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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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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民生领域造成的巨大变化,相信没有人不晓得。依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学说,或资本主义社会所相信的中产阶级理论,似乎都告诉了我们:大陆的思想或意识形态领域,亦应已随之变化。

在许多地方看,确实如此。现在若再把当年讲的那一套拿出来,主张大炼钢、打麻雀、批孔扬秦、又红又专等,大家可能都要觉得那是发神经了。

但思想的事,也并不那么容易说的。像翻书般,立刻幡然改途,旧的完全不留下痕迹。怎么可能?孙悟空何等英雄?头上戴着金箍戴得久了,即使把金箍拔了下来,不免还有个箍痕,脑袋会有些变形呢!

近获友人一信,说:“不久以前,我偶然结识一位77岁高龄的退休教授,仍在做汉语和英语的对比研究。他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传统包袱太重,不抛弃传统就永远没有希望。他正在做一项重要的研究:破解‘李约瑟难题’。要从语言思维的角度来解答,为什么中华文化发展不出科学和民主。因为当今中国社会问题重重,仍然没有能够走到科学民主的文明高度,是中国传统文化制约造成的。汉语、汉字作为这种文化的载体,制约了人们的思维,导致中国无法摆脱政治专制,无从发展科学理性。他主张废汉字废中医,认为只有像明治维新那样,与中华传统文化一刀两断,才可能进步。”

友人说:“老先生说这番话的时候,我出于礼貌努力克制自己,握出两拳的汗。面对一个颤着满头白发的77岁老人,我不忍心与他当面争执。老先生一心为国,有一种奋不顾身的战斗姿态。”

看了这番叙述,我也感慨良深。他所叙述的老者,当然绝非个案,代表着一种类型。而这类人,数量亦绝不能低估,其年龄层分布也甚广,并不只有老人才会如此。

这种类型的总体特征是民族情绪式的爱国主义。因爱国,故恨铁不成钢,对中国社会、文化、政治体制现况至感不满,渴欲突破,遂多过激之评。如何突破桎梏,其方法则仍乞灵于“师夷长技以制夷”。夷之技,从科技、物质建设、经济发展、民生政体,到思想、文化、文字、生活方式、,无不有人提倡,认为不如此则中国将永远走不出专制封建、永远不能现代化。

现代化是他们的理想。可是他们并不承认这只是在效法洋人,更不等于数典忘祖。在理论上,他们会主张科学、民主、西方哲学乃至拼音文字具有普世价值;心态上,则毋宁说他们是期望压倒洋人,以光宗耀祖的。祖宗之典,若符合上述“普世价值”,他们当然也会觉得很光彩,但不符合的糟粕,却断然应予舍弃。何况,纵有符合普世价值之精华,几千年来也没发展出西方之民主科学,其中必有阻碍进步之毒素,必须挖掘出来,彻底扬弃。而凡拥抱这些糟粕,不思进步之“保守”人士,当然也就成为他们亟欲批判、清除之对象,认为此等人即使不是主观上在护卫着封建专制之体制,也会在客观上延缓了中国现代化之进程。

如此曲折纠结之心态与想法,其实在中国已盘桓百余年了。治思想史者,对之观览已厌,觉得早就是陈年往事,不堪絮说。可实际上它到现在还在我们身边随时发散,起着具体作用。上述老人,只是其中一例而已。

更扩大来看:目前两岸政经主导方向也都还是现代化。执政者或以科学发展观自命、或以民主政体自诩,经济上则均努力融入资本主义体系。反政府或对政治有异议之人士,大抵也同样高持现代化之大义,批评主政者不够民主开放、经济管制还太多。

在这种政经社会现代化体制的大框架下,正方反方其实都是现代化论者。既如此,则刚刚我们说的那一类人,自然就不只是“一类”人,而是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人们只是在这个潮流中所站位置互有偏侧而已,差异甚小。

因此台湾人看大陆动辄狂野横恣的民族主义,大陆人看台湾愤激高昂的爱台湾意识,都深不以为然,可是很少人体会到它们是同一种东西。在台湾,反威权的李敖柏杨等,宣称要全盘西化、打破中国酱缸文化,在大陆上的呼应者也不少。当代自由主义论者,强调要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讲的仍无非是民主与科学那一套……

在这样的社会中,讲传统文化的人,当然才是真正的边缘人。而持现代化心态者,对这类人却又是敌视或至少是有防范的。怕这些人又来干扰现代化进程,或把大家再带回封建专制去,故对此类人之提倡传统文化、推广传统文化教育、讥讪挖苦乃至出面抨击,殊不罕见。

这几年,大陆号称有“国学热”,各大学纷纷成立国学院,各地开办了无数国学班,海外遍设孔子学说,孔子的生平,或拍成电影、或拍电视、或拍纪录片、或制作为动漫,各处亦均有儿童读经活动,还有私塾与书院之复兴、孔庙及各种祭礼之举行、汉服运动之倡导等,好不热闹。

但依我上文所分析,即知此仍多为浮沫。表面热闹,整个社会体制及思想意识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汉字要继续简化,仍有许多人在坚持;废汉字,仍有许多人在努力;分辨传统有精华与糟粕,必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仍是响亮的口号;时不时就会有人出来为国学热降温,亦仍是社会之现实。

社会上流行的国学,也仍只是补白型及依附型的。

补白型,是说现代化社会的世俗化工具化倾向,不能满足人的若干心理需求,因此用传统文化补现代化生活之缺,提供这方面的抚慰。其性质与大众心理学、精神治疗、宗教体验相近。

依附型,是依附于现代社会之逻辑,希望国学能帮助企业家赚钱,做决策、进行管理、扩展人脉;帮助进入全球化的中国人说明自己的文化身份;帮助政府进行人民德治教育等等。国学有没有价值,得看它能不能达成这些功能,若不能,就是糟粕。

时序已进入2010年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些新思维呢?

龚鹏程

1956年生于台湾。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今游大陆,为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