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皓 一个远程教育学者的哲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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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皓曾经拒绝过无数次专访，理由无他，唯说要低调。在徐皓的心中，脚踏实地地做事才是重要的。终于，在他的研究文选《站在远程教育的门槛上》即将付诸出版之时，才终于肯面对记者。

新书散发着淡淡的油墨芬芳，在目录页的前面，有一页徐皓自拟的：我的研究与写作箴言，非常引人注目。第一句是勒奈・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最后一句是国学大师黄侃的：五十之前不著书。

仅仅看第一句与最后一句，便可读出他的严谨。他有着冷静的哲学思辨，也有当下浮躁空气中难得的沉静。

他出生于1951年，早已过了知天命的五十岁。在近30年的电大教学和管理中，积累了近百万字的研究心得、思考与体会，2010年，他终于开始将他多年的积淀集结成书。书中的文章是精选了再精选的。尽管他本人说，这只是对自己多年来思考和写作的一个总结，这本书的出版，也标志着徐皓已经成为研究远程教育的知名学者，实际上，他早已是远程教育方面的专家。

在该书自我简介中，徐皓这样写道：现任上海电视大学研究员、《中国远程教育》杂志专家委员会成员。却并未提及他的另外一个重要身份：曾任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现任上海电视大学副校长。“再过几年从行政职务上退了，到时我就可以专心去搞远程教育研究了。”徐皓微笑着说，一点也没有行将退位的失落，却有对全身心投入研究工作的向往。

两个十年项目中的中坚分子

并非只有一波三折的经历才可以构建起精彩的人生。顺风顺水中依然能够暗藏生活的波澜壮阔。徐皓的人生经历是极为平和顺畅的，在江苏广播电视大学任教，由于能力突出，两年后就被破格提升为最年轻的教务处副处长，不到十年又被提拔为分管教学的副校长。1992年，又进入上海电视大学。“屈指算来，我在电视大学领域工作近30年了。尽管有多次去普通高校的机会，但始终没离开过电大，因为我和电大有很深很深的感情。”徐皓说。

“中央电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的试点和评估是徐皓在电大系统中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从1999年到2007年，整个工作近十年，徐皓全程参与。作为教育部高教司评估课题组副组长、专家组成员，徐皓身在其中，熟悉其中的每一个环节。既是参与者，又是评价者，使徐皓能够经常换位思考，获得很多宝贵的感受，除了撰写了“理解三部曲”和“如何三部曲”六篇论文近10万字之外，还写出了一系列评估杂感，发表在《中国远程教育》杂志上，被圈内认为“非常引人注目”，从而在远程教育系统内获得了极大的反响。他的很多观点，既带着结合现实环境的考量，又有着悠远的哲思。比如，在《还是‘回到原点去’》这篇文章中，他写道：“在远程教育教学模式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我发现教学管理模式的改革滞后了。什么才是管理模式改革的切入口?管理模式改革推进的合理思路在哪里?看来还是回归到事物发生的原点，即能否做到‘以学习者学习为中心’，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上种种新颖独特的观点在他的一系列教育部试点项目教育评估现场杂感中均有许多体现。在历时十年的评估过程中，徐皓并不单单将自己定位于一个工作者、参与者，同时，他还是一个思考者，思辨的眼光从未放弃在远程教育的这片广袤的沃野中深入挖掘。在很多人看起来程序化，规则化的工作中，徐皓却撷取了一串又一串思想的珍珠，并付诸文字，成为一种理论。

徐皓参与的另一个项目则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政府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的电大发展项目。电大从无到有的电视演播设备引进和技术培训就在那时开始的。为此他也被教育世界银行贷款办公室借调，忙完电大的又忙其他高校的，断断续续就是10年，“细细想来，这十年真的经历了太多，”徐皓说，“也收获了很多。”那十年中，徐皓经常往返于北京和南京两地，有时为了一个项目的进行，不得不离家常驻北京数月甚至一年。吃住在简陋的大学招待所中，工作就在教育部机关或项目攻关集中地，两点一线，通宵达旦，废寝忘食，这些词儿太普通，却是真实的工作写照，有乐趣吗?或许也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他所住的那个招待所里，某一天，他发现，自己的邻居竟然是现在大红大紫的宋祖英。徐皓偶尔还能欣赏到金嗓子宋祖英的美妙歌声。

