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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质明致刘澍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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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澍先生:

你好!你能热衷而持久地写出电影界的一些人士,来沟通影人与观众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共识,这是很有益的一件事情。

长期以来,我一直反对那种将电影人或电影制作说得极端神秘或深不可测,这样使一部分人感到越来越神秘,使观众越来越糊涂,而又会使另外一部分观众越来越反感,对电影人,或者对电影、电视越来越有种距离感。我有时想奉劝那些手握笔杆的人,要多写一些对电影人、对观众都有教育意义的文章,借此满足观众对演员实际生活的了解,拉近和增加他们之间的感情交流。

演员,其实只不过是一种社会职业分工而已。社会需要文化艺术,那就需要有人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要人从事文学写作、导演工作、音乐工作、拍摄工作、表演工作,还有舞蹈、歌唱、演奏、指挥、作曲等等,这只不过是社会分工,和其他社会工作的意义完全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在为人民制造精神食粮。

有些记者在采访我的时候,大都要我谈谈拍戏时的花絮,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有些事情确实想不起来了,想起来的是无非《铁道卫士》中把追火车放在最后拍,是怕万一演员摔伤而影响了拍戏的进度。演员万一摔伤了,可以住院治疗,摔不着则皆大欢喜。再有一场“夜思”的戏,是在黑暗的办公室里,高科长独自一个人吸烟思考问题,不要灯光,要借吸烟的火光一闪一亮,来照射出高科长思考时的状态,这样演员就得自身带着灯,把灯泡用胶布粘在演员拿烟的手心里,一吸烟,左手就打开电门开关,使灯泡发亮,效果就出来了,同时,演员的身后还要背上两个一米来长的电池桶。我当时开玩笑的说:“这哪里是演戏!纯粹是杂技表演。”

还有些记者问:“您演了那么多戏,你最喜欢哪一部?”我经常讲,我几乎没有什么满意的戏。

“您为什么一连演了那么多的侦察员?所以,观众对您又有‘银幕上的侦察员’的美称。”

选我演什么,那完全是导演的考虑和安排。当时,我演的《神秘的旅伴》、《虎穴追踪》、《国庆十点钟》,都已是经过几个人试镜头才定下由我来演的。再有,也许是导演和观众都有一种习惯势力,或先入为主的概念,他们就觉得你像。

还有的记者希望我较全面地介绍一下自己,这可难坏了我!谁看你那喋喋不休的流水账?最好简练些,结果,我想了个自我介绍的方法,不妨写给你――

我与亿万百姓一样,同属草民,热爱艺术,珍惜时间,感情真挚。

喜――自由,怒――欺弱,哀――心死,乐――交谈,爱――读书,恶――浪费,惧――愚昧、专横。

我有很多缺憾,但努力追求完美。

我喜欢和平头百姓交往,因为他们是影视艺术的基本观众,也是我们应该服务的对象,而作为影视的编、导、演,都应该熟悉他们的生活、经历、心态,感知他们的爱与恨、所思所想。至今我仍与这些观众保持密切的往来。

去年夏季,我曾经去过上海,那是应一位退休老观众的邀请。说来话长,这位先生是我在多年前通信相识的,当时,记得他还是个中等技校的学生,从1958年开始通信,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了。开始是这位观众看了我的戏,有感而发给我写信来。过去,观众给演员写信,大部分是属于观众感觉对影片的摄制、演员的表演有兴趣,出于善意的称颂或提些自己的意见,有时收到的信件太多,确实没有时间见信便回,就在《大众电影》等刊物上写一篇短文,表示感谢或致歉,可是,有的观众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写给你,那么,出于最起码的礼貌,演员就必须要回信了,这样,久而久之,虽不能谋面,也就成了朋友子,上海的这位先生就是这样相识的。有一次,我去上海出差,他去我住的旅店里来看望,并且请我去他家里做客,以后,我到上海去体验生活,他们夫妻又来看我,后来,就由通信又变成了通电话。前些年,我爱人故去了,他居然跑到天津来陪我,其用意是怕我孤独、伤感、悲痛,竟然住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帮我做这做那。他回上海后,又是三番五次地约我去上海,真的是盛情难却。去年夏天,就借暑期放假,带着我的小孙子去了上海,在他家住了整整十二天。

前年,哈尔滨、黑龙江电视台做节目约我去,有个检察官一直想认识我,他通过电视台见到了我,兴奋地和我畅谈老电影。没有想到的是,通过这次交谈,一些喜欢看“侦察片”的观众,都去问他是通过怎么样的方法认识我的?检察官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后,这些朋友就联合起来,组织个什么“印质明影迷团”,约我再去哈尔滨,由他们接待。这么多人的心愿,我总不能无动于衷吧?于是,我赶到哈尔滨车站,这些朋友早已在车站等候,并打有“欢迎印质明”的大幅横标,见到此情此景,我真的有点受宠若惊,我心里的感觉是小题大做,真恨不得赶快躲起来。谁知,他们又通知了电视台,而电视台认为演员与观众往来这种纯民间性的交往很少见,就把它拍摄下来了。

接下来,这些热情的观众把我引到下榻的宾馆,告诉我就住在这里。我坚决不答应,因为这种花钱的负担,强加在大家身上,都属于不应有的浪费。我提出要求,说要自己选择住宿。于是,最后选了三家,一是那位检察官家,再是一个工人家里,还有一家是在农村,我每家住三天,和他们谈天说地,唠家常,说真的,这次与热爱电影艺术的观众见面,对我的感触是极为深刻的,同时也知道了不少当今的实际情况和农民生活的真实状态。

以上是想哪说哪,一篇大白话,但却是我的肺腑之言,也许是我一生所形成了世界观、道德观,也或许是我从年轻时代所处的时代、所受到的教育,根深蒂固地形成了我对社会、对生活、对事业、对人生的一种认识和感受,情不自禁地在信中自然流露出来。好,就谈到这里,欢迎再来天津。(此信本刊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