迫者。这种管教的权力，渐渐约定俗成的成为了婆婆的义务。

另外，还有对于女性单方面节烈的要求。这也是很多童养媳悲剧命运的一个源头。鲁迅曾以嘲讽的口吻述说了所谓“节烈”的内容：“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得愈好。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来污辱她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他便烈的愈好，倘若不及抵御，竟受了污辱，然后自戕，便免不了议论”这种要求女性单方面节烈的道德要求，便是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的卑鄙之处。

“一切合乎道德的东西未必都是合乎人道的东西”，在这种畸形的婚姻体制下，在这种道德形式的规范下，这种“禁欲”更是“压抑人性”。若越“雷池”一步，便会遭受酷刑。十二岁的萧萧嫁给了不到3岁的丈夫，最后没能抵挡住诱惑，和花狗大有了私情并怀孕。她的命运或沉谭或发卖。花狗大只是一走了之，无人追究。虽然族中人选择“发卖”作为她的惩罚，幸免于“沉谭”，终因无人来买，又产下一子，而得以幸存，仅从当时对于不守的女性惩罚的手段上，便能感受到封建伦理道德对于女性戕害之深。

三、拯救“弱者”

20年代初期，作家们将视线投向“童养媳”现象，并经过历史的积淀，凝练为文学的一个母题，这离不开大的时代背景，也与作家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他们深谙农村女性的悲苦。

文学不仅要找出病源还要开出药方。随着历史变迁，时代更迭， “童养媳”们的主体意识在逐渐觉醒，并发起反抗。王安忆的《小鲍庄》中的小翠子本被默认为大儿子建设子的媳妇，但阴差阳错，小翠子却爱上了文化子。意识到家里在替她和建设子张罗婚事的时候，她毅然地离“家”出走，自力更生。但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文化子的爱慕。她是一个有主见的姑娘，有着她自己的小算盘，等建设子娶到媳妇了，她才“回家”，回来和文化子在一起。小翠子完成了向“童养媳”婚姻所发起的反抗。

这一系列以“童养媳”为题材的作品，蕴含着作家们给予的人道主义的关怀。这类作品以审丑作为审美取向，不仅是对这一封建民俗的批判，更是让我们从这一民俗中透视出旧社会“人”的思想之落后，精神之麻木，对生命之蔑视。让我们了然了瓦解类似于此类习俗的急迫性，拯救女性于痛苦的深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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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铁梁编.北京民俗文化普查与研究手册[M].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7.

[3]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J].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7.

[4]鲁迅.鲁迅经典全集·我之节烈观[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288-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