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淮南子》的文与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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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淮南子》以道家思想为主，同时借鉴、吸收了儒家的部分观点。在文质关系问题上,它的确强调了"质"的首要地位,但它并没有摈弃"文",相反,对"文"也相当重视。首先从先秦各家文质观出发，详细探讨它对"文"与"质"的理解和使用，《淮南子》是"以质为本"、"先质后文"、"文不可缺"、"文质统一"。
关键词：《淮南子》 文饰 质朴辨证统一
“文质”是中国古代文论中极为重要的一对范畴，实质上是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文与质的关系，可以说是伴随着中国审美观念的形成发展而源远流长的。在先秦时期的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各家都已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不能武断说《淮南子》的“文质”范畴是源于哪家哪派。
在先秦，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文与质的问题上主张文质统一。“文胜质则野，质胜文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篇》)这句话本事针对“君子”个人的修养而言的，但其中也论述了文质的关系。孔子虽然主张文质统一，但其质本文末的思想也是很明显的。“志足言文”、“情信辞巧”、“人而无仁如礼何，人而无仁如乐何”，强调了质的重要性。在道家、墨家、法家谈到文质关系，均采取尚用不尚文的态度。道家从老子“道法自然”的学说出发，尚质弃文甚至。《庄子.达生篇》说：“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二曰五声乱耳，……三曰五臭熏鼻，……四曰五味浊口，……五曰趣舍滑心，……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认为外在的“文”是有害的业，是绝弃的对象，强烈反对文采。《墨子.大取》云:“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就是说，“立辞”只要合乎逻辑就行了。墨家重质轻文可见一斑。在《韩非子.解老》篇中说:“和氏之壁，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物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由此看来，在“文质”关系论上，法家、墨家与道家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
《淮南子》对文与质的理解具有明显的融合色彩，既继承了儒家文质统一论，也吸收了重视自然美的观点。可以说是尚质重文，把真情、内容置于首位；同样重视“文”,认为文是“质”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对“质”进行适当的文饰加工。《淮南子》是在尚质前提下的文质结合、文情统一。
一、质为根本，先质后文
从崇尚自然的观点出发，《淮南子》认为，与文相比，质是根本的东西，有质才有文。《本经训》“钟鼓管箫，干戚羽旄，所以饰喜也。衰苴杖，哭踊有节，所以饰哀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钺，所以饰怒也。必有其质，乃为之文。”中的“质”指真实的情感内容,“文”指与情感内容对应的礼仪形式，应先有情感内容,后有相应的礼仪形式,由内而外,先质后文。《缪称训》“锦绣登庙，贵文也；圭璋在前，尚质也。文不胜质，之谓君子。”其中，“质”指内在的纯朴感情，“文”指外在仪式。“文不胜质”即指不能以外在的仪式掩盖内在质朴的感情。《道应训》“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娱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礼以其质,……”中“质”即本质，也可指真情，“文”指外在礼仪。姜太公讥讽、含蓄地说了“以文质”的弊害。旨在证明“文”不能胜“质”。 《诠言训》“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胜则质，邪巧则正塞之也。”“饰其外者伤其内，失其情者害其神，见其文者蔽其质。……故羽翼美者伤骨骸，枝叶美者害根茎，能两美者，天下无之也。”“文”指文采,“质”指质朴。文采与质朴为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二者不能共存。“文”与“质”也只能二者取其一，表现文采必然遮蔽质朴。《说林》说：“ 白玉不琢，美珠不文，质有余也。”指出具有质美的东西是自然美好的，是不需过多文饰的。从这些例子足以表明《淮南子》中不论“文”指外在的礼式还是文饰加工，“质”指内在的情感内容还是本质本性，它都强调“质”的至高无上，主张“文”要服务于“质”的需要,不可超越。
质朴是一种大美，质是一种不假文饰的天然美。《真训》说：“古之文，有处混冥之中，神气不荡于外，万物恬漠以愉静，搀抢衡杓之气，莫不弥靡，而不能为害。当此之时，万民猖狂，不知东西，含哺而游，鼓腹而熙，交被天和，食于地德，不以曲故是非相尤，茫茫沉沉，是谓大治。于是在上位者，左右而使之，毋淫其性；镇抚而有之，毋迁其德。是故仁义不布而万物蕃殖，赏罚不施而天下宾服。其道可以大美兴，而难以算计举也。”
