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妻呀,你是上天派来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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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换过肾的人在泰国举行的首届“亚洲器官移植受者运动会”上，面对强手如林的各国运动员，顽强拼搏，力挫群雄，终于获得了一银三铜的好成绩，填补了国内在该运动会上的多项空白，为祖国争得了荣誉。近日，记者独家专访了这位蒙山汉子，从他那里了解到奖牌后面有一个泣血滴泪、锥心刺骨、感天动地的真情故事。
天降横祸，妻子把我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
我叫尚连萍，今年43岁，是山东临沂市兰山区人，妻子马桂芳和我同岁，还有一儿一女都在上学。我之所以能够活到今天，并在亚运会上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完全归功于妻子马桂芳，是她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没有她，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们是1981年春天经人介绍认识的。当时，她在一家服装厂当工人，由于为人和善，人长得漂亮，是厂里有名的厂花。也许是冥冥中上帝早就安排好的，我们俩一见钟情，很快坠入了情网。因为我曾患过急性肾炎，所以她家里人对这门婚事不是怎么赞成，但她很有主见，我们通过两年多的相互了解，于1983年结了婚。婚后小日子过得其乐融融。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86年8月下旬的一天，我忽然感到四肢乏力。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干活累的，没多在意，但过了一两天后，我的脸和腿等部位忽然浮肿起来，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连忙到医院做了检查，原来是肾炎又犯了。
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住进了医院，由于住院费较贵，在病情得到控制后便回到了家中，边服药，边治疗。为了伺侯我，妻子辞掉了工作，还学会了煎药、打针、灌肠等很专业的医疗技术，并从此踏上了四处为我抓药的艰辛历程。
一次，妻子到安徽蒙城去为我抓药。当时，妻子到达蒙城时，已是傍晚，为了省下住宿费，一向胆小的妻子向药店的老板借了一床棉被，住在药店废弃的仓库里。由于又累又饿，妻子很快睡着了。夜里她忽然感到脸上、耳朵上、手上一阵阵疼痛，她一翻身，便听到有许多东西“扑通、扑通”地跳下床，她用手电筒一照，只见地上密密麻麻、黑压压的全是老鼠，大约有上百只。她用手摸了摸，发现耳朵、脸上全是血。原来，老鼠竟把她当成了一顿美餐。一向胆小的妻子吓得流着泪，浑身打哆嗦，抱着被一夜没合眼。
妻子从电视广告中得知吉林长春有一种新型中药后，又拿着七借八凑弄来的1万元钱，踏上了去长春的火车。由于太匆忙，忽视了两地的温差，忘记了带棉衣。到达长春时，正赶上下大雪。药店地处偏僻，妻子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边打听边摸索着向前走。吉林的冬天异常寒冷，滴水成冰，肆虐的寒风夹着漫天的大雪打在妻子单薄的身上，妻子冻得浑身发抖，嘴唇都发紫了，牙齿“咯咯”地打架。当她终于找到药店时,饥寒交加的她昏倒在地。当医生得知她是为丈夫抓药而冻成这样时，都非常感动，不但为她找来了御寒的棉衣，还以最优惠的价格卖给了她一个疗程的药。当妻子返回临沂下火车后，已是七八天的时间过去了。妻子边走边流泪，她心里最挂念的是这些药是否还用得上――也许我已不在人世了。当妻子揣着药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俩百感交集，抱头大哭。
从1986年到1992年6年多的时间里，妻子为了抓药先后到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十多个省、市，行程10万多公里，共花去药费10万余元。我们家中除了几间房子外，能卖的东西全卖了。
1992年8月，我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再次住进了医院。经医生检查，我的双肾已全部坏死，惟一的办法就是换肾。换肾需要10多万元的费用，而当时家中早已负债累累。再者，在等待肾源期间，每月要做两次以上的血液透析，每次输200毫升的血，接近1000元的钱。当时家中已债台高筑，每次看到妻子花那么多的钱我就心疼不已，直到有一天，我从妻子的一双旧鞋里发现了一大堆卖血的单子才知道，原来妻子每次为我做血透的钱，多数是她从另一家医院卖血挣的。
1993年11月的一天，医生告诉我妻子，等待已久的肾源马上就要来到了。听到这个消息后，妻子当着医生的面高兴地哭了。为了凑齐各方面的费用，妻子毅然将我们赖以栖身的房子卖了。从此，我们全家便寄宿到街道废弃的几间四面透风的民房里。也许是妻子的真情感动了苍天，我的手术非常成功。然而，就在我手术后的一个月，以前天天来医院探望我的妻子却忽然好几天没有来了，况且，我这几天右眼皮经常跳。于是，我便打电话让妻子来，妻子总推说家里有事忙。直到我说她再不来我就不服药时，她才来到了医院。只见她戴着一个大口罩，只露着两只眼睛。我让她把口罩拿下来，她怎么也不答应，看到我生气了，她才把口罩拿了下来，只见妻子的脸上到处是伤疤，还包扎着许多纱布。我惊呆了，忙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由于时时刻刻惦记着我，过马路时不小心被汽车撞了一下。听了妻子的叙述，我已泣不成声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紧紧地抱着妻子的腿叫了一声“妈妈”，妻子那大滴大滴的泪水洒到了我的脖子上，滚烫、滚烫……
