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顺:“高龄青年”养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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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潜能是大可深挖的，当你要说太晚了的时候，你一定要谨慎，它可能是你退却的借口。”王德顺把这段话郑重地写过好几遍。

一

1996年的新年伊始，王德顺换了一个新的日记本。这一年对他来说是个重要年头，因为他将要迎来60岁的生日，通常意义上的晚年的开始。在日记本的扉页，他写了一篇给“一九九六先生”的信：“我并不盼望你的到来……它象征着我的成熟，也预告了我的衰老。好在我并不服老。”在北京已经当了11年“北漂”的王德顺和妻子赵爱娟以及一双儿女那时候总算已经过上了基本安定并相对富足的生活：他们买了房子，女儿王遒找了工作；王德顺的生活开始变得闲适了一些，偶尔接一些影视剧作品。

80岁还不服老的王德顺一下子红透了网络，许多人到他的微博下面留言叫他“爷爷”，管他叫“高龄青年”，称他是自己的偶像。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国际时装周上，他客串了一场时装秀，他穿着东北大棉裤、裸着上身在T台上虎虎生威的照片在网上流传开来，近80岁还能保持的好身材以及神情和气场令众多网友折服。

时装秀之后，王德顺接到无数采访要求和谈合作事宜的电话。老伴赵爱娟怕生活受打扰，给他下了命令：不许接受采访。于是他偷偷把采访约在平时常去的健身中心，穿着黑色背心和白短裤，从健身器械下来以后大汗淋漓，说起自己“违抗”老伴意志跑出来，脸上带着一点儿狡黠顽皮的神情。虽然人们对他如今的生活现状无比好奇，但王德顺最愿意和人分享、聊起来最眉目生动的话题，不是现在如何，却是哑剧和活雕塑表演。

这两个他最看重的艺术成就，带给他的名气都不如这一次意外走红来得大，王德顺也知道，这是时代变化了。作为一个一直“思想超前”的老头儿，他从来没有停止接触新鲜事物，一点点触摸和适应这个改变了的时代：他学着用微信来进行日常的工作联系，尽管有时候他要很长时间去找到键盘上自己想要的符号；微博上给他的留言，他会认真地回复。他衣着时尚地去拍大片，为了电影角色的需要还学会骑年轻人的摩托车。“别看他在家逗孙女的时候就是个普通爷爷，一出门就可帅了。我的朋友们都羡慕我，你怎么有这么一个比年轻人还酷还年轻的爸爸呢？”女儿王遒说。不过在“高龄青年”的心里，还是藏了许多与当下有距离、他最为珍视的东西。

二

1970年从沈阳复员到长春时，王德顺满心里想的全是自己“一定要翻身”。从1960年起，他在抗敌话剧团演了10年话剧，那里“地位高，所有的一切都被安排得好好的”，然而这一切却因为“”中“站错队”一下子失去了。

入伍之前，王德顺先是在沈阳电车公司当售票员，后来又去沈阳军工厂当工人，但总是不安分，想着组织业余演出队。那时候沈阳工人文化宫上课不要钱，他把话剧班、舞蹈班、声乐班、朗诵班报了个遍，为自己“打基础”，1958年去考辽宁广播电台，业余演广播剧。再后来他就去话剧院敲门了：“人家问谁介绍你来的，我说没人，我看到门口的牌子我就进来了，想考到你们这儿当学员。他们就去找了几个老演员来给我考试，我做了些小品。”王德顺现在还记得考官里好几个他都认得，贾六、田丹，这些军区的老演员当时常常活跃在银幕上，让他很羡慕。没几天，军工厂的领导来找王德顺，让他去军区话剧团报道。24岁的王德顺就参了军，当了文艺兵。

“我一入行就觉得很对，没有经过特别痛苦的学习过程。”王德顺一开始在学员队，另一队是老演员，因为缺人，他很快就从学员队里被抽出来和老演员演戏，在剧团里过了相当快活的10年，即便后来去了长春话剧院，他的表演能力也展露得很快。孙休兰和王德顺同龄，从中戏毕业后分配到长春话剧院，她是科班出身，王德顺就常找她给自己说戏。

70年代话剧演出很多，常常一天两三场话剧。那时候粮食凭票供应，孙休兰看王德顺高个子，瘦得“那么可怜”，有时就把自己的牛肉票匀出来给他。剧院领导还专门开会，说王德顺演戏太辛苦，要给他补充营养，商量了半天给他买了一瓶可可粉。王德顺记得自己当时简直受宠若惊。

