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火炮助后金入主中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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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在内外交困的情势下，徐光启等开明之士主张从澳门募兵购炮以对抗后金之侵扰。崇祯三年，葡国统领公沙的西劳率铳师队伍抵京，负责练兵教炮，颇有成效。为推进军事改革，徐光启派员再赴澳门募兵数百，但因卢兆龙等人的强烈反对而未果。崇祯四年，孔有德发动吴桥兵变，并率受葡国铳师训练之部队携西洋火炮降金，致使后金军事实力大幅提升，成为其攻城掠地、入主中原的关键之一。
——董少新、黄一农：《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
一百年前的民变
通常情况下，清政府社会控制机制的正常运转需要依靠绅士的辅佐，绅士充当了地方官府与民众之间调停人的角色。然而，当绅士本身的利益得不到满足甚至受到损害时，绅士阶层就可能与官府发生直接冲突和对抗。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矛盾是一个典型例证。在长沙抢米风潮中，由于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绅士不但不能辅助官府，反而利用饥民情绪与官府对抗，致使官府应对乖方，无法控制事态发展……由于官绅矛盾激化，官绅关系产生裂痕，传统社会控制机制运转失灵，从而根本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使其迅速走向覆亡之路。
——李细珠：《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
读书人为何参加“革命”？
二十世纪的中国可以说是个“革命的时代”，包括上层知识菁英在内的很多读书人都曾长期向往革命。中国革命的思想资源多从外来，故任何类型的革命都伴随着观念上的吐故纳新，往往超出政治范围，而延伸到文化层面。不少读书人也憧憬着一个超越于政治革命之上、可分割的广义“大革命”，其破坏性被压缩到最小，而创建性则被想象到最大。在思想上，“革命”始终是一个有争议并处于交锋中的理念；在行动中，各政治势力和个人“以革命的名义”相互角逐也渐成日常现象。这些围绕“革命”的竞争凸显出其有力的正当性。对很多人而言，革命已从不得不行的解除痛苦的被迫手段转变为主动寻求美好未来的正面努力。
——罗志田：台湾《新史学》 第18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