在参与教育部的这两个项目中，两个十年，很多老师参与了又走了，徐皓是为数不多，从头至尾坚持到底的人。并且是其中的中坚分子。为此，徐皓也认识了一大批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以及全国其他高等学府的专家和学者们，并且还被他们戏称为“行政级别最高的青年专家”。于是徐皓还被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以及兄弟省级电大请去，在那里进行讲学和开展培训。这就是因为一般人总是把项目当作工作来做，徐皓则把项目当做一个事业来做，同时又尽最大的可能将事业当做学问来做，从而倾注了自己所有的热情，真诚和思考。

创新独特的学术理念

“我一直追求的一点就是和别人不一样，也跟自己不一样。”从这，也可以解读出徐皓式的特点之一，那就是创新，独特，这在他的文章中处处可见。

“我喜欢站在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徐皓一点也不避讳自己思考方式的“另类”，也承认，这是他的特点之一。

徐皓喜欢读书，自进入电大系统以来，一直对远程教育进行着不懈的思考。徐皓不大喜欢谈论自己，他更愿意与人分享他的研究心得，他对远程教育的不懈思考。在他的言语之中，很容易就会读出他身为电大人的骄傲与自豪。他看书很多，不管是文史类，还是理工类，他都有涉猎。与众不同的是，他总是将在其他庞杂学科中所看所想汇聚到远程教育的思考中来。

“我服膺他们的学术思想与研究成果，但并非是对他们所有的理论都全盘接受，我有我的看法，自己观点。”徐皓说。比如，托尼・贝茨，这位加拿大籍鼎鼎有名的国际远程教育技术领域中的大家，也是英国开放大学的奠基人之一，曾经写过一本书《技术、电子学习与远程教育》。徐皓通读完毕，便提笔写下《直面贝茨》一文，文章的主旨是与贝茨讨论，如何认识、理解乃至翻译“E－Learning”。徐皓明确地指出：大凡术语的提出乃至理解，首先应在其社会属性之上，才有内涵，才可久远。徐皓认为，不要去纠结如何翻译“E－Learning”，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学习的媒体总是在更新，但总不能将各类学习方式简单地跟随技术手段的变迁而更名，其实直呼“E－Learning最好。“因为它本来就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丰富的学习内涵、同时还可与其后出现的M－Learning(移动学习)、B－Learning(混合学习)、U－Learning(泛在学习)等组成一个美好的Learning系列而与时代共舞，与人类同存。当然，还是贝茨的书名中原先的‘Open－learning’就比现在的‘E－learning’要好。“开放学习作为开放教育的核心，不正是充分体现了‘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终身学习理念，难道还有比之更好的表述吗?因此，还是O－Learning好!”在文章的结尾，徐皓这样写道。言语之中，自有一种恢弘阔朗的气质。

与《直面贝茨》同类型的文章，徐皓还写了八篇，分别是与世界著名的远程教育学者之间既崇敬又倾心的对谈。徐皓认为，这并非是挑战权威，而只是提出了他自己的个人思考和观点而已。

他并非只会对公认的权威点头颔首，也并非一定要在学术大家的文章中挑刺，他只是喜欢在阅读中融入自己的思想，并用哲理的笔触将它写出来而已。“与这些大师面谈或许并不现实。但是这并不防碍我与他们在心灵和思想上的交流，在交流中碰撞出火花，也不失为对远程教育研究的一种贡献。”徐皓说。

他不说教，不玩深奥，尽量将难懂的学术研究用优美的语言表达出来。他如同一个作家般地珍爱着自己叙述过程中的句子，让每一个句子都散发出一种诗意的存在。而这些真实的，诗意的，美妙的文章也在或明或暗在彰显着徐皓充满哲学，诗意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