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差异化财政货币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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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各国政府大力扶持和投资刺激下，全球经济逐渐回升，与此同时，处在弱势情况下的政府却陷入了债务危机。不难断言，技巧只能帮助我们渡过一时难关，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发达国家的人们在享受福利和幸福的自由时，是否想到过“只出不进”的日子总有一天会出事的。上帝给了每个人均等的机会，世界上的公式总会趋向平衡，我们在追求收益的同时，是否想到公式的另一端的付出呢?现在世界各国需要的是以实体经济的实际产出来支持化解虚拟经济的泡沫，而不是继续依靠虚拟经济的泡沫来引导。但目前遇到的问题是政策的初衷被一再改写，货币政策刺激下的投资依然在走向过热的虚拟经济，资金依然在撤出过冷的实体经济。

这次金融危机给我国造成了流动性过剩和实体投资不足的矛盾。在难以预料的未来和严峻的经济形势下，投资者难以抉择是否投资短期内难以产出效益的实体经济，索性选择快进快出的投机市场。结果，国家货币政策调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不该热的更热，不该冷的更冷，这个问题在央行朱民行长的演讲和郎咸平教授的演讲中得到了一致认可。如何解决这个两难问题，郎教授说不知道，那是政府的事情。

其实，统一的政策确实难以解决这个难题，最现实的办法就是实行差异化的货币政策，利用金融资产价格――利息来调整。如对投资于实体经济的资产实行免税和贴息政策；对投资于虚拟经济的资产实行高税收政策；长期资本投资在3、5年的免税；实体经济投资政策激励等等。在我国，大型国企和政府多投资于需要大产能大资本的行业和公用事业，而最能拉动就业的中小投资和服务行业依然显得投资不足，可以说，目前分散在广大城镇的小厂小店是最佳的投资选择。但在中国巨大的收入差距下，低收入阶层无钱消费投资，中等收入阶层选择买房买车的消费，高收入阶层却又不敢投资实体。大的产业投不起，而小的产业又太冷、风险太大，于是投资者只有选择投资虚拟资产。如果调高这些高收入阶层的现金持有和遗产等税收，激励信托投资或直接间接投资符合国家政策扶持的中小企业，加之政府实施全方位支持和引导中小实体和服务业的投资政策，以自己的信誉和服务型的市场开拓、优惠政策、技术指导、销售整合来引导广大中小城镇的就业和富裕，那么，中国不仅能实现危机的真正化解，而且社会矛盾、收入差距及经济结构调整等问题也就解决了，国家强盛的基础也会建立起来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投资于实体经济的产出是需要消费来拉动，但是各国疲软的经济以及气候问题形成新的贸易壁垒――碳排放，已经使得各国自顾不暇，出口的拉动已经十分有限甚至倒退，只有寄希望于国民的消费，而越是困难时期，中国传统勤俭节约的儒家文化形成的理念就越为未来着想，在情况难以琢磨的情况下，是现在消费还是未来消费，人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最保险的储蓄。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出现了国家财富与普通民众收入增长的不同步，即国富于民，这为我们的经济调整留下了空间。巨额的国家财政收入在无声无息地贬值，老百姓却难以大方地消费，都要为自己的医疗养老、孩子教育、买车买房拼命储蓄。因此，需要在国家财富和民众消费之间架起一座桥梁，那就是借鉴国际和国内部分城市的成功经验：国家将巨额的财富和国企利润的20％实行养老保险改革，大约20％以消费券的形式按地区分发国人，并规定其只能用于消费，而不能参与交易、虚拟资产投资和储蓄等经济行为。此外，还要引导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习惯，培养消费爱好，鼓励用于提升民众能力的消费和提升效率技能的资产购置；对消费实行部分退税和信贷贴息，引导农民购买小型生产加工设备资产、农用机具、节能产品、电脑书籍等。同时，地方政府应以信息、技术、政策、市场、金融等服务引导当地众多乡镇建立小厂小店，增加服务行业的投资引导，促进就业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凭借政府信用和担保，可以促进当地信誉好的领头人创业，促使小厂小店遍地开花，实现再一次中国经济发展的农村包围城市。