但王德顺还是倒下了，1979到1980年他生了大病。王德顺把这“归咎”于他学习当时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太用心。“这种体系要你表演时特别认真，要以特别真诚的情感去演戏，必须动真情。”一出叫《万水千山》的话剧，王德顺演教导员李有国。“按照剧本的设定，我要说一通类似‘革命走到了非常艰难的时候，同志们，我们要努力’的台词。说完这段话李有国就昏倒了，大家就喊‘教导员，教导员！’喊三声，我就应该醒了。然后大伙儿搀扶着我，往前走两步，我再喊一声：‘让革命骑着马前进！’然后大幕就关了。”可王德顺没想到，自己真的激动得昏倒了。“大家叫了几声我也不醒，一个演员背过身‘啪’给我一个嘴巴：‘王德顺，该你说话了！’我才醒了。”这个过程在几十年后王德顺的口中像一桩有趣的轶事，但那时候相当严肃：“李有国这个人物处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他是非常沉痛、非常忧虑的，我那时候要体会人物的情感，就会让自己去回想我生活中那些艰难的、苦难的时候，让我自己的情绪也变成那样。”

谢幕之后王德顺特别兴奋。“我觉得斯坦尼体系在我身上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演昏倒我真的昏过去，于是高兴得了不得。晚上骑着自行车回家，正好走到医院门口，我又觉得要昏倒，赶紧把自行车停好，然后就‘哐’地摔到很厚的雪地里面去了。”医生告诉王德顺，他是得了植物神经紊乱，以及窦性心律不齐的心脏病，不能够再这么投入动感情地演戏了，再演下去要成神经病了。

王德顺开始琢磨着要锻炼自己的身体了。他以前总是不停地开会、演出，并没有注意过自己的形体锻炼，但是要演哑剧，必须得有一个健美的形体，才能够被人欣赏。王德顺的形体有天然的好底子。

1979年他陪着女儿王遒去北京考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为了支付庞大的开销，需要赚钱，于是去美院当人体模特，但那时候他并没有多少肌肉。孙休兰觉得王德顺“是个笨人”，可贵处不在天生条件，在于肯下功夫。四五十岁了开始咬着牙锻炼，慢慢地练出了肌肉，压腿也行了，而且还常去聋哑学校，教学生的时候也观察他们，学习他们的神情动作。

1983年，王德顺在丁扬忠的邀请下去中戏参加了国际布莱希特研讨会，在会上表演了他自己创作的第一部哑剧《人与蛇》，取材于农夫与蛇的故事，既演农夫又演蛇。他想得很清楚，“哑剧不能两个人演，这样比画观众会着急，一个人演就不用说话，用虚幻来表现没有的东西”。十几分钟的表演引起了德国大使馆的注意，邀请他去德国参加哑剧节。这成了王德顺编演哑剧的动力，也成了走出长春的契机。1985年，和夫人赵爱娟编排好《暮年》、《生命》、《死神》、《等》、《囚》、《梦》、《杀鸡取卵》等十几个哑剧节目后，王德顺带着全家人来到了北京。“我觉得哑剧在长春不会有观众，我们只能去文化的中心演。”这一年，王德顺49岁了。他把对戏剧情感的投入转移到形体动作上，但他同时又投入了更多：有保障的工作、舒适的住所、安稳的生活，然后不可避免去面对北漂过程中要经历的情感的大悲大喜、大起大落。

三

王德顺和家人组成了一个家庭剧团，赵爱娟帮他编戏和排戏，女儿帮他钢琴伴奏，儿子帮他报幕和打灯光。一开始没有剧院的演出机会，主要演出场所就是高校，想着“高校里学生有文化，更能接受哑剧这种形式”。那时北京有50多所高校，他们用一年的时间演了个遍。“都是我妈妈上门主动去找他们，团委或者学生会，跟人家说这里有一台哑剧你们看不看，很便宜的。”王遒说，“有几次演出没有正式的场地，放在食堂里就着饭味儿演，可是学生的反响都特别好。慢慢地就有学校主动联系我们了。到了第二年新生入学了，又去演一遍。”

十几个哑剧组合下来大约是两小时左右的表演，报酬往往是一两百元。当时在北京租房子非法，又没有多余的钱住旅馆，王德顺一家只好借住在朋友家，经常在几个地方搬来搬去，西单、虎坊桥、煤渣胡同、大雅宝胡同、宣外大街……有时候一年之内会搬八九次家。