为我康复，妻子每天都在透支生命
手术的成功，虽然使妻子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但更大的困难却再次摆在妻子面前。据专家讲，肾脏移植最关键的是术后服药，做完换肾手术，只是完成了整个过程的一半，要想存活，必须终生服药。在换完肾的第一年里，每天服用的药物要保证在250元以上，这样一年下来，费用至少也需七八万元。这些年来，为给我治病，家中的债务已多达10万余元，又到哪里去弄这笔钱呢？如果停止服药，那将是前功尽弃。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妻子咬紧牙关，再次用她那瘦弱的肩膀挑起了这副重担。
为了保证我的治疗，妻千辛万苦筹建了一个小工厂。妻子既是厂长，又是工人；既是购货员，又是销售员。不知疲倦地劳作，有时两三天不合眼。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妻子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妻子终于用自己的诚信和产品的质量打开了市场。到2000年，妻子用她这几年挣来的血汗钱不但保证了我的日常用药开支，还彻底还清了为我治病所欠的20多万元债务。
由于为我治病过多地透支生命，残酷的病魔已悄悄走近了善良的妻子。一天夜里，我正在休息，忽听到妻子房间里传来了阵阵咳嗽和呕吐声，妻子说没什么，只是这几天嗓子不好，大概是咽炎又犯了。当我从妻子的床底下找出来痰盂时，顿时惊呆了，只见里面有一块块鲜血。最后，在我的一再坚持下，妻子终于同意到医院进行检查。检查的结果更是令人吃惊，身体不足百斤的妻子竟患有关节炎、胃炎等十多种疾病，医生告诉我这都是由于劳累过度造成的。望着妻子那消瘦的身体，我的泪水再次夺眶而出。
奖牌后面，是妻子欣慰的笑容
我的肾移植虽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我心里却很消极，总觉得欠妻子的太多太多。特别是出院后，妻子在经济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又严格按照医院的要求，为我装修了封闭式标准房。在我刚出院的上半年里，大小便都在屋里，妻子在搞好工厂的同时，每天还要像伺侯自己的孩子一样为我端屎端尿，从没有半句怨言。康复后，我虽然能够自由活动了，但由于受身体条件的限制，还是不能为妻子分担工作的辛劳，每当看到妻子那疲惫的身影，我的心就在流血，总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善解人意的妻子看透了我的心理，便劝我多参加体育锻炼，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病人，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正常的人，参加各类社会交往。
1997年11月的一天，我到济南参加了全省肾友联谊会，该联谊会的会员全是肾移植受者。会上，病友赵芳老师介绍了她去澳大利亚参加世界器官移植受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情景，引起了我心灵深处极大的震动。她说该运动会以“展示现代医学的巨大成就，帮助移植人群重返社会”为宗旨，参加这个运动会的运动员都是心脏、骨髓、胰腺、肾脏等移植受者，并已成功地举办了12届，世界上有影响的国家都派出了代表团。
听了赵芳的介绍，我心里既激动又心酸。当我回到家中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妻子，妻子买来了哑铃、双杠、单杠、篮球等体育器材。为了强化训练，妻子还专门到体校聘请了专业教练来辅导我，并帮助我制订了周密的训练计划。我经过5年多的艰苦努力，短跑、跳远、羽毛球单双打等体育项目都有了很大进步，我感到有能力参加这个特殊的运动会了。
2002年11月2日，对于我来说是个终生难忘的日子。我以一名中国器官移植受者运动员的身份参加了在泰国第二大城市清迈举行的首届“亚洲器官移植受者运动会”，并取得了4×400米接力赛银牌、跳远铜牌、羽毛球单双打铜牌的“一银三铜”的好成绩。当我站在领奖台上，看到五星红旗在异国的体育场上空冉冉升起，整个运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之时，我激动得流下了幸福的泪水，我仿佛看到了远隔千山万水的妻子正向我微笑。
2003年7月，我又参加了在法国南希举办的第14届世界器官移植受者奥运会，取得了400米短跑第5名、5公里竞走第6名、跳远第7名的好成绩。
2004年6月，我再次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中国首届器官移植受者运动会，取得了800米短跑第3名，100米短跑第7名的好成绩。
2006年2月，我投入紧张的备战，进一步加大了训练强度，准备迎接下一届“世界器官移植受者奥林匹克运动会”，争取以更优异的成绩为国争光，回报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