另外，政府要做好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经营和采购储备。美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下会出现一些问题，如美元会继续贬值，而在世界各国保护性博弈中，美元的抗争势必会导致大宗商品的价格的巨幅波动，且呈现总体上涨趋势。此时，国家应动用巨额的外汇储备，大量购买国家大宗商品储备，收购资源性上游产业，收购国际上处于暂时困难的技术服务企业，同时在国内投资下游实体经济和服务性行业，加快技术更新和产业换代升级。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大幅增加普通民众的工资收入。这一办法有一举三得之功：其一，可以减缓现在处于严重警戒线之上的贫富差距；其二，可以缓解投资压力，解决民间投资不足的问题；其三，可以解决消费资金不足的问题，增强消费者的信心。解决广大普通百姓想消费却没有能力消费的难题，带来的可能是物价上涨，但只要国家控制物价上涨水平不要超过工资上涨水平，就基本达到了初始目的。

国家在资金平衡方面，一定要加大环境保护和不可再生资源的税收，实现环境成本非外部化，这样就可以通过收费方式实现政府处理污染，而不是企业自我治理。目前靠企业自愿加大投入处理污染的治理办法往往造成污染企业为实现利益最大化而贿赂官员或者私自排放污染物，这无疑是在拿全民的健康和子孙后代的前途作赌注。在这里，企业自我治理的制度设计已经完全违背了现阶段企业和大部分人的精神境界和认知水平，违背了企业追求利益的初衷，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因此，我们可以学习日本治理地沟油和管理学的分粥原理，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来解决问题。国家可以采取定额收费，污染物全部归政府收集处理。同时，从法律和税费上对污染环境、危害民众的企业加大处罚力度，增加污染企业的违法成本。比如一旦有企业大肆排放污染物，政府就可以向其征收永久性的高税收率。另外，对这种处理污染和环境保护的亏损性的公众事务一定要以政府投入为主。如果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企业来投入亏损性的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那么环境永远没有干净的一天，三聚氰胺永远会在奶粉里，中国的稀土和宝石一定会按照垃圾的价格出售。这些问题的解决核心就是政府收费、政府投资为主来解决乱排乱放、滥砍滥发的环境问题。因此，一方面要通过加大资源和环境产品收费方式来实现自愿的节约和产业结构调整，让不符合产业方向的企业无利可图；另外一方面，对不可再生的资源加大税收、矿费税收以及资源管理，为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留下一些基础。目前亟待解决的是，国有矿产资源“断子绝孙式”的采掘方式和“白送式”的资源管理收费模式。对此，可以借鉴国际上对外国公司开采资源性产品的管理办法，通过政府委托国有行业公司进行生产计划，运营管理，产量限制，利润因子、旷费和分红等组合税收，将其利润调节在一个15％的合理范围。

借助全球低碳经济的发展大势，设计适合新环境政策低碳经济激励政策和产业导向。美国金融危机以后，按奥巴马的话说，美国不能继续依靠“金融巫术”来维持美国经济的发展和美国人民的生活了。美国要调整进入到一种新的发展方向，那么这个新的发展方向就是现在所宣传的低碳经济的发展，是新能源、智能电网和生物技术这些东西在成为美国的新的产业选择和战略选择，是以美国为主导的气候峰会、碳交易、碳排放等引导全球在向低碳经济发展，建立碳排放“限量及交易”机制，内部化碳排放肯定有极大的负面性。从具体的效率标准来看，并不是“帕累托最优”，而是“卡尔多一希克斯补偿原则”意义上的效率标准。按照这一效率标准，在社会的资源配置过程中，只要那些从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获得利益的人所增加的利益足以补偿(并不要求实际补偿)在这一过程中受到损失的人的利益，那么，这种资源配置就是有效率的。如果按照我国以前的制度设计，低碳经济只能是一种闪亮登场，大量投入，却收效甚微，最终面临草草收尾的结局。

我们的财政政策对刺激消费和实体经济增长面临窘境，虚拟经济过热，实体投入不足，资金流向不遂人愿，这是由于政策缺乏差异化和违规处罚太轻的缘故，制度设计一直违背经济社会的基本原则：违法成本一定要大于收益；公共利益成本非外部化。靠追求经济利益的企业或个人实体去自觉自愿处理增加成本的公益事务和社会责任，几乎是徒劳!所以一定要靠政府去处理环境污染和资源保护，实施违法企业的税收永久化惩罚措施而不是一次性罚款，加大资源税收，加大污染工程项目的收费，按照经济利益原则设计低碳经济的刺激政策，实现公益事务政府投资。

在政府投资这个猛药之后，应该借鉴中医的食疗温补的思想，虽然时间比较长，但是休养生息，立足长久。以前期的消费券引导，改变中国大多数收入较低人群的消费习惯，以切实感受来改变说服无效的尴尬局面；通过消费意识、民众富裕和幸福指数的提升，缓解收入差距和心理不平衡的矛盾；以持久健康的产业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同时增强民众信心和对未来的可靠预期，化解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