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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阵子,我到台北书院讲座。书院强调立命之学,除了儒释道三家并举,尤其着重道艺交参。目前除了儒释道这根本学问外,也开设《中国文人画》、《中国诗学》,以及《书艺中的生命意味》等课程,此外,另有花艺与茶艺之实作课程,并不时举行雅集,名曰,“茶与乐的对话”。
台北书院的空间疏朗,讲堂极佳;在讲堂授课,才开口,便觉神清气爽;两个小时过后,还依然神清气爽。书院另设茶坊,同样清雅简静,气场甚好;据云,可以久坐不累。整个书院空间,除了气定神闲之外,另有一份文化积淀之大气。
讲座当天,我谈孔子。特别提起,“礼”不只是形式规范,更是万民不自知之修行法门。讲罢,有听者请闻“礼乐”之“乐”字。我笑答,“乐”字难言。
孔子言必称“礼乐”。孔子的政治,是“礼乐”政治;孔子的教育,其实也是“礼乐”二字。但是,宋儒之后,读书人渐渐不知“乐”;这不知“乐”,后来越演越烈,如今更甚;不信,你且听听学者专家言“乐”,恐怕,只会越听越糊涂。正因与“乐”渐行渐远,读书人的性情,遂日失其正;民族之气运,遂逐年陵夷。
“礼乐”分而言之,“礼”是形式,“乐”是性情;“礼”是色,“乐”是空。“乐”,遍在于中国文明之一切造形,当然不只是音乐。
“乐”是悦乐之情,是兴发之气。首先,不能有苦相,不能一脸紧绷;是论语首篇强调的“不亦悦乎”,是心生悦乐;故曰,“乐”者乐也。其次,不能有纠结,不能满脸浊气;是乐记所云的“乐着大始”,神清气爽,时时归零,仿佛有个天地之始;因此,“乐”者兴也。
中国的八音,丝竹最感人心腑,也最日常;但若论特色,则在钟鼓。尤其是钟,乃国之重器;但凡仪式大典,必不可少。钟唯一音,讲究那一音之深宏悠远。佛教中国化之后,多纳礼乐文明之精髓;百年以来,神州大地,礼既崩,乐更坏,唯有那佛寺,尚多少可见典型。现今,有时我清晨四点多起身,都会闻得远处佛寺之钟声;听那钟声,平正和穆,又最清扬,满是朝气。中国古代,从朝廷宫城,到大小县城,都是天刚拂晓,便钟声清扬;即使贵如天子,也需清晨五点,便准时上朝。中国的礼乐文明,首先,就是要有这清扬朝气。
《论语》曾点言志,“风乎舞雩,咏而归”,既是咏诗,又一路有歌声,这当然是“乐”。此外,孔门怡怡熙熙的和穆之气,对应着暮春三月的莺飞草长,对应着万物和畅的欣欣生气,才更是天地之大 “乐”。乐记有言,“乐者,天地之和也”,中国诗歌之所以多山水田园,中国文人画之所以山水无尽,其实,都着眼于这天地之和,更聚焦于这天地之大 “乐”。“乐”,乃中国文明之核心。
若论诗歌,李白游于天上人间,行遍名山大川,其泱泱浩浩的一派兴发,最是盛唐气象,更是 “乐”之极致。李白之后,则有苏轼;苏诗近散文,诗家或不以为贵;但苏轼之文章诗词,都最得“乐”之极意。尤其其人,自罹祸遇贬以来,日益冲淡,日益平和,还日益兴致盎然。这兴致盎然,使得他看人看事,俱生好意;走东走西,处处好玩。不知者,还以为他春风得意,四处闲游;岂知他一路贬官,其实一身忧患!孔子云,“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苏轼这不忘其忧、不改其乐,才是真正生命之大“乐”。
“乐”是自性光明遍照世界,是即使忧患困厄,也能万象历然,皆成其好。中国文明有此“乐”字,才一次次历灾度险,千劫如花。眼下,中国文明初初再造,“乐”这根本核心,便不可不留意。本来,中国文明之一切造形,皆有“乐”意;举凡音乐、诗歌、书法,乃至于寻常生活之茶事、花艺,都可俱现中国文明之真性情。而今,尽管台北书院强调立命之学,并不特别标举礼乐;然而,大化本无形,正当书院一派气定神闲地道艺交参之时,那里的神清气爽,那儿的疏朗大气,其实,早已踏出文化重建之第一步,更召唤了久违的那个“乐”字。
作者系台湾知名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