中戏的院长徐小忠看他们辛苦，也曾提供中戏的招待所给他们住，什么时候有钱了再还钱。一个房间四张床，10块钱一天，在当时算下来也是不小的开销。王遒不觉得父母为此特别灰心难过，她说：“一直觉得老两口精力都比较旺盛，事儿做得不顺，但心态很好。偶尔看到一两次我爸发愁，比如回来没房子住，走在天桥上他会耷拉着头，这时候我妈就该说了，喝粥去吧，不是手里还有20块钱嘛。”那时候的惶惑、沮丧或者怀疑，都被王德顺在儿女面前藏起来，写在他的日记里――怎样焦虑演出没有落实，看到街头卖艺乞讨的人又是如何触动，搬进去不到5天的房子人家又要收回，他又是如何难过，“再也没有睡眠了”。

1987年王德顺一家到联邦德国参加哑剧节。经历了出发前的种种限制、困难，转机时丢失行李后又找回的虚惊，他的演出终于顺利进行。

创作完哑剧王德顺和妻子才意识到，他们的哑剧全都是悲伤的主题。

编哑剧时，王德顺和赵爱娟几乎是没有任何商量地写了那些主题，“就像从心里流出来的”。但他没消沉过。离开后，王德顺回去过好几次，去跟过去的同事朋友“炫耀”：他的女儿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夫人去了中戏进修，他们去了德国演出。“炫耀不是要气人家，是要告诉人家我怎么活过来的。这种炫耀就是给自己前进的动力和生活的勇气，我觉得我身上充满这种动力，往前走。”刚复员不久的时候，王德顺有一次在车站碰到了几个同事，他当时穿着一身油污的工人衣装。“他们用鄙视的眼神看着我。我当时就想，这个眼神我得记住多少年啊。”他说。

四

其实王德顺搞活雕塑，一方面是看了罗丹雕塑展的启发，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开始觉得自己体力上演哑剧有点困难了。演《死神》的时候，他正面演人，背面演鬼，死神作揖时他要把双手背到身后去合十，常常扯得两臂酸疼。有的动作他更是难以完成。“比如《杀鸡取卵》中要表现鸡的垂死挣扎，我躺在地上四脚朝天，要用后背的力量把自己弹起来，这非常难，到后来就不太行了。”

一开始活雕塑的演出相当成功，彩排的时候记者和观众挤得水泄不通，急得赵爱娟用东北话维持秩序：“乡亲们哪乡亲们……”让王德顺乐不可支。首演得到了戏剧评论家童道明等的认可，让王德顺也充满信心。但很快就有报道出来，说王德顺在搞“艺术”，虽然没有彻底封杀，但表演机会从此寥寥。这对王德顺是个很大的打击。“活雕塑之后他差不多歇了两年，然后我开始慢慢劝他接演一些影视剧的角色。”王遒说。王德顺的家庭艺术团终于还是解了体，王遒开始去凤凰卫视上班，“终究是要回到现实的生活中来”。演起影视剧，王德顺觉得已经太简单了。晚年的他比以前更游刃有余、得心应手，只不过比起孙休兰做饭养花的闲适，他还是要活得“不安分”许多。

晚年的王德顺每天游泳、健身，还和女儿去滑冰，生活得从容起来。但心里的一件大事儿始终没落实：二三十年前他就想出一本关于形体语言艺术的书，但是出版社不给他出，嫌照片上的他2011年，王德顺打电话到人民美术出版社，正好胡晓航接了电话。“我想大概是可以的，约了一个时间让他拿过来看看。一见面我就被他吸引了。”胡晓航说。其实在确定书的内容到底如何之前，倒是王德顺本人的吸引力让她动了做这本书的念头。“我想他本人这么有吸引力，状态这么好，背后的付出一定是很多的。”

王德顺把自己的书当作一本教材，他理想中的读者是美术专业、表演专业的学生，跟自己的个人经历没什么关系。但是胡晓航觉得，人们对王德顺最感兴趣的，恐怕还是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的状态和生活故事。这之间的偏差她一直没有想好怎么处理，因此直到现在书还没有出版。“我知道他很着急，但是他一直都说没关系，不给我任何压力。”胡晓航说，“这让我很感动。我觉得在经过许多事之后，他变得更平和了，这是我现在接触的他与在日记中读到的他感觉不一样的地方。但那股劲儿，一直都在。”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