二、文不可缺，质美需文饰
《淮南子》以毛嫱、西施为例，生动说明了文的重要性：曰:“今夫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衔腐鼠，蒙皮，衣豹裘，带死蛇，则布衣韦带之人,过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尝试使之施芳泽，正娥眉，设笄珥，衣阿锡，曳齐纨，粉白黛黑，佩玉环，揄步，杂芝若，笼蒙目视，冶由笑，目流眺，口曾挠，奇牙出，靥摇，则虽王公大人，有严志颉颃之行者，无不痒心而悦其色矣。”(《修务训》) 它指出如果毛嫱、西施这样的美女佩戴丑陋的装饰，也会引来路人侧目，令人生厌；如果她们经过精心打扮显得容姿更加美丽，就连“王公大人有严志颉颃之行者”也会油然而生爱慕之心。仅此一例，足以说明质美仍须“文”饰。《真训》也说：“百围之木，斩而为牺尊，镂之以剞劂，杂之以青黄，华藻鲜，龙蛇虎豹，曲成文章，然其断在沟中，壹比牺尊、沟中之断，则丑美有间矣。”
相比韩非所说：“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这种质美需文饰的观点要全面得。《淮南子》注重质美兼取文饰，主张文与质巧妙结合，不能偏废，对法家“好质恶饰”思想有所修正和发展。
文饰增益质美还具体表现在《淮南子》一书的字里行间。《淮南子》虽然旨近老子，却不像道家强烈反对文采。首先，它以“道”为中心，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多为之辞以抒其情”、“博为之说以通其意”。在语言运用上，它“有小有巨，有微有粗”。“虽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观终始矣。”“繁”，通“樊”，“繁然”，指繁多，是说繁复、详尽的文字叙述。在《淮南子》中对文字使用的考究，在此可略窥一斑。此外，《淮南子》论“道”毫不枯燥，用辞多彩，华丽多姿，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如比喻、排比、对偶、对比等。尤其是比喻的运用相当精巧微妙，《原道训》篇中以水喻道。为形容、传赞“道”，此篇连用13个分句从不同角度来描写水，丰富多彩，具体形象，恰如其分。比喻的运用在其它篇章中同样精妙。至于排比、对偶、对比等在书中更是数不胜数。这些修辞手法的运用，使语言表达富有逻辑性、变化性，极大地提高了语言的表现力和说服力，更巧妙形象地表达其“道”的本质。
三、文质结合，文情统一
从崇尚自然的观点出发，《淮南子》特别强调文与质相结合、文与情相统一。《诠言训》：“饰其外者伤其内，失其情者害其神，见其文者蔽其质。无须臾忘为质者，必困于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伤骨骸，枝叶美者害根茎，能两美者，天下无之也。”《缪称训》也说：“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系于中而欲发外者也。以文灭情则失情，以情灭文则失文，文情理通,则凤麟极矣,言至德之怀远也。”此处的“文”，指的是音乐的外在形式。音乐的产生缘于抒感的需要，好音乐可以更好地表达感情。内在真情与外在形式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如果用外在形式掩灭内在真情，那就失去了真情；如果用内在真情掩灭外在形式，同样也就失去了必要的形式。这就是“文情理通” ，它是音乐的极致，内在真情与外在形式的有机交融。内在真情与外在形式契合一致,就会“心哀而歌不乐,心乐而哭不哀”(《缪称训》)。相反，“言与行相悖，情与貌相反，礼饰以烦，乐优以淫”(《齐俗训》),就足以乱国、亡国。言说的目的是为了表达某种思想感情、观点态度，以打动对方，引起对方的共鸣，从而使得交际顺利、圆满地进行。所以，“文情理通”同样适用于言说修辞。
人的思想感情是自然形成和流露出来的，外表的声音与行为是和感情相对应的。“喜怒哀乐,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发于口，涕之出于目，此皆愤于中而形于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烟之上寻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强哭者虽病不哀，强亲者虽笑不和。情发于中而声应于外。”(《齐俗训》)打动人、感染人的言说都应该而且必须与所欲表达的感情对应一致，即“出言副情”。“副”,即符合。“出言以副情,发号以明旨”，指说出的话与真情相符，发出的号令要阐明旨意。话语与真情相符和便做到了内在感情与外在形式的契合一致。
《淮南子》“文情理通”、“出言副情”的修辞主张。后被司马迁继承并进一步的发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指《离骚》文约辞微,称小指大,言近意远,正是中国文学史上“文情理通”的典范之一。
综上所述，可得知《淮南子》在广泛吸取先秦各家“文质”关系论的基础上，扬弃了道法墨“重质轻文”的偏颇，力主“文”“质”结合、“文”“情”统一，提出了“文情理通说”和“出言副情说”。虽基于儒家的文质观，又融汇了各家“文”观念，试图总结比较注重感情又不放弃外在形式的“文”“质”关系说，这对后世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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